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下午，主治医生江拿来了一份“文件”，要家属签字，手术过程中有可能会大出血啦，有可能会麻醉过敏啦，有可能会切断神经啦等等，这一切都要由家属负责，医生和医院概不负责。我再次问他：“你有把握做这个手术吗？不行的话，我就转院治疗。”
他信誓旦旦：“这只是一个小手术，而且做手术时还有主任医生或副主任医生在场，我们还做过很多比这复杂的手术呢，你放心好啦！”
我接着又问：“手术后多久可以恢复？”
他说：“一般八到十周。”
我和丈夫都认为：到长沙有很多不便，这里许多人都是熟人，好说话；再说，我就那么背时吗？一定会出事呀？虽是那样签名，万一出了事，他们好意思不负责任吗？于是我丈夫在那“文件”上签了字。江又把我手术时要用的钢板给我看了一下，说是最好的国产钢板，是重建钢板，是重庆产的，保证不会断裂。我看了看，钢板躺在一个盒子里，用塑料袋装着，塑料袋是密封的。我想：总不至于拿病人开玩笑吧，出了事他们也得负责任呀。但我没有认真看钢板名称及厂家。总而言之，我相信，他们不至于糊弄我。就这样，最终决定了11月17日下午一点进手术室。
11月17日，我没吃早餐，而且从先天晚上十点开始，连水也没喝一口。下午一点，我打着点滴，躺在担架上，在家人的陪同下（他们被挡在手术室外），高高兴兴地进了手术室。
躺在手术台上，护士小姐为我插上氧气，为我换药水，并问我：“你是城南中学的吗？”
我回答：“是的！”
她又接着说：“你认识麻醉科的主任余吧，她今天下午不上班，但龙麻师是她派来的，技术很好的。”然后准备又为我脱掉内衣。
我说：“不方便的话，就把它剪开算了。”
她说：“内衣蛮好的，还是芬格兰的，是名牌呢，剪掉多可惜。”于是，在其他护士的帮助下，把我内衣的左袖慢慢褪了出来。
麻醉师上场了，她找准部位，为我进行麻醉。麻醉过程中，不断问我：“麻吗？……麻到指尖了吗？脚部发麻吗？”她用手掐了我的左手，没有痛的感觉，又要我动动脚，我照她的要求做了。麻醉终于生效了。
医生上场了，应该是助手吧，我听到他和旁边的人说：“怎么才送来？肿成这个样子。”
旁边一位知情的人说：“是从五病室来的。”
“我还以为是从急症室来的呢，她不是在医院里有很多熟人吗？……”也许是感到这样说影响他们医院的形象吧，他不好意思地转移了话题。
听了他的话，我心中很生气，那些医生不是说要自然消肿吗，怎么手术室的人却说怎么才送进来呢。但我已躺到手术台上，已经打了麻药，还能怎么样。
开始手术了。只听到手术刀在身上划着，皮肉在嘶嘶地响。接着觉得有人在不停地拿我的骨头，痛极了。这时，我感到非常后悔，不该上这手术台。早晨，我还和丈夫说：“今天一点痛的感觉也没有。”丈夫当时还开玩笑说：“那不做手术罗，干脆出院回家算了。”但这时已经由不得我了。我强忍巨痛，并不时发出了痛苦的呻吟。……记得最后一次呻吟时，只听到旁边有人在说：“麻药醒了，快加麻药！”
三个多小时过去了，手术完了，我被推出了手术室。模糊中听得嫂子在讲：“她怎么啦！脸色煞白，右手冰凉。”原来手术时右手在打点滴，一直露在外面。她为我拿来一瓶热水敷着，五病室的护士长戴为我加盖了一床棉被，不久就好多了。这一晚，我是在重症病房度过的。但过的实在艰难，老想尿尿，但又不能自己上厕所；要喝水，但医生说术后六小时之内不准喝，只能用棉签沾点水打湿一下双唇；我长到四十多岁，也就在这一晚才真正明白什么叫甘露，因为丈夫用棉签沾到我双唇的每一滴水都是甜的，都被我迫不及待地咽进去了。
这时，旁边床位上躺着一位摔断双腿的年轻人。他隔不了多久，就大哭大闹一阵。哭的时候，不断的要在旁边照看他的爸爸妈妈喊医生进来。刚开始，医生进来为他打了止痛针。隔了一会，他又哭着叫着，哀求医生再次为他打针。医生可不答应了，说：“我刚替你打了，再也不敢打了。痛，你也只得强忍着。”说完，他不管病人的哭叫，出去了。那年轻人只能哭着，叫着，要他母亲拿槟榔给他吃。医生早已告知他的父母，吃槟榔对他毫无益处，反而影响伤口，他也不管不顾。他母亲看他哭得可怜，明知这时的槟榔犹如毒药，也没办法，只能给他。等到他不痛时，他便和妈妈商量，怎样把摔伤的实际情况对学校隐瞒，并说他的朋友会来看他，到时候该怎样对好口供……等等。由他们的谈话中，我大体知道他是违反学校纪律偷爬围墙摔伤的，为了到学校要医药费，只得暂时隐瞒，好象学校至今也不知道他离开了学校，住在医院呢。不过，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哪个学校的，也不敢询问。深夜，经过几次痛苦的折腾，他终于睡着了。他妈妈才向我和在旁边陪护的嫂子说明，他摔断了双腿，早几天做了一条腿的手术。今天是给另一条断腿做手术。但是，这次麻醉药对他不起作用了，用镇痛棒更是无济于事。
我就是这样，既不能痛痛快快的喝水，不时地想拉尿又不能随心所欲的上趟厕所，还得听旁边的年轻病人不时发出痛苦的嚎叫、呻吟，鼻子里套着氧气管，右手打着点滴，过完了这难熬的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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