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明白……以后等你正式过门，成为沈家少奶奶，我再跟你说。”
“快去！你张公公在向你招手呢！”
沈海忙拉了咪咪的手跑过去。
航班预告牌僻哩啪啦地翻了一阵，然后停住了。广播里传出的声音同时报告道，那班从香港过来的飞机，要晚点半小时。紫藤站不住，那虹桥机场又不为接客的人设座椅，幼藤便搀了地返回不远处停着的桑塔纳。沈海与咪咪早跑进机场小卖部去了，隔着一层
玻璃门可以看到他们俩一人手中一个可口可乐拉罐，含了吸管，边吮边兴致勃勃地测览那柜台里的商品。沈泽鲲为张宗元找到了一根金属栏杆，原本大约用来分隔候机者的队伍的、半人高支在地上，沈泽鲲让张宗元坐在上面，自己则立于他面前，继续刚才关于国家对自费留学生政策的谈话。他们俩一个七十多，一个近五十，愈者愈相象了，都瘦且高，都架着一副职援边金属架眼镜，都将带点卷的头发理得短短的并且吹得熨熨帖帖，而且还又不约而同地都喜欢穿茄克衫，门襟的拉链都很规规矩矩地锁着。两个人的不同只在皮肤皱纹的多少深浅上，还有张宗元一头银发，沈泽鲲则除了鬓角出现几根白丝，望上去都还是一片乌黑。气质上也有差别，那张宗元虽然年近露是，白衬衣里却系了根色泽鲜艳的领带，腰板也直，手指上还箍了个方形的金戒，浑身透出了点商界人士的味道；而沈泽鲲，皱巴巴的不知什么花色的衬衣显然穿了好几天了，足下还是一双很老式的松紧日黑布鞋，白寥寥的脸色沉稳的表情谦恭的神态，一望而知是个读书教书人。
沈泽鹏和白曼娜站在离他俩大约十几公尺远的地方，背靠着一堵将拆未拆的墙。这虹桥机场早已老化到家了。总说要大改建，却还总是在小修小补，水泥钢筋预制板什么的乱七八糟堆放着。
白曼娜在咦叨着：“干嘛把这张老头子叫了来？这木明摆着扫爸的兴吗？你瞧瞧，那边他们俩，活脱活像的，简直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
沈泽鹏叼着一支“万宝路”，富有深意地笑笑：“你懂什么？我正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呢，沈家门里就我一个正宗子孙。”
二十年工夫可以造就一个人，也可以改变一个人。沈泽鹏早已不是二十年前那名美专毕业生了。
他病愈后返回紫藤花园，沈泽鲢已经办妥了与白曼娜的离婚手续，自己搬到学校宿舍去住，把他的老婆儿子连带红楼二层那间一隔二的卧房原封不动地妥为归还给了他。大藤死后，沈泽鳗又去民政局申办了领养田大藤的遗孤、刚满月的团围的手续，并为团团取了正式名字沈幼藤。前面的离婚比较好办，后面的领养却遇到了麻烦。民政局的人说，田大藤车祸死了，不等于那孩子就是孤儿了，她还有生身父亲呢，人家肯同意把孩子给你吗？沈泽辑有苦难言，回家来找紫藤商量。紫藤到这时已明白大藤生前所说的在贵州找了个爱人，爱人对她漠不关心，因此生了团团后回去就跟此人分手之类，统统都是子虚乌有的谎言，是与泽辑共同设计好了用来对付包括她生身母亲在内的一切人的。死去的大藤让活着的紫藤深深感到了母女两人之间的隔阂，而且令她痛心地意识到，这种以欺瞒世人来抗拒世人的根子，其实在她这当娘的身上，只不过娘的保守的被动型的守口如瓶演变进化为女儿的先进的主动型的有计划有步骤的策谋罢了。紫藤自然明白，女儿撒谎也罢，编造也罢，实在仅只是为了日后索回本来就该属于她的东西，有了围困之后，则是为了谋求本来就该有的合法地位，她应该继承女儿遗愿，她义不容辞。她拼命地从失女之痛中挣扎出来，让泽鲲叫来了在松江的张宗元。她主持了张宗元与沈泽组的父子相认。这在张宗元并无太大震动，仅只免不了一阵尴尬秦惭而已，在沈泽蝇，因为已有了思想准备，也并不大惊小怪了。接下来三个人就讨论了紫藤提出的方案：张宗元的小儿子张沪，不是携了二位有海外关系的女同学，在贵州安营扎寨而且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吗？他们在那里一住年余，多少总有些朋友熟人了，那张沪又从小机灵能干，能不能让他找个知心点的人，由那人出面冒充是大藻的“爱人”，出具一纸“愿将女儿送沈泽鲲领养”的文书呢？张宗元沉吟片刻，说道，估计问题不大，贵州那边乱着哪，已经动刀动枪地武斗了，好几个派，谁斗赢了谁掌权，估计弄张把盖了大印的公文出来不难。只是这件事用通信的办法恐怕不行，非得人去“趟不可。泽鲲说，我去，我还可以去看看饶妹住过的地方。一句话出口，三个人都禁不住掉了泪。这番策划之后不到一个月，沈泽鲲就正式“领养”围困，成了沈幼藤的合法父亲了。一
