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几篇帖子拍老南已经拍得够狠了！（不过跟汉网那些整天把汉奸两个字挂嘴边的人相比，我自愧不如。^_^）这篇帖子我的语气试图收敛一些，用词稍微不那么激烈一些，就算是“带着铁链来跳舞”吧。
细细读完原本大学微言的第六十章外示儒学内用佛老的清朝、六十一章从雍正说到乾隆，想从这两章合起来不到两万字的篇幅里分析一下老南作为宗教人士对于清朝历史认识的几个重点层面。
一、对清军入关前历史认识。
对照一下钱穆的有关言论，我们明显可以看到老南跟钱穆不同，钱穆对努尔哈赤及族人抱有歧视憎恶态度。而老南对满族人没有民族歧视。大家看，老南说“但在华夏文化的立场来讲，无论辽、金、宋、元、明、清，实际上，仍然部在儒、佛、道混合的文化基础上发展演变。只在空间区域上有南北之分，在时间的轨道上，有朝代之别，从中华民族整体的统一文化来讲，始终都是—致的。尤其满族与辽、金在氏族的血统系统上，关系更为密切”，其中的文化认同感是跃然纸上的。
然而老南说出“而在人文生活的文化上，包括政治体制，仍然都是学习华夏文化的传统，并无另有满洲的文明。”这样的话明显是有一种“少数民族文化抹煞论”的味道。实际上，落后民族总是会向先进民族学习文化，这不代表他们就没有自己的文化。非洲的土著还有原始的文明呢，后来在欧洲人百年殖民统治下有些消亡有些不还是保留至今么？
老南对皇太极命令旗人子弟读书的行动大加赞赏，认为“皇太极在当时已经体会到读书明理，与忠贞爱国的情操，确实具有重要关系”确实也没说错。不过，他却说出“但在当时所读的书，基本上，就是孔孟之道的‘四书’最为重要。”这种话，明显，跟他的一贯认识“孔子学说的可贵，毕竟是万古常新，永远颠扑不破。”大有关系！^_^金庸就认为，《三国演义》对于清军将领们更重要，为什么呢？那些个粗鲁武人你让他们看子曰诗云他们肯定要大打呵欠，让他们听师爷讲三国演义他们肯定精神百倍。因此，我赞同老金的看法，《三国演义》比起孔孟之道的“四书”来更能帮助满族人打天下。试想，剽悍凶猛的满族人要真的埋头苦学四书，一个个学得义理精通，温良恭俭让，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还怎么攻城略地，杀人放火，气吞万里如虎呢？^_^
老南对皇太极其人的认识也算马马虎虎，说出“皇太极的头脑并不简单，不失为具有雄才大略的领导人”，不过呢，他还是小看了皇太极，用了个“不失为”这样的词，显然是低估。金庸对皇太极的评价显然就高得多，说“以他（皇太极）的知人善任、豁达大度、高瞻远瞩、明断果决，自唐太宗以后，中国历朝帝皇没有几个能及得上。”
老南低估皇太极还体现在这一段话里——“他在这个阶段，曾经有两三次致书明朝请和，而明廷都没有理会，当然更没有正式回应。因此，便在计策万全以后，才一步一步派满蒙部队侵近山海关。但仍然不敢有公然征明的大举。”老南这一认识，显然是无视清军在崇祯年间数次绕过山海关进入中原烧杀掳掠的历史事实（如崇祯二年底到三年初皇太极曾兵临北京城下以反间计除袁崇焕；崇祯七年，清军“入上方堡，至宣府”；崇祯九年六月皇太极派了阿齐格、阿巴泰等大将攻进长城，直打到北直隶腹地；姚雪垠在《李自成》里写到“从崇祯登极以来，十一年中，清兵已经四次人塞，三次直逼北京城下。”正是在崇祯十一年，多尔衮率领阿巴泰等人又打到北直隶，孙承宗和卢象升先后殉国；崇祯十二年三月，清军“出青山口。凡深入二千里，越五月，下畿内、山东七十余城。”崇祯十五年，清军又来了，“分道入塞”，又打到山东去了），一厢情愿地为皇太极作决定。其实，皇太极的征明计划在他那“伐大树”的理论里已经说得很清楚，而且明明白白说出“明有必亡之兆”这样的话，行动上也实行的是“疲明”之策，屡屡侵扰京畿，抢掠子女财帛。显然，皇太极的胃口并不像老南说得那么小，“不敢有公然征明的大举”，他也并非小脚女人，只会“一步一步派满蒙部队侵近山海关”！^_^老南曾低估成吉思汗的雄心壮志，说他“还没有可以南征的认识”，又说“他的儿子们”，“才敢奢望华夏”，明明白白跟这里低估皇太极是如出一辙。
