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初，中国大地风云变幻。
大红大紫的中国二号人物一夜间成了叛徒，随着他一家子出逃，备战的呼声减弱了，屏山中学防空洞的挖掘声渐渐停息。
批陈整风、批林批孔运动接踵而来。
工作组进校了。
工宣队撤走了。
世事难料。
初中生侯明明匪夷所思：**的政治秘书、**首席理论家、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见风使舵，投靠**谋反；九大党章法定的接班人、副统帅**急想当国家主席，搞“五七一”工程，谋害伟大统帅，被一举粉碎。文革的舞台上，政治失败者犹如走马灯急转，刘、邓、陶倒了，倒刘、邓、陶的急先锋林、陈集团土崩瓦解，数百万文革的功臣红卫兵，统统开赴农村战天斗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透过现象看本质，带着问题，初三学生侯明明课余饭后到学校图书馆和县里文化馆翻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翻阅**的书，咬文嚼字，苦苦思索。思索中，17岁的青少年却对这场轰轰烈烈、全民参与的文化大革命百思不解，产生了怀疑。
侯明明把怀疑告诉了政治老师艾能，以求解答。
娃娃脸上架副眼镜的艾老师在屏山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他川大哲学系毕业，分在屏山县农场劳动，任务是卖牛奶。他每天挑担牛奶，早出晚归，到离场5里地的屏山城，穿街过巷，不停地吆喝，“牛奶、牛奶、鲜牛奶，5分钱一提。大人爱，娃儿喜欢，牛奶......”天天如此，风雨无阻。后来，到屏山中学教政治，读书娃娃很多都喝过他的牛奶，叫他牛奶老师。他上课，少说多写，老是整版整版的榜书，粉笔用了一支又一支。学生在下面抄笔记抄得直皱眉头。
艾老师听了侯明明对文革怀疑的话，红润的圆脸拉成了雪白的长脸，小声说，“文革运动，史无前例，是个创举，老九走了，工农兵登上了上层建筑，政治地位空前提高，这是事实。当然，有人趁浑水摸鱼，爬上台来另搞一套，鱼目混珠，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心头有数。但对文革运动千万不能怀疑，不要到处乱说哟！不然要惹祸哦！不被打成反革命，都要脱层皮，这些事情多得很。在我们国家，政治粘惹不得。历次运动，都是学文史哲、搞文史哲的人倒霉。当然，张春桥、姚文元列外，你找他们的文章看看，对你的认识有用。”
侯明明找来这两人文革中的文章细细琢磨，发觉文章除了拉虎皮作大旗，套话连篇，堆砌词语，上岗上线，强词夺理外，更是一个杀威棒，没有道理可讲。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激愤了，一度还提起笔，阐述自己对文革的观点，并用马、恩、列斯、**的理论对两人的文章进行批驳，标题是《致张春桥、姚文元的一封公开信》，想发到北京去，不过，在家里被母亲苦苦阻挡，这封信始终没发成。
母亲说：“你脑壳简单，不晓得利害关系。晓得张春桥、姚文元是啥子人不？咳！中央领导，红得发紫，一手遮天。”
“咋不晓得呢？他们还是理论家，笔杆子，政策水平高。电影上有他们，广播头有他们的讲话，报纸上有他们的文章。我就是有疑问，要请他们解答，给他们辩个是非。”侯明明嘀咕道：“道理是以理服人，真理是越辩越明。”
“真理真理，现在哪儿有啥子真理？你书是越读越迂，脑壳钻牛角尖，晓得不？你这篇文章寄出去，只会招来祸事，说不定把你抓进监狱，打成反革命不说，还要牵连妈老汉儿。城隍庙的事，你搞忘了啊？现在好好儿读你的书，吃你的饭，政治上的事情不要过问。”边说，边把侯明明手里的信封一把抓过来，撕了个稀烂。
“撕了好，免得惹祸！”父亲回来了，一进门就把当月的工资递到母亲手里，报数，“这个月啥子加齐，领了55块钱，拿了10块钱给苏婆婆......”
