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里，学校发录取通知书了。
侯明明考上本校的高中了。
录取通知书是初中班主任倪老师亲自送到他家里来的，倪老师对侯明明父母说，这次屏中高中部在全县只招两个班，本校的初中毕业生就有六个班300多人，成绩考得好不一定录取。录取侯明明是学校考虑他考高中的成绩好，又有绘画特长，人才要培养，不能埋没。我就要调离屏中到威远了，我是亲自拿到侯明明的录取通知书，心里才踏实，走得才放心。
侯明明被编入高75级2班，刚开学，二班的教室挤爆了。二三十个未录取的学生，挤进教室，站满过道，要求上课。第二天，人数又增加了，这些要求上学的男女学生，抬起凳子在教室周围安营扎寨。他们把持教室门，质问前来劝解的学校老师，科科考了八、九十分，凭什么上不了高中？都是**时代的人，都是一个初中出来的人，我们凭啥子软点？并齐声呼吁：“我们要上学……我们要读高中！”。
“读不读高中都是革命的需要，同学们要听话。”老师正经地说，“大家要有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接受党的挑选。”
“那我们就接受党的挑选，读高中。”
“不读高中，誓不罢休！”
吼得最凶的是一个叫“黄蜡丁”的黄同学，奈在教室里始终不出来。他的父亲，一个从安徽进军四川的老干部，在食品公司当经理，掌握供应猪肉等副食品大权，四处兜得转，吃得香。他打听到，升高中初选的名单上有其儿子在列，认为已“高中”了，专门摆了宴席庆贺。前来贺喜的亲朋好友说：“高达高中生，文革几年来，屏山全县才出这么一批，简直比中秀才还难，啧，不得了！”经理笑答：“高是高中了，但离大学的门都还有半步，要中进大学门才算中。”后来，屏山中学开学报名，得知其儿子榜上无名，他气愤已极，拖起儿子直往屏中高中教室，鼓动儿子进教室，强行上学，“就像老子以前打仗攻高地一样，各自给我去敲高中的门。敲进去，坐都要坐在高中的教室头，天天坐，不准出来，出来我要骂人。”
学校对此不理不睬，任其这些学生旁听，但学籍的事情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侯明明对这些积极要求上学的同学很同情，常常把自己的课本借给他们看，给他们抄老师布置的作业题。初中同班的“数学家”刘同学，数学考了90多分，升不了学，也在旁听之列，侯明明拿课本给他看，上课给他抄试题，把他做的作业转交老师批改。他直说“文学家”侯明明够朋友。
“数学家”说“画家”够朋友，不是第一次了。初中的时候，同班同一个学习小组的他俩热衷于下军旗，棋逢对手，课前课后，总要摆上棋盘厮杀一通。有天课间操，他两个悄悄爬到学校后山的高城墙下躲着下棋。双方蹲下，刚把棋盘摆在石板上，红方军长首次吃掉蓝方师长，跟着来的工兵，挖掉地雷，偷袭成功，两人正在大声争论间，就被一路跟踪而来的体育老师袭击，抓了个“现行”。从天而降的大个子体育老师，姓饶，叫饶钢蒙，学生们私下叫他“饶肛门”。满脸怒容的体育老师，一肚子火气，刚才上二班的体育课，他推开虚掩着的教室门，被门上的一簇箕垃圾、尘土从头而盖，闹了个满身灰人。他被调皮的同学弄了个恶作剧，气正没处撒。眼见一方棋盘，他一脚踢翻，左右手各抓一个被俘的学生，厉声训斥道：“课间操不做，私自跑出校外下军棋，简直无组织，无纪律！说，谁是主使？给我走，走！向全校作检查。说不说，谁是主使？”
“我是主使。”侯明明成心想掩护数学家。“数学家”叫刘栓，三改其名，幼时他的名字叫刘苏，因那时，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好；文革初期为了显示革命性，改名为刘卫兵，这个名字改麻烦了，人们说他是**的卫兵，结果影响了他升初中；他后来把名字改叫刘栓，“栓住刘”，第二年才得以升学。在班上，他的学习、劳动都是顶呱呱，不停地申请入团。侯明明知道，数学家这次申请入团，支部已通过，正向上级团委报批，出了此事，搞不好数学家的入团愿望就会前功尽弃。侯明明大包大揽，又说，“是我喊下棋的，不关他的事。。。。。。”
“不关他的事就关你的事，好，跟我走！”体育老师放过“数学家”，双手紧紧抓住侯明明的手，直拖，“你呀，你呀！你这个4班的学生，给我调皮捣蛋。这段时间，你的肉皮子硬是发痒了。上周星期五，新市中学体操队来我们学校表演，你违反校规，爬上墙头观看，我拿竹竿撵你，你爬上爬下，跟我作迷藏，逗起我闹。咳，今天又伙起同学不做课间操，躲到学校外边下棋，不守学校纪律。我要弄你来当全校典型，弄你来背书，走！给我去作检查。”边说，边把侯明明拖到了学校操场上的主席台，当众亮相，令其作检讨。
