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袁崇焕写道：
皇上起臣田间，招对平台，臣感激知遇之恩！询平
辽方略，臣覆之略期之五年。皇上神谟独见，不以臣愚，
不以臣妄，微功得嘉奖过分。夫臣自天启二年役辽，与
奴相持者六年。下手了手之招熟谂，不敢漫无成算而大
言欺皇上哉！然臣五年之说出，而知臣者虑臣不能克期
覆命，臣具收为药石而不敢以言求信。盖兵为阴符，可
言者未必可行，可行者未必可言。况密成泄败兵家最忌！
而用间出奇，每骇观听。乃忠稷者纷纷揣度，臣方惴惴
于此，惧无以白天下。善哉！台臣毛羽健加意封疆，推
心边吏，而以五问为臣发端也，皆臣欲中所欲言而中有
不宜尽言犯泄者。就五问中可言者敬为奏答。
关于毛羽健所问“方略”，袁崇焕从“辽地残破之后”的辽东形势说起，进一步阐述了他“主守而后战”的缘由，不是有人说他抱着“凭坚城，用大炮”和“守为正著”那一套、“只能守城，不敢出战”吗？他当然知道“守”并“非久之可为”，然则“而我不得不为”，为什么？形势使然！在这样的情势下，冒险轻进、浪掷一战，已经有萨尔浒、沈辽、广宁之三大战三大败，损兵、折将、失地前车之鉴犹在，难道教训还小不足以作后事之师吗？
可是，“守”能够收复失地吗？答：未必能够！又问，敌若“或十年不犯，或一年数来，我将何以待之”？再答：必须整军！尤其是要抓紧训练出一支能打野战能打硬仗敢和鞑子骑兵拼命的关宁铁骑！
其实，这一点袁崇焕早在宁远之战后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才有天启七年宁锦大战时尤世禄等的奇兵出击，所以才有满桂、祖大寿稍后的宁远城下凭城大战，所以才有崇祯元年自己赴任之初的黄泥洼野战小胜……尽管自己被罢后辽东人事有变、又有锦州城防被撤、更有辽东蒙古建州和大明三方形势的大变，尽管他在上任至今还在还这些旧债，尽管现在他也不大敢说关宁军一定能打野战打硬仗，但他抓住了整军、尤其抓紧了关宁铁骑的训练，毕竟使关宁军的实力向前进了一大步——的的确确是长足的进步啊！而到了“我之器精甲坚兵强马壮”的时候，与鞑子骑兵对阵拼杀，收复我大明已失之土，岂不是水到渠成之事？
正因为关宁军已经有了这样长足的进步，他才在“守”乃“我不得不为者”之后，饶有信心地写其一答：
台臣之一问之方略攻守宜定也，臣愚谓兵者鬼神不
测之机，难以一法治也。况我一执而敌转歧，则辽东今
日当与台臣两说并用之。夫辽地残破之后，我之兵民胆
气不振，不得不用渐法为守，故缮城治堡明烽远哨，来
则守以老之，去则间以袭之，非久之可为，而我不得不
为者也。若我之器精甲坚兵强马壮，俟军纪行于内而胆
气溢于外，而求战雁门之收聚，至投石超距而用之，则
无往而不利也。昔先朝故事之中可师也。
关于毛羽健所问“兵制”，针对其“何不见一疏一檄以备调迁乎”的疑问，袁崇焕明确告知，因为粮饷有限，所以不敢求增，他“惟取之近戍取之见兵而足矣”；而关于“粮运”，毛羽健从“我成祖北征，先议馈运”说起，又讲到现时朝廷的诸多困难，因此又有“未见讲积贮之法，何悠悠也”之问，袁崇焕于此早有考虑：一是成祖北征远在绝塞，与我军今日在辽本土作战有很大不同，二是辽西粮饷一直靠漕运、海运，不似成祖时的车运畜运，三是即便锋指河东，数百里间人持十日干粮便可以战，也似不虞转饷。
书书网手机版 m.1pw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