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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中午时分,一丝风也没有,阳光合着闷热的暑气散发着炎炎的炙意。虽说是九月,却也不见丝毫清爽凉意,八月的炽热如同个没完的三流剧本般不知休止。原本不算宽敞的道路在此刻被赶去吃饭的同学挤塞着,一只灰鸟感到了恐慌,飞快地掠过了树梢,隐入树丛。小小的影子像一个易受惊吓的孩子,惊恐地跟着我的脚步,亦步亦随。
我沿着来时的道路默默地走着,心里头着实没有什么目标,只是单纯地想走走罢了。或许是由于空气的闷浊,抑或是第一天的紧张,我并不感到饥饿。我这样一路地行走着,直到不知觉地走出了校门,周边是一家挨着一家的小饭店,热腾腾的蒸汽向上空浮去,消逝了踪迹。
头脑的思索之于吃饭并无任何的益处,大多数的人并不需要太多的思考便能决定一顿食物的摄取,这无关于营养的调节,纯属于生物的本能,而我现在正是处于这种情形。
我买了碗葱油拌面,拿着油腻腻的牌子走向窗口处等候。前面有几个学生在笑闹着,我不懂得他们的“语言”,也不知道他们究竟在高兴着什么。面很快就被捞起,盛在一个大的吓人的碗里,然后和黑色的酱汁拌在了一起。
碗烫得炙手,可视觉常常将我们欺骗,使得它看来就像是极为平常的冷面,腾腾的热气被深埋在厚实的油层中。手指被烫得发红,带着一阵的麻痛。
我吹着气小口小口地将面条放在嘴里咀嚼着,像是蚕虫啃食着桑叶般,以极其微小的动作却又极为迅速地吞噬着一切……
午后的空气比中古世纪奴役的气息好过一点,尽管它此刻洋溢着安详和宁静之感。困倦替代了充彻于空气中沉闷的烦躁,从阳光的暖意中摄取着睡意,大多数的同学已回到寝室酣然甜睡,偶有几个精力充沛的聚在教室里闲聊嬉笑。校园内,学生熙熙攘攘地走着,流露出的生活的节奏缓慢而坚定。
我漫步在树荫中,享受着从石缝中挣扎着冒出的孤草的忧郁气息。我隐约地感受到,在那含着苦涩味道的每一片草叶中,蕴藏着强韧的、令人折服的生命力,无论这种折服是出自于个人幻想的缘故,抑或是对于自然力量的感悟。
大多数的时候,独自一人会造成孤独的假象,我们在感受着世界包围我们的同时,却又被这个世界所隔离。如同天宇的星空,看起来距离很近,其实相隔遥远。
然而孤独也有着千百种的不同,并不是每一种孤独都是相互的孪生兄弟,有些因高贵而显得深沉,它们有着宽阔的额角。我们没办法创造出两个完全相同的孤独,即便是我们认为“一样”的假象,它们如同尘沙,看似相同,实则都不一样。在过去,我们以为人死去以后会到达宇宙的中央,这便是一种孤独,直到现实和科学否定了这一说法,我们才又在新一轮的幻灭中寻找替代。
我们假设着一切伟大而崇高的圣地都是孤独的,以为它们不可替代,然而它们在每个世纪的交替中,在艺术家新的创造中不断的再现——以另一种新的面目。
我认识孤独啊,这并非我妄下的断言,因为它是每时每刻都不断变化着的同一位友人,它并非寂寞,它只是对于生的反思和对于死的思索。
我知道自己无处可去,漫无边际地游荡也亦非自己的本性,下午仍旧是素描课,没有什么特定要交的作业,只是单纯地持续着上午的内容。教学的内容很轻松,没有所谓“一定”的制度,松垮垮的不知该如何是好。没有固定的教室,没有一定的座位,没有作业也没有指标,每一个人都遵照着不知名的规则活动,而那是一条我所看不见的“二十二条军规[1]”。
我一直不太明白结构和素描之间存在的差异,也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两者不能同时表现。在我认为,结构是为了更准确地抓住物体最为本质而直接的东西,它所须体现的是我们所看见和看不见的内在结构,它不同于阴影的塑造,它不表现光线,它的唯一对象就是物体本身。然而为何不愿在结构的基础上打上阴影呢?一片树叶虽也是独立的存在,但光影使它显得更为真实。为何加上阴影的结构就不再是结构了呢?它作为物体的个体依旧存在啊!难道光影会使真实产生变化?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如同我的结构被视之为素描一般。