二、对清军入关的历史认识
老南对清军入关顺利夺取政权的认识是“清取天下几异数”，并解释说“有特别的好运气，不是人力所能勉强做到的。”
然而这让我不由得想起古代的史家的提法——“虽云天命，亦在人谋”。可见，古代史家对历史的认识已超过了作为现代人的老南。
事实上，历史的偶然中蕴含着历史的必然性！
我们要看到，《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对此的认识就比老南要清醒得多，深刻得多。姚雪垠在书中曾写到——“多尔衮一声令下，放炮三响……此后将近三百年间，不仅满族的命运，实际是整个中国的命运，从这震天动地的炮声中开始了。此时代表明朝的崇祯皇帝已死，明朝已亡国，李自成的主力军在十几天后就要全师覆灭，他本人将走上无可挽救的大悲剧道路。在中国历史上满族的青年英雄爱新觉罗•；多尔衮的时代在炮声中开始了。”可见，姚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异数，或是“特别的好运气”。
我还可以从《李自成》书中找出另外一点来证明——姚雪垠还写到“满洲兵十几年来对于出征作战，包括出兵朝鲜作战，已经积累了许多经验。这一次是在大清摄政王多尔衮的亲自率领下南征，具有种种必胜的优越条件，而李自成必败的弱点完全暴露。不管有没有吴三桂向多尔衮借兵和投降清朝的事，清兵都必将南下。无非走别的路进入长城，打败李自成，占领北京，开辟大清朝的统治。”
老南为了解释“异数”，作了个自问自答。问题是——“何以他们能以十来万人的武力（这是比较宽松的估算）入关，统治当时三四亿人的中国呢？”答案为——“我们如果要了解这个问题，首先就要明白在人类世界的战争史上，最先能够运用“代理战争”的战略，可以说便是满清。”
乍一看，老南的问题跟答案都没什么问题！^_^而且，我也赞同“代理战争”的解释，老南能认识到这一点算不错了。但在赞同的同时我要指出来老南的问题和答案中的两个明显错误！一，当时中国人口满打满算也不过一亿多，据史籍官方统计数字万历六年为6，069万，泰昌元年为5，165万，即使豪绅地主所隐藏的“丁”以外的人口很多，恐怕也隐藏不了比官方统计数字还多两倍以上的人口。而老南狮子大开口一下子就翻了三四倍，要知道，三百年以后的 民国十七年户口调查统计报告中的中国人口数字也不过四亿七千万！^_^二，人类世界的战争史上，最先能够运用“代理战争”的战略，恐怕并非满清，事实上是早有先行者。老南既然说出“平定南方，统一全国，又是运用汉人汉兵作为代理战争的先驱。如用洪承畴及吴三桂、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等藩镇四王，便是最明显的成例”这样的话，为何竟看不到元世祖忽必烈用张弘范等汉人汉兵消灭南宋已经早在满清之前。而且蒙古人运用“代理战争”也并非“最先”。要上溯历史恐怕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单。
老南还说出“当郑成功在台湾，率水师十七万北上，入长江，克镇江，围南京”之类的话，用以证明他说的清朝的“好运气”和“代理战争”。因为“反攻郑军部队的，也正是汉兵”。事实上，引郑成功的例子虽然是有些道理，但因为老南学历史学得不好，所以才误认为郑成功当时已经收复台湾。事实上郑成功围南京是1659年（顺治十六年）的事情，出兵攻打台湾是1661年（顺治十八年）的事情。等到郑成功完全收复台湾，荷兰殖民当局及其士兵全部撤走已经是1662年的事了。而且，郑成功打下台湾后不到三个月就病死了，又焉能“在台湾，率水师十七万北上”呢？^_^
三、对入关之后的统治认识。