待沈泽鹏的精神状态完全稳定之后，紫藤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们夫妻俩。白曼娜听了直抹眼泪，沈泽鹏一番唉声叹气之后，很动感情地说：
“藤姨，都怪我不争气，让你到现在还为我们操叫你虽然不是我们的亲娘，可是比亲娘还亲，我们沈家子孙，永远不会忘记你！一定会报答你的！”
他的运气不错。在他住院的两三年里，“文革”的最初混乱已经过去，上海地方朝政已基本稳定，所有的基层单位都已成立了“革委会”了。他告学校要求分配工作，那学校里营分配的正是当年与他合写一张大字报的同学他爸。那同学后来也造反，而且当了头，分配时去了市里的宣传部，他父亲比较了解沈泽鹏发神经的原委。于是沈泽鹏便手持介绍信到了上海美术出版社，成了连环画编辑室的一名美术编辑。
那工作很轻松。无非是将革命样板戏改画成小人书。后来沈泽鹏还参与将一本市革委会宣传部组织人马集体创作出来的长篇小说改编成系列连环画的“大会战”，受了宣传部的表彰，得了好大一张奖状。他将那奖状领回来后，核糊好用镜框装了，挂到自己住的红楼二层卧房门口，就像乡下人贴那种避邪的钟谊像一样。也真有效，他的儿子沈海在走廊上或花园里跟别的孩子吵架，竟就不大听到人骂他“狗患子”了。
从紫藤那里知道了沈氏秘史后，他曾以超于常人的冷静细细地考虑了自己日后的前程，权衡了各种利弊得失，为自己设计了一张最合适的蓝图，就好像当年他的母亲李可心每逢紧要关头就会极冷静极精细地估算各种因素，最后作出行动的决断一样。他反复细看了沈泽藤写来的那封信，吩咐自己的妻子白曼娜道：
“从今之后，你不要再去生产组了。你的任务，是养好沈海，照顾好我的身体，不要让我再受任何精神刺激。保住我就保住了一切！”
“这……藤姨好不容易才给我找了这份工作。给中药店拣拣草药，也不辛苦……”
“鼠目寸光，你给我照顾好老公儿子，以后就有你的福可享了！”
觅得出版社的工作后，他立即执笔给沈源写了一封信。他明白老头子一定一心惦记着紫藤，所以先报了紫藤平安，并说她“日夜思念父亲和泽藤姐，盼能团聚”。接下来则报告自己已经成家，并已“为父亲大人喜添孙儿，沈氏家族已后继有人”。最后才简述一句“大藤姐不幸车祸亡故”，却并不说明时间——他并不想过于强调大藤这一脉的存在。信上绝口不提紫藤花园的被占用和被瓜分，他明白此情若是有了涉政内容，就保不住在哪里给卡住了。他发现信件转道日本似乎还比较畅通，于是在自己的出版社里寻得了一个在日本有亲友的，让人家转寄台湾。这封信果真在半年之后，抵达了宜兰的紫藤花园。
于是那联系时断时续地总由沈泽鹏勉力设法维持着，一直到七十年代中后期“文革”完全结束。其间沈源从美国和香港几次汇款来，因为通信人总是沈泽鹏，所以收款人也开具了他。他对此从不隐瞒，来了汇单总是先到紫藤的偏楼去一次，让她过目。他太了解紫藤了。过目仅仅就是过目，紫藤只是细细地看汇单上写的宇，念叨几句“两姐妹的字真像、真像”，然后就把汇单还给了他，连个具体数字都不清楚。沈泽鹏成了接收沈源经济赡养费的实际支配人。
他很节约。他完全改了当初的少爷脾气。当初紫藤当家时虽然经济并不宽裕他却大手大脚，如今他握有为数不小的外币却处处精打细算，决不摆阔露富。他不存银行。他将外币领出来就藏进房里去，就像当年他母亲李可心将财宝藏在红木大床的夹层一样，他将外币夹进几本“毛选”、“马恩列斯论艺术”里，夹在那红色的塑料皮的环衬内。但他也并不克扣家人。他兑换了一些外币，让白曼娜领了紫藤去五角场那边一家专治腰肌劳损的医院，自费配了不少药，扎了好几次针灸，直到紫藤嫌麻烦再也不肯去为止。他还为升了初中的幼藤买了新衣裤高级圆规电子计算机，幼藤高兴地说谢谢叔叔，他却很清洒地道，又不是你叔叔的钱，是你外公的，以后等外公回来了，谢外公吧！虽说沈幼藤也姓沈，他却从来不会在小姑娘面前称沈源为“你的祖父”，就像从来不会在沈海面前说沈源是“你外公”一样。他把直系与分系，搞系与庶出，划得清清楚楚。
他在单位里工作得既不努力，也不偷懒’滥钦洒洒得过且过但决不迟到早退授人以柄，一到下班后出了大门，便坚决不干公事不提工作连想都懒得去想，好似拧了个旋钮改了电台转换了个频道。他急急忙忙往家赶。进了紫藤花园他便觉得进了自己的领地，浑身轻松自如舒适坦然富有主人翁感。他脱下身上那件他最不喜欢穿的涤卡中山装，换上一件白衬衣，再套一件西装外套——他有好几件很正宗的西服，不是“培罗蒙”做的，就是“亨生”定制的，只是都带了蛀洞。这些衣服都是沈源的，因为有蛀洞卖不出价钱，才在紫藤当年靠典当寄卖度日时留了下来——然后，就开始巡视起紫藤花园来。
