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三年（1623年），是大明朝的又一个京察之年。
京察，就是朝廷对京官例行的考察，每六年进行一次。其方式是：四品以上大臣自陈以取上裁；五品以下各官则由有司衙门分等具册奏请。
本来，京察是澄清吏治的一本好经。但其效果，就得看念经的和尚们究竟是怎样的念法了－－考察者、被考察者以及最后决定他们前途命运的皇上，都是念经的和尚－－而从万历时起，大明朝廷念经的"和尚"们，几乎都没有念好过这本经，甚至还念出了让人们难以置信的恶果来了。万历十五年的"京察"，时为吏部验封主事的顾宪成因持公议反而被谪贬；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改为考功主事的顾宪成辅助同掌京察的考功郎中**星和吏部尚书孙龙，终因雷厉风行、铁面无私而被念着同一本经的和尚们踢出局外，甚至连同情他们的人也都未能幸免――他们，全都被也在念这本经的大和尚万历皇帝朱翊钧罢了官！
十一年之后，被削籍归里的顾宪成在其家乡无锡重修东林书院，与罢官在家的高攀龙等聚徒讲学、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并为朝野所称颂的正人君子如叶向高、**星、邹元标、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宗建、周顺昌等互相呼应，最终形成名声大震、尊者众忌者亦多的东林党。然则，这个时期的东林党人并没有成为朝中的主流。到朱翊钧驾崩、大明年号改为泰昌紧接着又改为天启时，东林党人才陆续回到朝廷并逐渐成为执政主流。
到了天启三年，"京察"的这本经，大明朝的和尚们又该如何念呢？
三十年前念过这本经被罢黜、如今已回朝作了吏部尚书的**星，成为负责这次京察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和一同负京察责任的左都御史高攀龙、都给事中杨涟、监察御史左光斗、给事中魏大中等一样，仍然持雷厉风行、铁面无私的态度。仿佛是急欲一吐十多年来东林被排斥被置闲被压抑的闷气，又仿佛是急欲一改长期以来朝廷已懒散已昏馈已**的局面，他们疾恶如仇，决心再鼓起劲念好经，大刀阔斧地干起来。
他们的矛头所向，首指长期与东林作对的属于三党的官吏。当然，他们也不会放过有过这样那样过错的非三党人。一些有识之士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走过了十多年巅簸之路的东林，由于人员思想的逐渐变化，正在和许多逐步演变的团体一样，开始变质了。
三党的人自然也感觉到了东林党人借此排斥异己的威胁，也由此空前地团结起来，并且公开打出了非东林的旗号。既非东林又非三党的一些人，在与三党人遭遇同样威胁面前，当然也不愿束手就擒、任人摆布，他们在感到自己的势单力弱无援无助之后，有的干脆加入到非东林的行列里去。非东林，既然大胆地亮出了旗号，他们必定要奋力挣扎和反扑，也必定要在这本经上大作文章，再和东林一拼死活地大干一场呢。
司礼监的大太监魏忠贤如今也成了这群念经和尚中的一员，而且正在努力成为法力无边不可小视的一员。
他冷眼看着朝廷上即将展开的这场恶斗，心里感到十分地惬意。无论是念经的事，或者是其它的事，他还是去年坐山观虎斗、两边都暂不得罪的打算。他还要再看看：既要得到东林那些正人君子们的好名声，也要得到非东林那些有钱的主儿们大把大把金钱的实惠。
当然，对东林中胆敢冒犯他的那些人－－比如上疏参劾他的那个周宗建等－－他就要念念这本经狠狠地整治他们一番，也算是杀鸡给猴看；对靠近东林的那些人－－比如现在辽东、对他还很有用处的孙承宗、袁崇焕等－－在对他们的请求压了大半年的时候，他让户部给他们拨去了第一批修筑宁远新城的钱，以示他的关怀；对非东林中那些已经卖身投靠他的那些人－－比如让儿子认他当干爷的那个顾秉谦、以同乡同姓与他联宗称侄的魏广微以及拜他为干爹的孙杰等－－他或者让他们如愿升官，或者让他们逃脱严惩，从而表示他一定会投桃报李……
新一轮该念经的大和尚朱由校却和魏忠贤想的不一样，他已将全副身心都投放在做三国人物的木傀儡上，这世上就再也没有比他的木工活更重要的事了。他早就把朝政的大事小事一件不漏地全都交给了魏忠贤，京察也好，不京察也罢，和他还有什么关系呢？再说啦，要他来念这本烂经，甭说他不知道怎么样念，就是知道，他也根本不想再去念了！
几天后，就在朱由校正集中精力做那个汉献帝的木傀儡时，成竹在胸的魏忠贤又来向他禀报。魏忠贤又要故伎重演了，他知道：小皇帝做活专心至致，不弄得惟妙惟肖他是决不罢手的。在这个时候，他特别地烦人打搅他。
这一点，恰恰就是魏忠贤所想要的－－每当小皇帝正"忙"的时候，有事的魏忠贤就来了。
开始，他只是站在远处，看着小皇帝怎样地指挥那些木匠磨斧张锯，看着他们怎样地锯木板、凿榫眼、弹墨线……就在小皇帝挽袖掖衫聚精会神干细活时，魏忠贤才走近来，行礼问安恭维赞叹拍马屁－－这正是他向小皇帝奏事的大好机会！
他很清楚：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小皇帝总会对他说："魏官儿，这时节别来烦朕。"而他也总是一副诚惶诚恐的模样，恭恭敬敬地跪在那儿："皇上，奴才有要事启奏。"小皇帝接下来又是那句老话："行了，行了，朕都知道了。那些事儿，都由你去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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