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0月，国民经济出现危机，许多新办的工厂纷纷“下马”，不少单位开始“下放”人员，要把“大跃进”中张大胃口吞进去的，又一一吐出来这一次的对象主要落在那些所谓“政治上不纯”的人身上。
我当时参加工作仅一个多月，且是没有经过街政府的“证明”就进来的。心想，一定会被撵走。教师工作我虽不在乎，这样出来却不光彩，会比当初没有进去更糟，更要受到社会的岐视。精神上也会再度受到沉重打击，这比的痛苦强过好几倍。的痛苦是片刻的，精神折磨却是长久的。我心灵的创伤还没有痊愈，怎经得起又一次伤害。突然，我跳起来，瞪起双眼，咬紧牙，觉得再也不能无所作为地任人宰割了。我要抗争，要表白自己的无辜。
我毅然拿起笔来，给国务院办公厅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把几年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连同郁结在心头的话统统写出来，把历年在校学习的优异成绩单，还有屡次高考“落取通知书”一并寄过去。我相信中央是明智的，能分辨出是非，鉴别好坏。我在信中强烈地表明自己是一个精力充沛的热血青年，有着美好的理想和愿望，想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而无形的枷锁却把我紧紧束缚，使得一身力气怎么也发挥不出来。我一再地向他们呼吁：解放我，让我参加到建设者的行列中去，我要工作！工作！工作！
后来很可能是这一封信感动了上苍，起了不小的作用。学区党支书通过校长转告我说，他看过我的学业成绩单，知道我读书不错，要我安心工作，好好干。可见我给国务院的信已转给地方。我也因此没有被“下放”，而且在1961年8月我高考再次“落取”后，不但没有辞退我，还破格把我从“代课教师”转为“试用教师”，薪金也增加了。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是我第一次敢于与命运抗争的结果。
到了1962年，由于人为和自然的双重灾害，导至三年“困难时期”。教育部为了贯彻“八字方针”，调整教育事业，一方面裁并五八年以后新办的大专院校和中专学校，一方面精简教职人员，开始更大规模地“下放”人员。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失了业，“光荣支援农业第一线”去了。当时划了一条所谓“五八线”，即各个单位凡是1958年以后从社会上吸收进来的工作人员，不论正式工或临时工，一律“下放”。我所在学校，一位教导，还是员、复员军人，被“下放”了。另一位干部妻子，已是正式教师，也“下放”了。两位跟我一样的“试用教师”，早就不声不响地走了。
我想，这次再也不能幸免。果然，校长最后一个通知我：“你被批准‘下放下子我象堕入阴森的时空隧道，身不由已地在空中飞快地旋转。往日失业，苦闷，空虚，无聊，颓唐的情景，一幕幕在我眼前重现，我无力地跌落下去。为了活路，为了不重蹈复辙，我不再文质彬彬去乞讨别人的善心了。我发疯似地跟校长吵了起来，提出一个个疑问：我没有申请，哪来的批准？我要是初中毕业就出来工作，就落不到“五八线”，难道多读三年书反而有害？读师范的出来工作属“国家分配”，读“普高”的属“社会吸收”，就要被“下放”，可当年“中考”录取，还是成绩好的上“普高”，这也有错吗？校长苦笑着说，他本人毫无办法。这是上级的规定，他自己的爱人也被“下放”了。我坚持不肯盖章领取“下放金”，把三个问题又掷给上一级领导，才愤愤地回家。（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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