那年月虽然紫藤花园内人丁兴旺、十户人家数十口老少挨挨挤挤都还没搬出去，但沈泽鹏面上笑眯眯地见人还点点头而实际上根本没有把所有人放在眼里。岂但不放在眼里，其实他在花园里楼道里巡视时干脆就没体会到这些人和随了这些人所存在之物的存在。他的笑容和点头动作只是一种机械的表层的习惯，他的内心深处早已将自己视作这座紫藤花园的真正的唯一的主人了，他的巡视乃是对自己所拥有之物的一种欣赏、一种估算、一种抚爱。他在楼道里走来走去，又在花园里兜着一个又一个的圈子，间或停下步来仰望、侧视、远眺、细看，那种样子，在外人看来纯粹是神经不正常的表现。但他仅是这么走走看看，既不胡言乱语，也从不妨碍冲撞他人，所以久而久之，不但家里人习以为常，花园内其他住户也都不以为怪了。
他总是非常细致地观察红楼。宏观观察时他站到花园的最南端，仰望这幢坐北朝南的带尖顶的欧式建筑，从他的美术家的角度欣赏着这栋楼的小巧典雅绰约风姿；微观观察时他在二层走廊上来回走动着，一遍又一遍，时而弯起食指敲敲砖墙，很满意地作出结构尚未老化的结论，时而仰头看看天花板，透过那层被住户们的煤球炉子洋油炉子熏出的厚厚的油烟污垢，设想出将来大修此楼时，这条走廊的顶板上该安上怎样的浮雕，怎样的灯饰。他还很喜欢到大厅去伪样，那大厅已成了全楼居民的公用客堂，各家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地盘，或放碗橱饭桌；或放藤榻靠椅，也有拦了一角拉了布帘作大小便的马桶间的。螺旋形楼梯早已封死，竖在正中形同虚设，成了各户人家挂扫帚和放拖把的地方。那沈泽鹏对这一切亦视若未见。他清清楚楚地记得“文革”前这个大厅的宽敞和整洁。他甚至还记得大厅之中的那架大吊灯，回忆中的大吊灯是何等的气派堂皇！他在如今的大厅里缓缓地走动着，绕开各种破烂家具，踢响了一个又一个痰盂板凳之类，却不但沉浸于华贵高雅的回忆之中，还在为更加富丽豪华的未来作着设计，根本就不理会那些早晚要滚出这个大厅的住户们同情的、讥笑的、莫落的、嫌鄙的眼光。
他那数年如一日的巡视和谋划所构建起来的蓝图，终于在公无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五年间成为现实。市“台湾问题办公室”——后来简称“台办”出面干预，说是沈氏户主沈泽鹏已正式向台办申请落实房屋政策，经查所述情况属实，台胞沈源尚健在，且正在筹划返回大陆探亲，故敦促龙华水泥厂尽快改正“文革”期间对原“华申”业主沈源家属及产业的错误做法。几个月内所有在那场“史无前例”中搬入紫藤花园的居民，统统又搬了出去。只有福平一户比较尴尬。他并不是运动中造反过去的。解放前他就与月妹俩占了红楼底层朝东方向的带卫生间的那二十多平方米。沈泽鹏起先坚决要求龙华厂也要解决福平家的住房问题，但后来一是因为龙华的“落实政策办公室”理由很充足地断然拒绝，另一方面更是因了紫藤出了面，先是好好地劝道，多少年的老住户，赛似亲戚了，后则动了态，告诉泽鹏道，他俩住的那间房，是你生身母亲李可心亲自给的，怎么说也要让他们在这里养老送终！沈泽鹏迫于无奈，那白曼娜又在一旁提醒道，花园里还少不了这两个老的呢，福平又看门又管花木，月妹帮着买菜洗菜还加指指抹抹的，便是雇人用保姆，也得管人家吃住再加付工资呢，这才不再与福平老两口计较，由他们住了下去。
沈源早在一九八三年初就汇来了一大笔专用来修缮房舍的款子。他自己主持整修过这片住宅、包括红楼和花园，估算得出大致要花多少钱。老头子把预算打得宽宽的，而且以美金支付。正因为以美金支付，这笔钱更是绰绰有余了，因为那段时间里，外币与人民币的比价正呈逐日上升势，而沈泽鹏又深话此中奥秘，所有需要兑付**民币的美元，他都是托了熟人拿到那种炒币贩子云集的黑市上去进行交换的，一上一落一黑一白之间，又生出了许多钱来。
沈泽鹏依据他积十几年之朝思暮想早已胸有成竹的蓝图，大兴土木，全面整修了紫藤花园。工程耗时十个月。紫藤花园面目一新。唯有园墙不予装饰，从乌鲁木齐路上张望这片住宅，只能见到斑驳陆离修修补补的一圈高墙，掩着深深浅浅高高低低的青枝绿叶，且因为那红楼仅是二层，所以即便是已经涂了红上了色宛如新盖，那马路上的隔了高墙的行人还是木可能见到。沈泽鹏不是得意忘形之辈，他明白峻峭者易折的道理，他得防备后半世说不定还会有的不叫运动的运动。
