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元年七月，奉诏复出的袁崇焕到京。
在得知漠南蒙古许多部落已经陆续依附建州的确切消息之后，袁崇焕不仅大吃一惊——尽管在当涂他已经听程本直说了林丹汗西迁的一些大概情况、心里有了点准备，可也想不到情势竟然严重到了如此地步！
他本来也想在拜访钱龙锡时，将这一问题提出来、以便商讨一二补救之策，后来又考虑倒不如自己直接向皇上推荐“蒙古通”王象乾，让他出来再行抚驭漠南蒙古为好：天启初，王象乾幕后支持王在晋在八里铺筑城以守关内，孙承宗公开支持袁崇焕在宁远筑城以守关外，双方为此曾经结下了梁子。不过，袁崇焕对王象乾抚驭蒙古的作法还是十分赞同的。特别是他的这次复出，欲结五年之局，必须以保证大明北部边境无虞为前提，正所谓“西靖而东自宁，虎（墩兔）不款，而东西并急”。在这样的时候推荐王象乾，既可使过去的嫌隙消释，从此又能一心一意一起共事御敌，何乐而不为？
袁崇焕的推荐很快就得到了朱由检的批准：任命王象乾以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督师行边，抚驭漠南蒙古，总督宣（府）大（同）。
动作这么快？
原来，袁崇焕还不知道，朱由检登基后尽革塞外蒙古之“赏”，闹出了不小的乱子之后也有些后悔，曾想设法补救。可除了实在想不出法子的和虽已有了法子却还没有选准时机上奏皇上的文武大臣之外，已经没人敢冒然提出对蒙古再行抚驭了——当今皇上自视天纵英明，已经金口玉言革了蒙古之赏，岂能有错？在摸不透皇上的真实意图之前，张口不如闭嘴，也免得自讨没趣不是？
比如御史李柄那个傻瓜蛋，自以为忠心耿耿忙前忙后地和蒙古那边谈，好不容易谈出了结果，却被皇上两个字“不准”也就算给打发了！难怪有人以李柄为例挖苦说：当今皇上高瞻远瞩、胸有成竹，何所不知？何所不能？作臣子的，只管照办就是了，甭想逞什么能！未必也想赚一个像李柄那样的傻瓜名号？
可袁崇焕却不管什么傻瓜不傻瓜，也没有揣摸皇上意图的习惯，他仍然抱持着“知其不可而为”和“尽其在我”的信念，心里想着如何结辽事的五年之局、也时刻记挂着如何向皇上向朝廷交上一个满意的答卷。他做了他该做的事，但他同样也不知道：他的推荐确实救了皇上的一时之急。
因为受到新皇重用而十分得意的的王象乾高高兴兴地去了平台，在三跪九叩首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之后，又在朱由检的亲切示意下走到御案之前。
朱由检对近在御案咫尺的这位老臣说：“卿三朝元老，忠猷素著，见卿矍铄，知督师袁崇焕荐举不差。有何方略？尽可面陈。”
有何方略？王象乾无他，只有“招抚”二字可对：“三边之患，近因虎墩兔与卜（顺义王）、哈（喀喇慎）二酋不和，兵连祸结，两岁于兹。今要着在连结喀喇慎及朵颜三十六家，安插蓟镇，沿边住牧，为我藩篱，东拥关门，以断右臂，二酋既抚，则永无边患。”
朱由检道：“观二酋意，似不肯受抚者。怎么办？”
王象乾奏道：“从容笼络，抚亦可成。”
朱由检仍感疑惑：“御虏当恩威并济，不可专恃羁縻。”
这时，一旁的阁臣刘鸿训插话道：“闻虎酋知王象乾至，退六百里。”
朱由检立刻叮问：“退去在何地方？”
刘鸿训一时无言答对，王象乾接道：“退去直北砂碛中。”
朱由检又问：“倘款事不成，如何？”
王象乾走近御案几步，声音虽低却又显得十分自信：“臣统御插虏，二十一年矣。万历三十六年，虎酋聚兵十万，欲犯蓟州，皇祖起臣总督蓟辽，臣至密云，遣官往喻，十万之师还解。天启元年，女直攻陷辽阳，熹宗召臣还部后，出镇山海关三年，略无风草之惊，皆调和之力也。”
朱由检很满意，面带笑容道：“卿年虽逾八十，精力尚强，朕心甚悦。卿抚插酋于西，袁崇焕御敌于东，恢复成功，皆卿等之力也。”
王象乾离开平台的时候，朱由检又特意叮嘱他：一定要和袁崇焕共同协调边防大计。
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王象乾和袁崇焕关于辽东当前事态的看法与思路不谋而合，二人计议的结果：抚西以拒东。
朱由检也很快拍板同意了这一补救之策：九月底，立即增加了对喀喇慎和察哈尔两部的抚赏。
王象乾和袁崇焕立即开始了抚西的行动，而且表面上看也有了一点点初步的效果：“（蒙古）哈剌慎三十六家向受抚赏，后为插汉所迫，且岁饥，有叛志。崇焕召至于边，亲抚慰，皆听命”。
但是，这些事后补救的努力似乎来得已经太晚了，这种赏赐不可能真正解除这些蒙古部落所面临的困境，因此也不可能留住的他们——长期以来在夹缝中求生存一脚踏两船的这些蒙古部落只能一面向明朝求赏、一面投靠建州。
比如喀喇慎三十六家，其实在天启年间，该部落还是明朝的盟友，在宁远大战后，他们还主动追击努尔哈赤的败军。但是到了天启七年秋冬之际，林丹汗西迁，察哈尔一举击溃喀喇慎。在求助明朝而不得的情势下，喀喇慎只能改换门庭求于建州。从崇祯元年二月喀喇慎写信给皇太极请求帮助开始，直到九月双方联合击败盘踞在喀喇慎旧地的察哈尔部，喀喇慎终于和建州开始有了对抗林丹汗的共同利益。但同是九月，喀喇慎又坦然接受了明朝的封赏——既然有利可图，何妨两面讨好？面对“利益”的诱惑或者威逼，无论个体的人，还是集体的群落，谁愿意避而远之甚至作视而不见状？人性中恶的那一面，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条件下，是一定会占了上风并且支配人的行动的。
崇祯元年十月，袁崇焕又上了“边情多变，蓟门堪忧”的一道奏折。也许是抚西之策收效甚微的缘故吧，朱由检并不十分重视——袁崇焕也只隐隐约约地感到：皇上的态度已经开始有所改变了。
崇祯二年二月，皇太极曾经下令喀喇慎等蒙古部落“悉遵我朝制度”，并定旗分。虽然喀喇慎等部落对此阳奉阴违，仍旧在明朝与建州之间摇摆而自行其事，但对明朝脆弱的边防而言，这已经是雪上加霜了。
事实无情地摆在那儿：“抚西以拒东”的补救努力也失败了。
“林丹汗的西迁和当今皇上对漠南蒙古的革赏，已经让皇太极得了便宜；如今尽力补救的努力，看来也收效甚微。这一切，难道也是那‘势’的作用？”袁崇焕想起在高阳时孙承宗说的话，不禁皱起了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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