老南看到“顺治成长以后，嗜好禅宗佛法，确是事实”，这不奇怪，佛门子弟自然喜欢看到统治者“嗜好佛法”，一如道家人只愿看到唐朝皇帝把老子抬出来当祖宗，而不愿看到武则天崇佛抑道。这正是角度问题！然而顺治嗜好佛法的历史事实背后的缘由是什么呢？老南没有去探讨。其实从清史稿里，甚至从一些稗官野史里，我们都可以看出来，顺治一开始并不信佛，他一度对天主教也表示过兴趣。汤若望竭力想让这位少年皇帝成为上帝的子民，可惜没成功。顺治的性格不像他儿子康熙那么少年老成，他作为一个性格外向，感情丰富的青年，心理承受力并不高，听到郑成功围南京的消息他竟然方寸大乱，先是语无伦次后来就索性要御驾亲征，后来又清醒了，爱面子却又不好收回成命，只好借着汤若望汤玛法劝说的台阶下台，这样一个人显然难以承担千钧之重的政治重任。他嗜好佛法可以说未必是真心向佛，只是寻找一点心理寄托，或许打算从和尚那里学来减轻“工作压力”的方法也未可知。至于后来他剪辫子剃光头的冲动做法，并不能证明他“四大皆空”，相反还说明这位青年秉持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的信念。因为剃光头的导火索是董鄂妃的病逝。顺治法号“行痴”，对于董鄂妃，他真可以说是“痴情一片，至死不渝”。他追随董鄂妃而去，想必转世之后佛门里不会因此多出“西方一衲子”，而是天上多出一对“比翼鸟”，地上多出一对“连理枝”吧！
顺治之后是康雍乾，老南评价颇为中肯——“依史论史，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统治中国，除了满汉民族性争议的缺失以外，从版图的一统、政治的清明，乃至文治武功的成就，不但无愧汉唐，甚至可说是超过汉唐。”我对这一看法持毫无保留的赞同，就史论史的赞同。金庸说“从清太祖算起的清朝十二个君主，他们的总平均分数和明朝十六个皇帝相比，我以为在数学上简直不能比，因为前者的是相当高的正数，后者是相当高的负数。”又说“清朝比明朝好，只不过中国人运气好，碰到了几个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金庸所指的这几个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显然就是指康熙、雍正、乾隆。不过金庸还能认识到“只要**独裁的制度存在一天，大家就只好碰运气。”金庸这里提到的“运气”是从反封建**角度出发的，可比老南认为清军入关夺取天下“几异数”的说法要积极得多，也有意义得多！
我也对老南所说“唯一可惜的，如果在入关之初，舍弃满族初期偏仄的习性，不改中国传统的明代衣冠，不下令全国剃发编辫子，那在统一江山的工作上，必然会事半功倍、顺利得多了。”的提法基本赞同，只是对“唯一可惜的”要做点微观分析的文章！事实上，清朝统治者所推行的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政策又岂止强迫改衣冠和强迫剃头（改衣冠和剃头本身是无可非议，汉服太臃肿，丑得要死，还是胡服更接近现代衣着，明朝及明朝以前的汉族人不剃头，显然从卫生学角度看就是对细菌在头上孳生繁衍的宽容，辛亥革命假如发生在明朝，那么显然要给明朝人剃发剃得更多！值得批判的是强迫的政策，即“留发不留头”！），我们要清醒认识到，清军入关后的一系列屠城行为是不但不值得“可惜”，而且是必须批判声讨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不必说了，郑亲王济尔哈朗占领湖南湘潭后也残忍屠过一次城，姜瓖反清失败后大同全城军民受连累也被屠戮殆尽，尚可喜与耿继茂攻克广州时也搞屠城。汉网的帖子关于这方面说得很多，有如实叙述的，也有添油加醋的，更有甚者把清军屠城跟南京大屠杀相提并论。其实屠城者中国历史上多的是，白起屠过城，曹操屠过城，石勒屠过城，赫连勃勃屠过城，黄巢也屠过城，张献忠也屠过城，屠夫刽子手多多。但我们要分清楚内部矛盾跟外部矛盾的不同。如果把清军屠城类比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那就是间接替南京大屠杀开脱罪名。