相比二十年前那个虽然很乖巧很会打小算盘但毕竟单纯稚嫩未经世事因而一吓就吓出神经病的大学生沈泽鹏来，公元一九八七年初秋立于虹桥机场上等候着老父亲归来的沈泽鹏，已是够成熟、够老到、够精明、够深思熟虑、而且够坚强的壮年汉子了。就像那种幼时为雌性、长大了都转为雄性的黄鳝一样，沈泽鹏早年更像他的妈，脆弱、敏感、多情、神经兮兮，到后来则愈来愈像了他爹，内向、沉稳、务实、会算计。依他的算计，这次老爹回来，一定要问清楚地在台湾和海外其他地方到底有多少产业，哪些是他的，哪些已划入沈泽藤名下，或都干脆没划开，统统都属沈源名下；二要老爹立下遗嘱，让所有子女都得到该得到的，免得七十多岁高龄的他一下子伸腿去了后人们争闹不休；其三，老爹也可、同父异母妹沈泽藤亦可，出面担保，把孙辈沈海弄到国外去读书，而工最好是读管理责西的专业，将来可以继承租业。三个目的达到了，也不枉为一、二十年的劳心劳力了！
张宗元与沈泽鲲讨论了一会关于自费留学生政策的问题，观点不尽一致。张宗元以为，国门应当尽量敞开，只要有条件外出求学的，国家应该创造一切便利条件送他们出去，“用别人的设备师资，培养自己家的孩子，有什么舍不得的？”他说。沈泽鲲却道，我们国家的人才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这几年走的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国家应该采取措施，适度控制外流。张宗元很不以为然地说，只要自己国家搞好了，政策对路了，出去的人自会回来！沈泽服反驳道，如今正是需要人人出力，改革现状的时候，
你有本事现在不用什么时候用？困难的时候出力的时候你往外跑，往富裕的发达的地方跑，到家里建设好了变穷为富了，你再回来高唱作贡献，其实还不是吃现成饭享现成福呀？张宗元笑着看着面前这位酷似自己的儿子说，呀！你的论调怎么与北京的张鲁如出7辙？看来国家教委在考虑出台一些措施，部分地限制在校学生弃学外流，还是有你这样一些支持者的。沈泽组问道，鲁哥最近回上海过？张宗元又笑道，倒不是他回来，而是我找上门去的。我们这所民办学校，主要是对外出学生进行外语突击培训，因此国家有什么政策上的动向，我们是必须密切注视的。我前一段上京，是利用父子关系当一回克格勃呢！沈泽姐也笑了起来，继而又打听了一下张沪的情况。张宗元说，他们一家三日在加拿大挺好的，因为是去继承遗产，所以很快就拿到了“绿卡”，张沪学的船舶专业也用上了，如今在温哥华岛的一个船厂工作呢！话谈到这里，张宗元的目光转到了十公尺远之外倚了那堵将倒末倒的墙站着的沈泽鹏夫妇身上。他沉吟了一下，显然是要克服一下心理上的某种障碍，终于还是开了口说：
“泽鲲，他们没有把以后的打算，跟你商量商量？”
沈泽鲲的思路有点接不上：“谁？商量什么？”
“泽鹏他们，关于沈源回来后对家产的处置问题。”
“幄，那种事呀，我向来是不管的。”沈泽绍将目光移向了别处。他明白自己的身世。与张宗元谈及这个话题他感到尴尬。他有一种在背地里觊觎别人家财物的羞耻感。
张宗元却坚持着往下说：“你不管是你的谦让。从他们那头来说，不应该无视你的存在。而且，”他停顿了一下，又说：“还有一个幼藤呢，你自己无所谓，至少也要为孩子的以后着想一下……”
沈泽鲲张了张嘴，似乎要说什么，但又咽下了。
张宗元木明白他想干什么，刹住自己话头，问道：“什么事？说吧！你比我当年还要迂，还要书呆子气！说吧！或许我能给你出点主意。”
“不不，我自己会处理好的，”沈泽绍急忙表示谢绝，却顺了自己的思路问道：“我有一点不明白：泽鹏为什么把你也……也召到这里来？您别生气，我说得直一点吧：沈源回来，却让你也到机场来迎接，这……这不明摆着是让……让你们俩，还有我们俩，都处在一种很尴尬的境地吗？”
张宗元苦笑了：“看来你还不至于木明世事到太过分的地步。你还多少能看出你那位一心要当立嗣太子承继皇业的兄弟的计谋和用心。”他叹了一口气，瘦削的脸上现出了衰老的倦意，“我接了他的电话后，就想过这个问题，我是不想来的。你这位兄弟呀，比你更多地遗传了你们那位母亲的小心眼和小算盘呢！他明摆着要提醒沈源注意你与我之间的关系，在他一出机场门见到我们时就清醒地意识到你的血统，以此来加固他作为沈氏正宗接班人的地位……唉，他都不想一想，他的老父也有七十四、五的高龄了，又患有心血管病，这种刺激，对他的身心是否有害…”
“那，那，”沈泽姐有点发急了，“那你何必…”
“何必遵命而来，是吗？”张宗元直视着自己的儿子，“我跟你讲，你面前这位张先生，已经不是当年上海滩上的穷文人、小记者、舞文弄墨养家活目的幕僚师爷了，他是当今上海市内首例靠民间团体之自身力量兴办民办学校的、闻名全国的教育家，他并不丢你的脸！作为沈源当年的朋友，他为什么不可以前来迎候老友面叙畅谈？我再告诉你，八十岁的人早已知了天命、明了世事、断了情根、无了欲念、心如止水了！那沈泽鹏的种种谋划用是以己之心揣度一切，哪里会切切实实地懂得我们这些接近坟墓的老人的心情！我敢说，非但是我，便是沈源，也一样不会因为四、五十年前的恩怨纠，葛而缠夹不清重开战事并且以此为处事度世的准绳了。我是因为坚信这—点，才决定赶来的！”