平安无事的“数学家”站在队列中间，望着台上的“画家”带己受过，悄悄比起大拇指，连连给周围的同学讲，“画家”够朋友，讲义气。
“黄蜡丁”、刘同学等旁听生的学习热情可嘉，这些旁听生跟着上课，做课间操，可是没有课本，作业没老师改，考试不发试卷，时间长了就坚持不住，人越来越少，半期过后，几乎没人来了。
后来，听说“黄蜡丁”响应号召下乡了，下乡在数千里之外的他父亲的老家安徽长江边。由于语言不通，适应不了环境，不能与当地人打成一片，加之思念远方的父亲，他非常苦闷。一次，趁民兵训练，发了子弹，身为基干民兵的他想不开，对着长江上游——四川屏山的方向，把半自动步枪的枪口抵在自己的脖子上，右脚脚趾一踩步枪扳机，饮弹自杀了。
刘同学等旁听生不久离开屏山中学，在社会上飘了几年，遇招工，纷纷离开了屏山，到外地当工人去了。
旁听生的风波尘埃落定，屏中校园又恢复了平静。
为了显示对这批“花中之花”的高中生的重视，校革委一个新来的副主任亲自到二班讲语文课来了。这个在文革中当过几天小报记者的领导，进得教室，便取出平光眼镜架在鼻梁上，踌躇满志。他站在讲台上，望着窗外阵雨过后的蓝天，文思泉涌，一段开场白就吸引了学生，“今日旭日东升，**翻滚。。。。。。”台下男生窃窃私笑。他改口道：“**初毕嘛。。。。。。”见全班笑起来了，便作古正经地说道：“笑什么嘛？笑我人老珠黄吗？我过去还是英俊青年。。。。。。不准笑了，把书翻开，今天讲“非多分”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爱情的价格高得很。。。。。。”全场哄堂大笑。笑声中，这个校领导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不好意思起来，躬起腰，把身体趴在讲桌上，头对着教室门，暗自笑起来。
“爱情是啥子哦？”有个男生故意提问。“老师，啥子叫爱情哦？”
“爱情？爱情就是你的爸和你的妈生下你就是爱情。”这个校领导站起身来，红着脸，收起书，丢掉粉笔，说了句，“同学们好好看书，自习。”说罢，跨出教室，头也不回地走了。从此，他再也没到二班上课了。
高中的生活是朝气蓬勃的。
体育课，来了个新的老师，是从新市中学调来的，姓黄，50岁年纪。瘦瘦精精的他，做的单杠正握向后大摆振浪动作及其大回环型、空翻再握型和空翻越杠再握型令人眼花缭乱。他的杠上前回环、后回环、转体等，最后稳稳地落地，看得同学们目瞪口呆。这些高难度的、专业的杠上动作，同学们是学不了的。但黄老师平坐在单杠上，双手随着身体向后一仰，后转180度一个弧形，轻飘飘落地站立，称之“膝勾下”的单杠动作，侯明明看得眼热、入迷，就想学。他在“赵皮子”、“王饿登”、“烟杆儿”、“水打扮”、“西红柿”等几个男同学的怂恿下，跃上单杠，平坐正，深呼吸，双手学黄老师的样子，向后摆，身体向后一仰，可是，那几个杠下保护他的同学看呆了，不知所措，一哄而散，他的头直落落、重重地碰在了地面上，顿时金星四射，失去知觉。黄老师赶来了，急忙就地帮他按摩，拿出中药“三七”兑水给他喝，好一阵子，他才慢慢苏醒过来。
“他心里对自己说：一定要把这个动作做会，世上没有学不会的事。学会了让他们瞧瞧。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越是艰险越向前。。。。。。”样板戏也这样唱，他信心百倍，下定了决心。他悄悄地上杠练习，不论黄昏还是清晨，一遍又一遍地练，不知摔了多少次，擦伤了多少皮。功夫不负有心人，得出了经验，终于在半个月后的体育课上，他这个大胆的杠上“膝勾下”、双脚平稳着地的动作，让同学们着实惊异，受的了“赵皮子”等同学的喝彩。“膝勾下”练成了，他又学样板戏中的武打动作，在河坝里练起了“手翻”、“虎扑式”、“空心跟斗”。放学后，他常常往家后面的金沙江边跑，在沙滩上、水边上不亦乐乎地练，练成了一个小泥人，就“扑通”一声往水里钻，来个浪里白条，清爽清爽，尽兴而归。这些动作练成后，他就要拿到学校去显露了。
“虎扑式”虽然扑的不远，跟斗虽然翻得不圆，但在学校里、教室边一展示，却赢得了男女生注视的目光。
目光在注视着他，他画的插图、刊头画越来越有水平，随着学习园地、宣传专栏一期期贴出来，从教室里贴到校内，校内贴到校外，“侯画家”的名气响起来了。县里的美术、展览活动，常有他的作品参加，都会拿奖项。