在清朝的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政策中，屠城是最残忍的，除此之外还有“圈地”、“投充”、“缉捕逃人”等。“圈地”来自于满洲贵族为了自身私利和解决移都北京后大批满族居民迁移入关定居的生计发布的圈地令。名义上说只圈“无主荒田”，用来“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实际上却是不分有主无主大量侵占畿辅地区汉族居民的产业。圈地之外，又有所谓的“投充”。即投充旗下为奴。它既是满洲贵族奴役汉族人口的重要途径之一，又为进一步侵占汉民耕地房产大开了方便之门。较之汉族居住区早已盛行的封建租佃制是一种倒退，劳动者变成了农奴，人身依附关系大大加强了。缉捕逃人来自于“缉捕逃人法”。清军入关前后，在征战过程中掠得大批人口，加上圈地和投充被逼迫为奴的人数激增，于是满族人便驱使旗下奴仆从事生产劳动。很多人受不了压迫便大批逃亡。清廷为惩治做过旗下奴仆而逃亡的百姓，严厉地推行“缉捕逃人法”，并专门设立兵部督捕侍郎负责追捕审理，地方官也以缉捕逃人作为考绩的重要标准。
多尔衮曾经谕告群臣：“有为剃发、衣冠、圈地、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意思是敢为这五项政策中任意一项上书提意见的人都要治罪。而屠城的政策显然是只能做不能说的！老南只为剃发与衣冠“可惜”，避而不谈圈地、投充、逃人、屠城，不知道是重视“剃发与衣冠”到了可以对“圈地、投充、逃人、屠城”忽略不计的地步，还是学历史时压根儿没看到“圈地、投充、逃人、屠城”。
老南谈到康熙皇帝时所说的“康熙只有十三岁，就由他的祖母扶持即位，但清廷的局势，还在内忧外患，岌岌可危之中”的话，其实是可以为清朝的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政策所带来的恶果作一注解。不过老南记性太差，康熙是八岁即位，十三岁亲政，他即位时的形势用“内忧外患”尚可，“岌岌可危”则未必。顺治崩了的那年（顺治十八年）春天，南明残余势力可以说已经无力回天。那个时候永历（朱由榔）是在缅甸政治避难，年底就被缅甸人移交给吴三桂，算是引渡回国；李定国活动于滇缅边境一带打游击，想把永历从缅甸人手里弄出来却是无能为力；郑成功无视张煌言在《上延平王书》中反对攻打台湾的建议，紧锣密鼓、厉兵秣马准备渡海收复台湾。而康熙元年四月到六月，“永历及其太子、郑成功、李定国相继离开人世，标志着南明复兴最后一线希望的彻底幻灭”（见南明史）。
康熙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在位时间长达六十一年的英明君主，为巩固清朝政权扩大中国版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雍正追谥康熙为圣祖，理由为“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确实不错。清史稿上说他“圣学高深，崇儒重道。几暇格物，豁贯天人，尤为古今所未觏。”似乎马屁拍过头了。而老南的评价为“而且他对学识修养，也特别勤学，如对天文、数学等外来学识，也特别注意。对于中国传统的儒家和理学，也很用心，尤其对宋儒程朱的《大学》《中庸》所说的修养，也很有心得。”可以把老南这段话看作清史稿那段文字的白话文朴实版。