“您别生气……”沈泽鲲结结巴巴地说着。一个将近八十岁的老人还有这样精确的思路、雄辩的口才、锐利的剖析能力，不由他不折服而且因了自己的退化而自愧弗如。
“外婆，你别着急，你别激动，只有一刻钟，飞机就着落了。”
“我什么时候说激动着急了？”
“我看得出来的。”
“你看得出什么呀！外婆老实告诉你，人到了这种时候，反而会变得一点也不着急，一点也不激动，一点想头也没有了，整个头整颗心都像空了，停住了，冰冻了一样！”
“嗯——让我想想……大概是会这样的。应该说，这是到了激动的最高层次，好像那火烧得最旺时，反而会变得无色透明了一样。”
“我木懂得你这一套套的现代化理论。”
“不是现代化，是现代派！”
祖孙俩坐在桑塔纳车里，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时而很严肃，时而又轻松，时而很一致，时而又辩论抬杠，打发着那一段慢而又慢的半小时时光。
幼藤才不相信外婆所谓的“不着急、不激动”呢！从小到大，听外婆讲过多少关于外公——应该说是两个外公，一个是沈源，一个是田大勤——的多少故事啊！现在如果
让幼藤拿起笔来，用文字可以写外公的小说，用线条可以画外公的肖像！四十年的盼等，等到今天的重逢，还真能“空了、停住了、冰冻了”？
“外婆，”幼藤问道，“外公这次回来，到底是探亲还是定居？”
“信上没说。”
“你估计呢？”
“估计是回来看一看，再走。”
“还走呀？”幼藤叫起屈来，“都这么大年纪了，还不落叶归根呀？还要两地分居呀！”
“你不知他这个人，他丢不下那边的厂的。”
“那就把你也带去！”
“我不去。”
“外婆！你在这里，还有什么好留恋的！你吃苦受累了一辈子了，还不到那边去亭亭晚福呀！”
“这里我就不能享晚福？我这几年日子过得够舒心的了！”
“还舒心呢！我都不说罢了！房屋装修好，居然不给你安排一间像样的卧室，还让你住在水泥地的偏楼里！一天三顿饭，还要你帮着操持……”
“我住惯了，自己不愿意搬！”紫藤连忙打断了外孙女的话，“你叔叔不是还为你备了一间书房吗？你不是也不愿搬，宁肯跟我挤在一起，睡我的脚跟头吗？小孩子家，不要太计较！”
“向我的外婆的无私奉献精神致敬！不过，”口气一转，“我只是担心，外婆您好心未必能得好报！”
“别说了，小海在招手呢，快扶我一把！”紫藤急急地挪动着自己的发僵的身子，“一定是来了，来了！”
“还说不激动呢！”幼藤架住了紫藤在刹那间就发了抖的臂膀，想着。她有点想笑，却不知怎么地，双眼噙满了眼泪。
到这个时候大家才不约而同地想起，应该在前些时候来往通信时，索要一张沈源的相片，或是沈泽藤的近影的。这么多一涌而出的、在装束上很有点类同的港客中，如何辨认出自己那一别四十年的亲人呢？
过去了一组由中旅社组织的港地旅游者。竟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虽然打扮入时，衣着色泽艳丽，但一个个都是步履不稳、弯背曲腰或者凸肚驼背的了。又有几个显然是从大陆出差去而返了回来的干部模样的汉子，大包小包满满重重的，腋下还夹了四个喇叭的录音机、英文打字机之类。然后是一些商人，大多是四、五十岁的半老头子，携了二十来岁的妙龄女郎，不知是秘书还是公关还是太太，昂首阔步，袅袅停好地走了过去。往后竟是一大段空白。偶尔跑出一个穿了航空制服的人，沈海拦住了问道，香港来的这趟班机，旅客全部都出来了？那人像是聋了一般，理也不理就掠了过去了。
白曼娜率先提了疑问：“会不会是换了班机了？”
沈泽鹏像是回答她也像是在埋怨：“换班机也该来个电报呀！”
沈海在笑，有点像是自嘲：“嘿嘿，白忙一场，还倾巢出动了！”
张宗元对沈泽服说：“去问讯处问一问，怎么样？”
沈泽鲲刚想走，一眼望见了紫藤的神气，马上就止步了。他顺着紫藤的发直的眼光望去，只见那出口处的长长的通道的那一头，出现了一架缓缓移动着的轮椅，轮椅上坐着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推动着那轮椅的，竟是大藤！
他在那一刹那间，差一点喊出声扑上前去。大藤！他深深地埋在心底藏于胸内此生永不能忘怀的大藤！白衣、蓝裙、短发、圆脸、小巧玲戏的大藤！是她，手扶着轮椅的靠背，在缓缓地向他靠近！靠近！
他马上清醒了过来。他感到身旁的紫藤在跌跌撞撞地迎上去。幼藤在勉力扶住她。他立即意识到那不是大藤，而是小藤，是大藤的孪生妹妹，始终陪伴在沈源旁边的沈泽藤！而那坐于轮椅上的白发人，便是一去四十年终已垂垂老矣的沈源！
