封面印着“纪56•北京电报大楼落成”的新邮，封底印着“乌克兰和俄罗斯重新合并300周年”的苏邮，1958年第11期的集邮杂志虽然才薄薄的22页，却荟萃了谢觉哉、老舍、周贻白、程本正、陈复祥和王安国等名家的文章。时代的烙印再所难免，字里行间总有这样那样比较生硬的说教，但在文革前的《集邮》杂志中还算得上是相当解渴的一期。谢觉哉的诗歌——《题志愿军凯旋纪念邮票》共四节，其中“来时炮火团团转，归时鲜花朵朵开。共把花园维护好，不容猪嘴再伸来。”朗朗上口，且雅俗共赏。革命元老为纪念邮票题诗，谢老当是开了先河。相形之下，大作家老舍的小文章——《我们的邮票》看来是编辑盛邀之下产生的应景小文，三两百字仍不乏热情。中央戏剧学院周贻白教授的《谈集邮》则一气写了好几千字，畅谈了自己泛泛而集到专题收集的集邮经历，以及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里的集邮观；有些经验到今天仍有参酌的意义。周贻白称他当时就已集邮十本以上，可见迷得不浅。不久前我在厦大图书馆翻得一部周先生42万字的专著——《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是上海古籍出版社79年的版本，书注明为遗著，才知周先生早已作古。冯其庸先生在序中写到：“周先生在戏曲研究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知识广博……”而周贻白在《谈集邮》中则说，“集邮可以扩大知识范围……”，还说他注重的是反映文化发展的邮票，也兼收动植物和体育票。可见周先生的知识广博与他的集邮嗜好不无关系。
程本正和陈复祥都是老集邮家，但出生不同，前者是邮政职员，后者是邮商，共同的专长是在集邮时注重研究，著述不断。可惜当时比较严厉的政治环境使他们在专长上的发挥十分有限（周贻白的文章对旧邮刊所持的批判态度可对这种环境略见一斑），但仍努力在邮识的普及上作文章。《集邮》的编者按称“陈复祥同志”，倒也让如今的我觉得多少有些狭义心肠。我们现在可以在《中国集邮大辞典》的“邮政、集邮人物”条目中见到这两位邮人的简历和相貌。但王安国却没有，这是很可惜的。周贻白典中无名，倒还有商榷的空间，而没有王安国就匪夷所思。王在1955年中国集邮公司成立时到1969年公司被撤消一直为该公司的经理，是具有“邮政与集邮双重身份”的重要人物；他在1958年第5期的《集邮》上写过《伦敦见闻》；他还在1965年的第1期的《集邮》上发表了《祝〈集邮〉创刊十周年》。近十余年来有关邮坛人物的回忆文章极多，而涉及王安国的文字偏偏很少，他在文革中是如何去世的也不得而知，甚至连面面俱到的《中国集邮大辞典》都回避了对他的介绍，只是在“中国集邮公司”的条目中点一下名而已，个中是否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或是什么难言之隐？这倒越发地使我对此君感兴趣。我曾经向邮电部的一位熟悉王安国的老同志打听过王的情况，唯一的回答就是“病死了”，再问，也问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随着文革的档案逐步解禁，1969年大规模销毁历史珍贵邮票的事件正在浮出水面。在这一场中国邮票史空前的浩劫中，眼看着包括766枚红印花原票和1000枚梅兰芳小型张在内的大量珍稀邮票就要化为灰烬，身为中国集邮公司前经理的王安国挺身而出，万分痛心地说：“1959年我参加伦敦集邮展览会，吃、住费用，一枚红印花原票就够了，这么多红印花原票要销毁，太可惜了。”王安国的话遭到了邮电部军管会人员的批判。在当时乌云压顶的情况下，王安国难能可贵！联想到王安国在1958年《集邮》上写的文章中提及一些外国邮票“常常是不正派的人偷运进口的，在外汇上国家要受损失”，可谓前后呼应，表现了这位新中国“官方邮商第一人”强烈的国家利益意识。
2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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