白昼告别了最后一丝光线,寂静地沉入了黑暗的怀抱。黑夜就像一位母亲或是一个情人,轻轻地安抚着这个爱吵的孩子。
夜晚的温度急剧的下降,如同个乱发脾气的怪物,炽热被驱逐出了战场,躲在角落处积聚着力量。树影在此刻张狂地舞动着黑暗,在窗外拉成长影,摇来晃去。
我坐在二楼的阶梯教室里,努力地想要弄懂按着消失点将空间隔离的理论。透视学是一门精雕琢细的学科,充满着逻辑的思辨和精确的概念,它没有那种令人惊艳的感动,也务须任何形式的感叹。当我们在认识这门几近不可能被发现到的财富的时候,过度矫饰所产生的美感已无须逞强。
在透视图的绘制过程中,我学会了对于创作的严谨态度,可以肯定这对我来说是好的,然而就这一领域来说,与原有思想所产生的碰撞再所难免。意象用它的理念在我的脑中塑造了一个世界(在此我姑且称为第一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非物质和所有的非数字都是被理解的,幻象是概念的全部;而另一个,则由精确的角度和数字所构筑的世界(我在此称之为第二世界),它否认了全部的非理性的事物,将世界由等量的数字衡量,将存在的真实视为永恒。如何呵,如何才能将两个世界视为同一,让**和灵魂相互拥抱!
那些世界对我那意识的影响是如此的深刻,致使我不得不常拿着它们进行比较,并且从中去认识周边的事物。一条漫长的道路可以被冠为某个路名,也可以被视作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彼岸。理解固然是好的,对那些不可知的事物尤为如此,但它决不是沉默,也不是在自然中寻找奢华,它只是伟大而令人愉悦的段落,只此而已。——至少在工具的认识上,我学到了昂贵的喷枪可以用牙刷和网格丝替代。
夜的静谧凝聚了无数个昆虫的呼吸声,它们不再鸣叫,有的已冻僵在了墙角的泥缝中。夜风的吹拂在此时显得不近人情,一个劲儿地往颈脖处倒灌刺寒。夜晚一个半小时的听课无论是对教师或是走读生来说都是一种考验,在尚未放课前皆各自盘算着如何赶上最后一班车。
在车站候车的人并不算少,寂静只是创造出来的假象,秩序和失序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社会的制约,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一些人抽烟、吐痰,一些人打呼噜,还有一些人则紧张而疲惫地站立着。我久久地凝视着地平线的尽头,没有像墓碑一样的十字架电杆,也没有像印第安篝火一般闪烁的灯光,它仿佛为了作出某种的掩饰,在路口处溶入了黑暗。
车子在一阵颠簸的摇晃中驶了过来,车尾排出的乌烟瘴气热得令人难受,还夹带着刺鼻的味道。乘务员困倦地打着呵欠,疲惫地看着上车的人群,无分所谓“守秩序的”和“不守秩序的”。
我朝着窗外张望,脑袋里划过阿斯塔菲耶夫[2]的《达姆卡》:
一个右手封在石膏里的男孩子用左手把蚊子揿死在窗上。窗玻璃的一面淌着红色的血滴,另一面却是明澈的雨滴。它们顺着玻璃流着,轨迹有重合的,间或曲折相交,但是血的污流和雨水的清流虽然交叉重叠,却相互冲刷不掉,玻璃上的这幅意象使人不由得想起某种难以理解的、颇有凶兆的生存之迷。
水滴的淌落是一个缓慢而曲折的过程,它同血的污流造成了一个骗局的假象,我们不得不从不同的观察角度去思索事物的根本性质,这无关乎人类进步的情感。
车子在一个站头处停下,迂回的弯路隐藏在大片的树荫下,发亮的月光显得有些破碎,透不过夜的阴影。人行道的作用日渐地衰退,这标志着约束的衰退,但对我来说仍旧是道德感的保障,如同某一部分思想的独立存在一般。
我下车将自己置身于另一个车站的等候,四周接触着昙花一现的亮光,车子畅通无阻地狂飙。繁华区离这里相隔只有几步之遥,但你知道如何将两者分开,前者是霓虹的粹聚,而后者,则是路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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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的晨露并没有给人们以太多的期许便消失于空气,黎明和黄昏的感动并不及迟到前的最后一秒,人生的晴雨比日出或日落来得更为迅速而直接,它们无经任何的修饰。