大陆的文革一结束，沈源就萌生了返回上海，将紫藤和儿孙们接到台湾来的想法。他的“华申”，到一九七八年已发展成台湾东部苏澳港附近宜兰平原上水泥行业中最大的一家股份有限公司，新竹科花莲都设了分厂，产品大多远销东南亚甚至日本。沈氏家业兴旺发达到了家庭历史上的最高峰。宜兰的紫藤花园，也大大地扩展和整修过了。那几株曾被李可心拔起过的紫藤，如今已长得盘根错节绿荫重重，沈源在四根水泥柱的外围又加竖了八根圆形的、铸了如意图案的立柱，使那紫藤的枝蔓四散延伸开来，苍苍茫茫布成了一大片。花园北头的小楼，重新粉刷过，用的“华申”分厂、新竹的特种水泥厂所生产的彩色外墙涂料，鲜艳艳的储红色，令那小楼看上去如同新盖的一般。依沈源的打算，只要能成行，就把上海的妻儿老小都接过来，上海的房产反正已经在“文革”中给“革”掉了，正如那龙华的“华申”在一九四九年离开时便已成了一堆废墟、废铁一样，放弃了使里，一家团聚才是真的。更何况，他已六十多岁，血压持续偏高，又曾再次小中风，原先的偏瘫症状更加严重，行走已离不开拐杖了。又老又病，做什么都力不从心，对紫藤的思念日甚一日。宜兰的紫藤花园里虽然雇了护士、秘书、后娘、佣妇，分工明确，躁情周到，但若拿当年的紫藤作比较，且不说那份真情痴情苦情，便是操持家务的能力和善解人意的机灵，也是许多人加起来也不及她一个！
他让泽鲲将他的意思写到信上去。津藤笑了。“真要这么直说，这封信便是白写
了，”她说，“这边会说你通共，那边会以为你策反，不知会卡在哪头呢！”
“味！你就写老父病体难支，盼见最后一面，这种人之常情，总不会不被理解吧？”
“爸哎，你以为这里那里的有关方面都是吃干饭的吗？你沈老板好端端地当着董事长呢，这么写出去岂不更是心中有鬼、欲盖弥彰吗？一
“行了，反正我是这个意思，怎么个写法，由你去设计，你们懂得怎么摇笔杆子。”
“真可惜，”沈泽藤说，“当年你和妈没发明一种沈氏密码！”
沈源希望紫藤与家人迁往台湾的意思毕竟还是传递到了上海。无论是紫藤、还是泽鲲泽鹏，都一律报以苦笑，深感老头子的不请世事，不切实际，纯属一厢情愿胡思乱想。休说从上海这方面还未听说过举家迁台的先例，便是你那方面，也是可以随便进得的？“文革结束不过两三年，紫藤尚心有余悸，吩咐泽鹏把这封信快快烧了，免得万一落到外人手里，又惹出个什么麻烦来。泽鹏照办了。他也记得那十来年里的“闭门家中坐，祸自天上降”。一家人商量了半天，决定回封信说明一下：紫藤安好，业已在里弄生产组退休，泽眼升了讲师，泽鹏当了连环画编辑室副主任，小海幼藤都已升入中学就学，因此“合家安居乐业，不及思它，惟望大人与藤姐放心释念，有机会回乡探亲，畅叙亲情”云云。信转道香港到了沈源手里。沈源速信还真的如破译密码一般，终于悟出了两地难以在短时间里往来团聚的道理，也只好暂时将那种急切之情压了下来。
八十年代初，沈源已年近七十。他体态臃肿，须发皆白，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得多，只有一双眼睛，虽然眼皮下垂、眼睑浮肿，但依然目光锐利、灼灼如电，从那两层松弛的眼皮中往外闪着生意人实业家大老板的精明的光亮。公司里的事他依然事必躬亲，每天坐了“奔驰”去办公楼里坐镇操持。靠了“司的克”的支撑，他总是自己步出车门，跨上楼梯，踏进电梯，然后走进自己的办公室。秘书曾建议他坐轮椅，上下楼由别人推送，他坚决不允。只要还能自行走动，他决不把身体交给别人，就像只要他还有这份脑力体力能力掌管他的“华申”，就决不会把“董事长”的位置让给别人一样。
他深感沈氏家业后继无人。十多年前他曾将希望寄托于专攻建材学的留美毕业生沈泽藤。虽然是个女孩子，但沈源并不男尊女卑，只要她能支撑得住沈家大梁，他还是很乐意让她承继家业的。潜意识里她还因为她是紫藤的女儿，又知大藤已死，他对她格外钟爱些。况且，从泽鹏的来倍看，沈氏后代木知怎么搞的，都去偏向了李可心那母亲一脉的文科爱好，非但那本来就不属沈氏骨血的沈泽绳去弄了古典文学，便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沈泽鹏，竟也去当了个美术编辑，而唯有这个小藤，才学了正宗的大学工科而且是建材专业。他希望沈家门里出个女实业家。女实业家在台湾不多，但也并不是没有，那位搞玻璃器皿的老世伯家里，最后掌管大业的，还就是一个年近三十的孙辈大小姐，那家玻璃器皿公司，自她主持后，已成了全台这一行业的“龙头”，分公司已经开到了日本和南朝鲜！