老南照搬了一堆康熙在汉地崇儒和在蒙藏两地扶持藏传佛教的史料后，声称“治内地，须用儒家；治满、蒙、藏地，须用佛教”。并用“外示儒学，内用佛老”八个字来概括康熙时代。虽然是有些见地，但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还不如说康熙治国是文武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管是儒是佛，都只是他治国的策略，又岂能分出内外？他用儒学更用法治，大清律例比起历朝历代法网更加森严，李敖说中国自汉武以下的皇帝们无非是挂儒家的羊头，卖法家的狗肉，康熙显然深得其中奥妙。他冠冕堂皇说满汉一家，其实还是对汉人既用又提防。三藩之乱其实跟他实施撤藩政策操之过急有关。不过他在乱起来之后却没有自乱阵脚，反而沉着冷静，从容应对，并在八年平乱战争中成熟起来，从战争实践中真正掌握了有关军事指挥的实际学问。治满、蒙、藏地也不止是单靠佛教就能搞定。康熙一方面学元朝扶持藏传佛教做法，一方面继承努尔哈赤皇太极的传统做法跟蒙古各部结亲家，分化蒙古各部，用建立盟旗等策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桀骜不驯如准噶尔部噶尔丹者不受羁縻，那么还是要靠武力解决。幸好康熙有了平三藩之乱的经验，因此御驾亲征噶尔丹自然是驾轻就熟。不过康熙征准噶尔的武功仅在于打败噶尔丹，导致噶尔丹自杀，而未能彻底解决西北问题。策妄阿拉布坦控制了准噶尔部后又在康熙末年开始成了气候。雍正一朝屡屡对西北用兵，结果却是投入的军费跟获得的战果不成比例！西北问题的彻底解决是在乾隆时期。
老南把雍正跟乾隆两朝合在了一章来讲。那一章题目为《从雍正说到乾隆》，曾在历史文化论坛里被转载过，结果招来珐琅与雕玉还有启明天下仅仅触及皮相的小砖，后来又遭到我触及该文章“反动”思想的大砖一拍！
那篇砖文是分析“反动”思想的，所以好的不说说坏的。这篇文章要全面分析，那么好的坏的都要说一说了。
老南对雍正的肯定可以肯定一下。老南认为雍正继承皇位并无阴谋，这跟二月河的认识是一样的。不过二月河研究“九王夺嫡”、雍正王朝的历史，要比老南深入得多。老南对雍正的善政称颂也没有错。雍正的“摊丁入亩”、“火耗归公”、“整顿旗务”、“除山西、陕西教坊乐籍，改业为良民”等等都是利国利民的政治举措。然而老南对雍正的赞美几乎是充溢了字迹行间，而且出于个人喜好处处给予拔高。比如“如照我们现代来说，他早已有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意识了”；又如“如从现在人的观念来讲，等于是他首先实行“**”的试验农场”；再如“因此他便呕心沥血，亲自写作一本《大义觉迷录》来辩说民族平等的问题。这个书在清朝两百多年中，虽然并不受人重视，但它却启发了民国初年五族共和，以及现在各个大小民族共和的国体，应该也算是先声之作了。”
二月河评价雍正的言论加起来再平方恐怕也难以赶上老南对雍正的吹嘘。而且二月河只不过就事论事，已经被一部分“皇汉子民”骂得狗血淋头，“汉奸”、“满奴”、“包衣”等等词汇都用上了。像老南这样无限拔高，要被“皇汉子民”看到了，真不知道会是怎样一番骂法！^_^
二月河讲了雍正的优点，也讲了雍正的缺点，那就是“自信而又刻薄的皇上，娴于政务却不懂军事”。正因为自信，所以雍正做事过于操之过急，对待手下大臣们十分苛刻，所以才引来下面议论说他得位不正，残暴不仁。正是因为不懂军事，所以雍正却偏偏要装出内行的样子。不是处处掣肘，亲自“提调”，就是求胜心切而责之过苛。这样一来，在前敌作战的将军们，整天提心吊胆，生怕一步走错，便要斩首西市，哪还能打出胜仗？雍正一朝对西北用兵扔进去巨额军费，然而跟得来的战果大大不成比例，个中原因恐怕跟雍正本人遥控指挥失误大有关系。
雍正登位以后，便以禅师而兼帝王的立场，大刀阔斧来整顿佛教的禅林，下令尽毁“汉月藏”一派《五宗救》、《辟妄救》等著作，并命“汉月（三峰）”一系的出家僧众，统统要重新改投“临济宗”的门下。老南认识到“做了清朝十三年守成皇帝的雍正，他受当时读书人及后世攻击的真正原因，就是他严格整顿佛教禅林的结果”，确实有些道理，但整顿佛教禅林绝非全部原因，只能说是其中原因之一。老南更认为雍正“他是以内行对内行，他的本心原在维持佛法的正知正见，当然不能把他做为迫害宗教的事件来论断。”并且，老南还特别把雍正整顿佛教禅林跟“三武一宗”“那些昏君的不知正面治理”区别开来。对于老南这一的荒谬“反动”认识，我已经在前面帖子里拍过砖，这里就不再赘述。