早上的车子出人意料的拥挤,每个人都尽可能地将自己塞进那个狭小的空间,在这时,没有人的双脚享有特权,车身简单的一个轻震就能使他们横摇竖晃。挤车是一种违反本意而又不得不强使打破平衡的支配,它并非衡量文明本身,但最为接近具体的现实。没有人会否认这是一种对于生存的磨练,当然人们也不会承认,因为这表示着一个人口的增加问题。
我们很清楚对于别人的谴责,而双重性的认知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在最初的那段日子里,安于麻木不仁的心境要强于对压迫的挣扎反抗,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挤塞原本就是无可厚非的事实,直到获得了某种令人惊异的经验,一种如何隐入人流而又不被吞噬的方法。
矛盾往往产生于对事物两面性的诠释,沙子自甘被海浪冲走,是因为它知道自己不足以与海浪相抗,所以海水亦无法将它伤害;岩石之所以傲然伫立,是因为它有着坚强的毅力以及强大的力量,但终究被冲击磨灭了棱角。自然的艺术是双重力量下的平衡,而非暴政下的胜利。
七点四十五分,我走进了教室,同学们喧闹着相互交谈或是吃着早点,也有的人惊异地注视着我,讶异我为何仍同他们一起上课。我并不觉得自己被环境排除是一种荒唐的想法,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而后把它变成无意识的行为。我从不曾如此明确地感到我是被他们脱离的,虽然之后我很快就将这种不愉快的感觉淡忘了,但它却是我踏进这里所得到的第一个信号。
我坐在前排靠窗的位子,光线映射在桌上密密麻麻地小字上,以及几幅潦草的人体结构图。上面的字迹透出业已湮灭的气息,像一个存放许久的酒瓶上的标签,萦绕着古老而浓烈的气味。
没过多久,任课的教师走了进来,开始了一上午严肃思想的讲学。中国美术简史的教学用极其简单而条理的叙述,将复杂、混乱而充满着动荡的发展本质阐明,告诉我们人类如何在默默无闻与频繁战乱的挣扎中,从历史的沿河中脱颖而出。崇高一次又一次地将自己躲起来,然后又猛地露出冰山一角叫我们震惊,在遗址的废墟中将先人鲜明的思想释放。
在一百八十万年前的智慧在现在看来仍不失现代,那现代的定义究竟为何呢?古朴的凝重即便是现代化的机器也无法仿效,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存在于何处?那些优美而不华丽,古拙而不失典雅的东西,竟然诞生于那个钻木取火的年代?这是多么令人惊异的事物啊!从石器时代的打磨制品,到良诸文化的玉琮雕刻;从仰韶文化的彩陶工艺,到象征奴隶制权贵威严的青铜制品;从秦皇陵兵马俑,到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的发掘;从六朝兴盛的佛像、佛塔、壁画、寺庙等宗教建筑与石雕,到唐代的三彩、宋代的五大名窑、明代的明式家具、清代的山水画的登峰造极,以及扬州八怪、金陵八家、新安派、岭南派、海上画派的兴起……这其中似乎有着某种的牵引,但又是那么的似是而非。
艺术随着审美的诞生而产生出的混合的语言并非只是一相情愿,它将一切的我们所要表达的混合物的词汇凝聚在了一起,取代了现实井然的词句语法,它用一个独特的视角描绘了一个不完全但理想的感觉,百分之百地映照出这个可见世界的印象,并与这个世界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关系。
我对这种诗人般飞翔的智慧感到亲切,它通过长时间的冥想追求真理,并且与凶猛的尘嚣着顽强地斗争。心灵的沉思与它离得很近,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我在书页的一个小洞里窥视着它,呼吸着它们字行之间相互交谈的空气,直到触摸并记住它们。