可是沈泽藤很快就让他大失所望了。她太富有幻想，却缺少务实能力。当年她刚刚从美国回来时，曾带来过一股新鲜气息，冲击了沈源的老化了的过时了的不合潮流的经营思想，促使沈源对“华申”作了大规模的改革，从此摆脱了困境，这不假。但真的让她当了新竹方面的特种水泥厂的经理，她却把那厂弄得一团糟，年年亏损，全仗宜兰的总厂补贴，才勉勉强强地一年年维持了下去。她不像是开厂，倒像是在办慈善机构，或者如她说的，在搞“一个欧文所提倡的乌托邦乐园”。她把那厂建设得像花园一样，花草树木，楼台亭阁，吃饭的食堂如餐厅酒吧，办公的小楼如宾馆旅店，厂区里还设了托儿所幼稚园！为了所谓的“消除污染、优化环境”，她一次又一次地设计并更改厂内生产线的走向布局，熄火封窑停工停机竟如家常便饭。这样办厂，还有不亏本的？
那女婿更让沈源烦心。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位好好当着一份报纸主编的文化人，忽然迷上了赌博。起先还只是在文人圈里打打麻将推推牌九，后来便开始涉足赌场，驾了沈泽藤的自备小车往台北、基隆跑i那里的赌场押注大，赌法新，更有刺激性。因为流于编务，那家报纸报快就换了主编。他也不在乎，没了那职位更少了符绊约束，干脆就哪里有豪赌就宿在哪里。赢了就花天酒地，输了就四出借贷，借贷时用的竟是“白龙”牌水泥的业主沈源的名义。那些债，有时他也还，用赢来的钱，但大多还是还不起，因为赌赢的钱常常在倏忽之间又会输去，偶有盈余，他还得支付所住的高级旅店，所吃的豪华餐馆，所用的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明妓暗娼。沈泽藤劝过吵过，沈源出面训过骂过，毫不见效。小藤伤透了心也终于死了心，到公元一九八二年春上，向法院递交了离婚诉状。岂料在清理财产以备分割时方才知晓，那位曾任报纸主编的赌棍，竟已欠下了数千万的巨额债务，数目超过了沈氏父女家产总额的一半！
沈泽藤拒不代夫偿还赌债，于是那离婚诉讼便无限期地拖延了下去。沈家门这个女婿到了这个时候，竟就分外地理智、清醒和练达起来，向沈源提出了还清债务、分劈沈氏三分之一财产、然后就一刀两断的要求。他非但动用了过去的文友如今的赌友的一切力量，从官方和黑帮的两个方面向沈氏施加压力，后来竟还通过地方报纸宣传道，沈泽藤在新竹的特种水泥厂，大搞社会主义的试验，因为那个“欧文”、以及欧文所倡导的“乌托邦”，众所周知是“空想社会主义”，那是**的理论无疑。这种舆论一造，那新竹的警察署，竟还真的派员到“特种水泥厂”巡视了好几次！
沈源权衡再三，终于在公元一九八三年春，答应了那心狠手辣的女婿的要求，只是在财产分劈上作了点讨价还价。破了一大笔财取得了女儿沈泽藤的解放——他看得出来，女儿的精神已被拖垮，再不作出决断，木是李可心的发疯悲剧、便是她胞姐大藤的夭折悲剧，要在她身上重演了
其时，上海的沈泽鹏又来一信，说是经多年拖延，到去年年未为止，位于紫藤花园内的外来户已尽数迁出。为日后全家团聚、父母安享晚年计，儿意对家宅作全面整修，包括红楼及庭园。整修方案，候父旨意。沈源明白儿子的意思。这个儿子虽是学的美术，但从十数年的执笔来信中看得出来，倒是颇具经济头脑的。沈源还记得他小时候的模样，圆头圆脑地很逗人，五官身板都像自己，看样子还真的继承了自己身上的精于打算的某种遗传因子。这封信明摆着是来讨钱的。以前虽也时不时汇些去，但从来不敢多寄，伯到了那片以贫穷为荣的地方树大把风了，反而给革了命去害了他们。但从这封信看来，那边的情况好像的确有了相当大的变化。至少，房产是发还了，而且大兴土木“全面装修”也不至于招惹非议了。沈源立即调拨资金，汇出了五万美元。这笔款子要在以前，并不算太多，但因小藤离婚一事，沈氏产业被伤了筋动了骨，抽拨出来还是很费了一番踌躇的了。
新竹和花莲的两爿分厂，一关闭，一转卖，宜兰的总公司里，沈氏资金亦缩减了一大半。失去了实力优势，董事会里一些早就对沈源的专断独行心怀不满的人趁势造反，至一九八三年仲秋，沈源终于不得不让出董事长的位置。他的辞呈头天递出，第二天就发作了大中风，躺进了台北的中央医院。
一年后他再次死里逃生，但半爿身子完全瘫痪，而且出现了智力上和语言上的障碍。他不得不坐上了轮椅，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他的“华申”由沈泽藤主持经营，在两年内只靠一些积存的原料和半成品维持生产。至一九八七年，竟至于欠下了包括税款在内的各种债务数千万台币，濒临破产。
“毕申”的这一状况，沈源已无从知晓。他的老年性痴呆症日渐严重，对工厂事务已了无兴趣。从一九八七年春上起，他除了吃喝拉尿还能预告之外，终日只会说一句话了：