目光在注视着他。他想象丰富，课余时间写的小说、散文，有时来个小剧本，在语文课上由任课老师全班、全年级范读。校广播站、县广播站，时而有他的文章播出。“侯作家”的外号在屏山中学渐渐响起来了。一时间，上门求侯明明作文的人络绎不绝，一时“屏山纸贵。”县级机关有个辩才叫蒋尔立的人，常常来侯家串门，看到侯明明写的作文，赞不绝口。欣赏之余，他再三要求侯明明的父亲把作文借来给自己的儿子蒋小波参考。“小波上屏中高七二，高侯明明一个年级，教室挨教室，也喜欢文学。”工商局任局长也频频登门，索要侯明明的作文本，供上高中的女儿学习学习。就连一些宜宾、重庆来屏山的下乡知青，也进城，找到侯家索要侯明明作文本供其招工、招生考试参考。
新来的高中语文老师王林，批改了侯明明的作文，观看了侯明明的画作，特地从自己家里翻箱倒柜，搜出一大叠美术图书，借给侯明明研习，说，“你有绘画天才，绘画远远在你文学之上，多多习画，勤学苦练，文学不要丢，将来一定成名成家。”
“天才、成名成家”，在当时是忌语，全校、全班都在批判。侯明明心里一愣，不过，明白了以后社会的发展，还是需要各个领域的人才、专家。王林又说“就走绘画的道路，文学不要搞，搞起来凶险。从古到今，在中国10个搞文学9个会遇到麻烦，‘文字狱‘凶的很，特别是明清以来尤为突出。文化大革命运动，首先就是拿文人开刀，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嘛，全党、全国都在批判，都在声讨。”侯明明接过话头说：“文化艺术的繁荣，跟当政者、社会背景分不开。春秋战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自然就出现孔子、孟子、墨子、孙子、老子等诸子百家及后来的屈原、司马迁等人物，诞生《诗经》、《论语》、《楚辞》、《离骚》及尔后的《史记》等经典作品。晋朝，是文人向往的天堂，返璞归真，走向自然。书圣王羲之了不起！唐宋时代文化艺术气氛浓厚，出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王安石、苏东坡等人物，唐诗宋词闪烁光芒。李白无视玄宗皇帝，在皇宫大殿上伸出臭脚要皇帝老倌儿的宠臣高力士给他脱靴子，国舅杨国忠给他磨墨，贵妃娘娘杨玉环给他铺纸，这显示了文人的傲骨，也说明当时政治开明，朝廷重才，社会文化环境很宽松。宋朝呢？文人墨客们更向往，宋徽宗亲自担任画院院长，画而优则仕，画家直接可到朝廷做官。明清以来，朝廷虽然对文人实施文字狱，但对画家是网开一面，徐渭充当福建总督胡宪忠幕僚，受逆案牵连，胡等一干人被捕下狱至死，唯有徐渭平安无事。后来，徐渭杀妻，按明律当斩，明王朝念其绘画才能，免于一死。郑板桥官至七品，虽然仕途不利，但绘画的道路是越走越宽。这些都是千古美谈”。
“你这些话还是有道理”王林讲道：“所以说，在中国，从艺比从文好，相对安全些，也容易出成就，木匠出身的齐白石四十多岁学画画，照样成大家。徐悲鸿。。。。。。”
“徐悲鸿死早了，才50多岁，死早点也好，如果遇到文革，肯定要遭起。说不定弄来斗死。四川有个人叫石鲁，年轻时候到延安参加了革命，解放后在陕西当画家，文革一来就遭惨了，工作出脱，没得饭吃，当讨口子，后被逼疯，关起来打成反革命不说，还被判处死刑，要立即执行。凶，凶！”侯明明现身说法，“你看，前几年我当小学生，丁点儿小，因为在街上画了个孙悟空，就被造反派辇得鸡飞狗跳，牵扯父母，动刀动枪，差点一家子被关进群专部。画画也难啊！虽说现在，唱样板戏《红灯记》、演李玉和的演员当了中央委员，跳芭蕾舞《红色娘子军》、演洪常青的演员当了文化部长。在他们的背后，是大批大批的艺术家跟走资派一样坐“喷气式”，剃阴阳头、戴高帽子、关牛棚，进监狱。有的扫地出门，有的逼疯，有的自杀，有的装傻，有的逃亡。如果鲁迅活到现在，凭他的才华和性格，直面惨淡的人生，‘国将不国’、‘家将不家’，一定会拍案而起，秉笔直书，永不休战，必然遭整，生死难料，何况他跟张春桥还交过锋。这个时候干什么都危险啊！”