像是古老氏族的伟大传承一般,似乎总有那么一种语言记载着刻在历史上被淡漠的文字,它只让一小队的旅行者伫足,然后像蒲公英般散落开去,生长成另一种新的样子……
此时,我的心灵正在经历着一阵强烈的、毫无预警的蜕变,我的身心、言语、思想以及一切的一切均是如此。在高等师范的平台上眺望时,我的心智是如此懵懂而敏感地撷取着那些抽象的、形而上学的观念,我被某种充满热情而孤独的幸福萦绕着。只有什么都看不见的人才会认为这是违反事实规律的,他们以为只有那些司空见惯的事物才是必然和正确的,殊不知这些道路蕴藏了另一个新的起始,以后我将谈到这一切。
出乎意料的,我逐渐地适应了这种看似闲适地忙碌生活,大学语文的开设证实了我血脉中的某种“似曾相识”的东西,由词汇所构筑的那些奇妙的句子,如同拽着一个经过精心雕琢的土布玩偶的线绳般,将思绪牵引。孤独是不可抗拒的,而文学则是对孤独的尝试。与众多的文字相比,母语的叙述比其它的文字更具有个性,如同带着印记的信笺上的一个签名般。
我常常回忆起自己坐在第一排听课的样子,这或许是出于某种孩子气的原故。那个时候,我一直很喜欢听周志明老师讲的那些鲁迅的《论“费厄泼赖”》或是郭沫若的《凤凰涅槃》等,因为这些内容不仅局限于材料的简单构成,而是热情洋溢的、淳朴至极的性情和生动形象的讲演。
第一次知道周老师的名字是在一个教师节的前夕,我向同学打听到了这位周老师的名字——周德民,我很高兴地将它写进了贺卡里。但事实的结果是,我不得不怀着愧疚的心理再去重写一张,因为当我将贺卡交给周老师时,他微笑着告诉我说他的名字写错了。
周老师是我一直以来都非常喜欢和尊敬的老师,这不单是因为他生动幽默的教学风格,更是由于他性格中所存在的某种极富魅力的亲和力。他对于我那充斥着幼年气质的言语给予了鼓励与尊重,当我开始讲话时,就会看到他正全神贯注地听我讲话。
随着我对文学那愈发不可遏制的喜爱,我开始有意识地留意起大学里的一项特有的优惠政策——特价书展销,并且将逛书展这一习惯仍保留至今。这里的特价书多放在东部的大礼堂,一般为八、九折,两、三个星期换一次;后来搬到了西部图书馆,这一时期的书价最优惠,多为六点五至八折,有的滞销书甚至打三折,这是我购书最多的一个阶段;最后由于图书馆改建,被迁至西部校园内的联华超市,这一阶段的折扣就相对较少了。
在展销书中,既有最新的畅销书、英语书、世界名著,也有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等著作,而我进入大学买的第一本书就是司马迁的《史记》——那被鲁迅先生喻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书巨作。
我为之倾倒的不是司马迁显赫的家学渊源,而是他周游列国的豪迈气概;我为之感慨的不是他为李陵[3]的慷慨言辞,而是他发愤著书的毅然决心。他开创了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的体例去言写通史,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4]”的人物特性表现的浑然天成……
正如我所看见的天宇那片广大的旷地一般,我看见人群在肥沃的、丛生着各式各样植物的土壤中散播着好的种子;又如我所看见的那美丽、漂浮、永不停息的云那般,我看见妇人任它们自己的主意占据着它,得到自然的好的后嗣——心灵享有着莫大的优惠,它们在闲暇时款待了自己。
[1]出自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1923-1999)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2]当代前苏联著名作家,代表作为长篇小说《鱼王》。
[3]公元前98年(天汉三年),李陵以不足五千兵出击匈奴,鏖战十余日,最终兵败投降。
[4]参见《史记·刺客列传》中描写燕太子丹送别荆轲时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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