总而言之，雍正的身份还是皇帝，老南竭力从佛门子弟角度去捧雍正，那只是宗教人士一厢情愿，并非历史学术问题。
说到乾隆，老南用的篇幅比说雍正少得多。这跟清史稿恰好相反，清史稿的重头戏是说乾隆。
老南说乾隆的几处错误在于“嘉庆末年一七九九年”实际为乾隆末年。乾隆“退休”后一直住在养心殿掌权，直到去世，并非在宁寿宫修密法。老南还说“从乾隆一代的内政来讲，实在确是一个升平盛世。”盛是可以称盛，但未免是盛极中衰。历史上最大贪污犯和珅就出于乾隆一朝，但由于乾隆的庇护，结果要等到嘉庆朝才能解决。再说，白莲教大起义正是在乾隆末期爆发。清史稿上评论说乾隆“惟耄期倦勤，蔽于权倖，上累日月之明，为之叹息焉！”而老南对乾隆朝只有“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乾坤春浩荡，文治日光华”，乃至有“文章华国，诗礼传家”、“国清才子贵，家富小儿骄”等等认识，连“一声叹息”都欠奉，比起遗老的认识还不如。
我们还可以看到，老南因为乾隆朝“产生了学识渊博，考证精详，文词华丽，蕴藉风流的人士，如纪昀（晓岚）、王文治（梦楼）、舒位（立人）、袁枚（子才）、赵翼（瓯北）、张问陶（船山）等等一群风流潇洒的才子。”从而做出了“清代乾隆前后的文学境界，并不亚于中唐的格调，大有特色，值得欣赏”的结论。
对老南的结论，我姑且不置可否。因为所谓文学境界云云，很难去量化，形成衡量的标准，只能大致上观摩。你要吹嘘比拟盛唐，那就有点荒唐，说不亚于中唐，说不定还很有道理呢。我只想就老南提到的“乾坤春浩荡，文治日光华”及纪晓岚、王文治谈一个笑话——话说纪晓岚看到乾隆写下“乾坤春浩荡，文治日光华”对联时，派人去王文治府上向王文治老婆贺喜，说是皇上已经钦封“光华夫人”。王文治老婆喜出望外，吩咐下人把喜讯传遍全府。等到王文治回到家里看到一片喜气洋洋的情形还不知怎么回事。一问夫人方知个中原因，不由哭笑不得！
在乾隆一朝动辄得咎的文字狱恐怖之下，能有纪晓岚一人用幽默暗讽政治，著《阅微草堂笔记》暗讽时事，客观上无疑冲淡了几分文化肃杀之气。有人以为纪晓岚是无耻的弄臣，修四库全书是做了乾隆烧书的帮凶。其实大大误解了纪晓岚。纪晓岚作为一个骨头不算硬的文人，在政治高压之下不敢公然反对，但他私底下为保存典籍秘本是做了一些事情的。秦始皇的时候假如有一个纪晓岚，那么相信流传至今的诸子百家的书籍恐怕就会多出很多。
雍正与乾隆朝的成就在老南那里讲得不算少，不过老南没有讲到一点，而这一点是最让我欣赏的！
那就是中国文化里常说的“琴棋书画”中的第二项——围棋。雍正与乾隆那个时代无疑是中国古代座子围棋的顶峰！范西屏与施襄夏已经被证明是中国古代围棋棋力最高的一对棋手！他们的《当湖十局》是我国古代对局中的登峰造极之作。钱保塘评价说：“昔抱朴子言，善围棋者，世谓之棋圣。若两先生者，真无愧棋圣之名。虽寥寥十局，妙绝千古。”邓元穗认为《当湖十局》是棋中“至当”。
范西屏与施襄夏在当时也被人视为“棋中李杜”！做过陕甘总督的毕沅曾师从范西屏学围棋，还曾写了一首长诗《秋堂观弈歌》，诗中称赞范西屏棋艺好比“淮阴将兵信指挥，钜鹿破楚操神机。”还认为范西屏理所当然是“君今海内推棋圣”。袁枚还为范西屏写过墓志铭，在文中高度称赞范的人品。
可见，雍乾时代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还是做出了相当的贡献。有人以为明朝比清朝要好，并试图证明，说什么疆域比清朝要大，文化比清朝强。明朝疆域比清朝大之说纯属无稽之谈。文化上单就围棋一项，明朝就差得太远。我们看棋谱就知道明朝棋手和清朝棋手不是一个档次的。老南认为清朝比明朝强，这个结论总的来说是对的。这也是现今历史学界的普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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