“回去……眼紫藤……结婚。”
轮椅推到了出口处。沈泽起停下了步子，望着迎上前来的老老少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里噙满了泪。不用一句交谈只凭直感，她就知道了面前的都是亲人。从她懂事起她就知道自己有许多亲人，但是在她的生活中，除了一个父亲一个大伯之外，其余的都是陌生人，包括那堕落的反目为仇的丈夫。她是个极重感情的人。丈夫即使已经嗜赌成博，而且几乎在每一个赌场的外围都养了一个女人，她还是念着以前几年的思情、想着他当主编时的多才多艺有情有意，希望他能浪子回头迷途知返。她曾好几次冲进赌场或者假扮赌客况进去，好不容易找到他，他却以陌生的、麻木的、厌憎的甚至仇恨的周光扫她一眼，然后就转过身埋下头沉入他正在进行中的那一局，任她怎么哀求、拉扯、发怒、甚至以离婚要挟、以自杀威胁，一概巍然不动，不理不睬。当赌场黑道人物上来驱赶她时，当他们推操着她、有时还狠猥亵地乘机动手动脚时，她这位丈夫，他这位沈董事长的女婿，靠了沈家资财在这里花天酒地的赌客，竟然连头都不抬一抬！而到了她实在忍无可忍完全被伤透了心而不能不提出离婚时，他非但以他的巨额赌债重创了沈氏家业，而且还竟至于无赖到从政事上诬陷她，欲置她于死地而后快！
沈泽藤真不知道这两三年自己是怎么换过来的。沈氏家业毁了过半，老父一病不起，天大的担子都压到了她这个心也死了过半的人身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过去有个玛丽姑妈，虽然远在异邦，但有电话电传相通，沈泽藤还是有个可以讲讲心里话的长辈的。可是玛丽两年前过世了，喉—一个亲人已远她而去。沈泽藤真想去花莲的山上，进了那慈济院削发为尼，一了百了。可是她又下不了这个决心。老父躺在医院里。“华申”还半死不活地吊着。宜兰郊外那片紫藤花园辞了过半的佣人，荒草妻妻地很快现了颓败之象。更何况，大陆的兄弟频频来信，告知两岸的“四通”前景良好，大陆政府明确了欢迎台胞返乡省亲的政策，已有许多人成行，上海的紫藤花园已整修一新，全家老小，特别是年事已高的母亲，天天在引颈盼望团聚的一天。沈泽藤又何尝不希望见到自己少小离家了无记忆但血肉相连的亲人？她俗事缠身，难断人情凡心，只好将自己的满腹幽怨惆怅尽力排遣掉，一边勉强维持住“华申”的厂务，一边为老父寻医觅药，一边还得一次次地去那些申办回大陆省亲的机构登记查询促办，几近心力交瘁。在如此孤苦伶什地奋斗挣扎了几百个日日夜夜之后，猛一见到向着她默默地、却是急切地迎了上来的这么多亲人，她只觉得浑身一下子就瘫软了，所有支撑住自己的、对老父和对家庭的责任心，好像那楼房的立柱大梁般哗地统统散了架了，两条腿怎么也迈不开步了。
她抖着身子，不再推那轮椅，倒反是轮椅的高高靠背撑住了她。她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蓝白。面对这么多亲人，她不知道谁是谁，不，知道怎么开口，对谁开口，先向谁开口好。她的迷茫的目光在游移不定中突然被一双直直地盯着她的眼睛吸了过去。几乎所有的前来迎候的人都呆呆地望住了轮椅上的沈源，而只有这个人，竟睁大了一双黑沉沉的眼睛，痴了一般地看定了自己。沈泽藤猛地感到了一阵心跳。她觉得一定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见到过这个人，至少是见到过这么一双眼睛。她也一样移不开自己的目光了。
沈泽鲲伸出了手，第一个开了口：
“藤……提藤妹吗？……”
他话音未落，那轮椅上的沈源，突然伸出了他那没有瘫痪的左臂，一下了抓住了扶了紫藤靠近了他的幼藤，浑浊的双目变得热烈而急切．死死地盯住了幼藤那年青而姣好的面庞，口齿清晰地喊道：
“紫藤，我回来了！我们马上去结婚！我们马上去结婚！”
在众人哭笑不得的惊愕中，紫藤一声不吭昏了过去。
沈源返回的第二天清早，沈泽鹏就敲开红楼底层福平家的门，与那老两口提出索回那间底层房间的要求。
“你们也看见了，”他说，“我父亲坐上了轮椅。昨天上楼，我们几个人合抬他一个，还差点翻下楼梯。总不见得天天都这么抬上抬下吧？我也是迫于无奈，只好来跟你们商量。当然，”他一面递给福平一支香烟，一面却又毫不留情地说下去，“我也不用提房产权的事了，你们是几十年老房客，虽然从来也没有收过你们一分钱的房租，但想必你们心里是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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