“咋个拿十块，不是说好的，每个月给5块？”姚贤图说，“你解放初期，从底坝出来，在她家头吃了几天饭，你报恩，月月从自己的工资头拿5块钱给她，够意思了。虽然苏婆婆解放前死了丈夫，但她把几个儿女拉扯大了，现在还有孙子，他们晓得管。你同情她老人家，个个月给她5元，已经好多年了，咋个还要增加5元？”
“刚才我到轮船码头的苏婆婆家去，屋头恼火得很，一间偏偏房要倒要倒，河坝头的冷风从半截竹泥巴墙呼呼灌进来，屋头冷得很。他的女婿前几天跳河自杀了，女儿带着娃儿天天到三渡水背煤炭，没有人管她。她害病躺在床上呻唤，没吃没喝，喂的个猪儿到处拱，弄得满地都是猪屎。太造孽了！我看不下去了，到医院请了个医生给她看病，解了些药，又向他老人家许愿，每个月多增加5块生活费，一直到他入土为安。”
姚贤图笑着说：“多拿就多拿嘛！反正你侯平发是学雷锋学到家了，宁愿自己不吃都要拿给别人吃，宁愿自己不穿都要拿给别人穿。家头几个娃儿都在吃长饭，经济这么紧，现在这点工资，更要计划安排啦，以后卖东西，不要爽手。”她见侯平发不作声，又说，“明娃儿你要好好儿管一下，要不，要给家头惹祸哦！他对文革有看法，写了封信，要寄给北京，幸好我给他撕了。”
“信就不要寄了，撕了要得。对文革，我们要冷眼相看，以后会看出结果来的。”父亲深知儿的心思，说，“文革这场运动，来势凶猛，没有人性，伤人之多，害人之深，破坏之大，违背中华之美德，违反社会发展之规律，迟早要被否定，最终要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别看现在到处都在唱：‘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这支歌，唱不长。”
侯明明还是憋不住嘴。在班上，他把对文革的看法告诉了同窗学友、人称“政治家”的“洋娃娃”。当时，班里的风气是同学间互取外号，如谁的语文好，称之“文学家”，谁的数学好，称之“数学家”，入了团的或喜欢政治课的，称之“政治家”。
侯明明说:“文革被利用了，是有些人打着反修防修的旗帜，争权夺利。混水摸鱼，乱中夺权，挑起群众斗群众。一窝蜂斗，斗对立派。你斗我斗大家斗，斗过没完，主席台上坐的那些中央领导，说不定也在斗，过段时间又要遭几个……‘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来一次就是斗一批人，整一批人，都倒霉了，工农业生产怎么上去，国家怎么能强盛，我们的前途在哪里？我们……”
“咦，你这些话，很反动。要是在以前，肯定遭起。”“政治家”惊愕之后，张大着嘴巴，“画家呀！画家！你脑壳硬是不一般，东想西想，亏你想得出。是不是当了画家，想当文学家，又想当哲学家?”
话这样说就算了。侯明明也没记在心头，照样上课、读书、做作业。
第二天，工作组找侯明明谈话了，说是了解运动的新动向，把握斗争的新方向。来自县委党校的工作组组长表情严肃，“侯明明同学，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我们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在人类历史上举世无双的运动。这场运动，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非常及时的、非常必要的。我们要把对**的忠诚，融化在血液中，铭刻在脑海里，落实在行动上。对领袖忠不忠看行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作为一个中学生，对这场运动，对**司令部的人，只能拥护，绝不能怀疑，更不能反对。不然，犯了方向性错误还不知道，前途受了影响，也不知道。”班主任接着说：“工作组对文革的态度，对**司令部的态度，旗帜鲜明，是我们广大师生学习的榜样。工作组对侯明明错误认识的批评，是对学生负责任的，是为我们班级体好。侯明明思索问题、考虑问题是对的。但是，问题暴露了是好事，错误的认识和想法要纠正，要改正，改了还是好学生，前途光明嘛！”
工作组及班主任的一席话，语重心长。刚刚成长的初中生知道了打小报告的作用及祸从口出的后果。
体育课，“画家”又与“政治家”相遇。为了抢夺一个篮球，两者较量，在篮球场上互不相让，大打出手，结果，“政治家”被“画家”三拳击倒在地，跑到医院住院，“画家”在校长责令下，承担伤者住院医疗费5元而了结。多年后的同学聚会上，两人为此事而津津乐道。
初中生的头脑是求知的、充满希望的。
初中的生活是天天向上的。
飞雪迎春，校园的梅花绽开了。
风雨送秋，南飞的大雁一行行远去了。
侯明明在校园的天地里，无拘无束，唱歌、演戏、学习、画画、劳动，不知不觉送走了三个春秋。
初中升高中，要实行考试了。考试前的一个月，全班学生处于临战状态，加紧复习。侯明明搬来初中三年的语文、数学、政治课本，埋头复习，热炒热卖。星期六、星期天，他不休息，伙着班上的一个同学——家住小南门的邓三娃，溜到学校的高城墙上，相互出题考试，互相问答。为了有刺激性，两人说定，就像正规的考试一样，在约定的时间内交卷，回答错了、卷子上的题做错了的就被对方弹奔蹬儿。然后互相改题，又布置下一轮的考试题目。这种方式很起作用，为了考赢对方，也不被对方考到，少被弹奔蹬儿，侯明明绞尽脑汁，押题、猜题、做题。早晨，他起床就背诵政治、语文有关篇章、段落，中午、下午放学后，对数学题，一遍遍演练，常常熬夜。功夫不负有心人。期末，在初中毕业考试结束后，全年级6个班立马进行了升高中考试。考场上，正如外面的三伏天，热气腾腾。他见其他同学考得汗流浃背，焦眉愁眼，自己则胸有成竹，做题轻轻松松，忍不住地打趣道，“高中考题太简单了，小考小好耍，大考大好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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