“只有一条不危险，避祸山野，或上山下乡，当农民。**遭红卫兵揪斗，不是进中南海向**求情，放一马，不当国家主席，要回家种地吗？开国元勋彭德怀见遍地荒凉，俄浮遍野，忧国忧民，秉笔直书，不也是上万言书在庐山挨起，心灰意冷，闹着解甲归田嘛？”王林说：“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悠然见南山，竹林七贤避祸，食竹居竹，优哉游哉。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骑驴访名山。你侯明明才华出众，成绩斐然，以后肯定有人嫉妒你，整你，你也要来个自我保护，泛舟金沙江避祸。”
这句话有点不准，“九一*中国桂冠诗人”获得者、世界传世艺术大奖获得者、歌颂邓小平丰功伟绩并称之邓小平“堪称世界第一流的政治家”而荣获全国“骏才驰星”报告文学大赛二等奖获得者的侯明明，97年八月，刚满过40岁的他，因积劳成疾，生重病向单位请假，治病归来突然间丢了铁饭碗，全家老少一时陷入绝境。青春年华，才华横溢，满腔热血，报国无门。他没有去金沙江泛舟，而是安埋了去世的瞎母，两手空空，凭着两支文笔画笔闯江湖，拖着体弱多病的妻子和1岁多的幼儿辗转到京，隐居于首都的楼宇中埋头作画，其作品惊现京华，洛阳纸贵，赢得无数海内外名流、政要、学者、商贾、收藏家抢手。北京一些领导干部珍藏侯明明作品后说，“北京的名家多，我们就喜欢侯明明的作品。欣赏侯明明的作品，能够让人轻松，带来欢愉，忘记烦恼。”一些著名企业家到处搜罗侯明明的作品，爱不释手，作为典藏，“中国的大画家多，我们就爱侯明明的画。静中有动，让人浮想联翩，回味无穷。”罗工柳等艺术大师评价侯明明的画说，“侯明明的画，有种宁静的美，灰色的调子把风景表现得淋漓尽致，如诗如歌，魅力无穷。”几年来，他创作的国画作品，参加由国家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美术家协会等机构主办的全国书画艺术大展及中国艺术博览会，分别获得了数十个金奖、银奖、一等奖、二等奖。新世纪以来，国家重点出版社给他出版的《侯明明画集》，国家邮政局用他的作品出版的“中国著名画家侯明明作品”明信片，影响于世。他被中央有关部门评为“中国画坛风云人物”、“中国风云人物”。他被一些国际艺术组织评选为“世界杰出艺术家”、“世界华人优秀艺术家”、“百年画魂”。他那有着“磁石般惊人魅力，富有哲理的音乐般变奏风格”的诗画般作品，在世界各国艺术殿堂登堂入室，多次荣获国际金奖，震撼纽约、华盛顿，火爆香港、台湾、韩国、日本、新加坡、匈牙利、英国、法国等，国外媒体纷纷报道赢得各国艺术家称道：奇才天成，艺苑奇观，中华神笔！他蝉联世界艺术家协会副会长，联合国总部60周年庆典，专函特邀他参加。
“恐怖的时代，**的社会，混沌的环境，是中国文化的悲哀，历史的大倒退。”王林叹道：“一方水土育一方人，出艺术家容易，出文学巨匠难。莎士比亚、托尔斯泰、但丁、高尔基、泰戈尔、莫泊桑、海明威这些世界级文学巨匠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我们中国没有。是不是中国的土壤不出文学巨匠？出！2000多年前的孔、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由于以后的社会原因，人人自危。不说中国对人类要有较大的贡献，就是近现代的鲁迅、郭沫若这些大师级式的人物，恐怕在以后的一段时间也都难以出现，百花凋零，万马齐喑，谈“文”变色，人才流失，不能不说是民族的悲哀，国家的不幸。文化艺术，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作为华夏子孙，我们感到汗颜。以后，后人评价我们这段历史，一定会毛骨悚然，谈虎色变。纵观社会发展，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再伟大，也不可能生存万年、千年，喊万岁、万万岁，只能是一种主观愿望，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关键是我们要给社会带来希望，给老百姓一个好的生存环境，留下一个好的口碑，给历史留下一个好的脚步，给后人一个好的交代。”文革中造反，当过屏二中革委会主任的王林说的是实话，也是对现实的反思。他是文革前南充师范学院中文系高材生，在屏中高中部任教一年后调离，一直窝在乡村中学，四处调动无望，牢骚满腹，直至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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