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有时也会带我回我们自己的家，我们的家只有一间房，屋子很整洁，白白的墙，家俱也是新的，家里墙壁上有条很长的条幅，裱得很精致，条幅上的字龙飞凤舞地写着**的著名诗词《满江红》，看似是**的真迹，其实是爸爸仿的。
爸爸手很巧，经常拿着把锯和刨子在做什么东西，我问他做什么，他说做出来就知道了，其实他在做架在自行车大梁上儿童车座和书架之类的东西。爸爸在自己家里显得很快乐，经常是嘴里哼着歌，有时甚至是放声歌唱，或放声朗读墙上的诗词。
爸爸的嗓音很好，是男中音，经常在单位举办的文艺汇演上演唱，妈妈也是文艺爱好者，我经常被带到他们的单位看他俩在舞台上演出。但很快，爸爸妈妈的假期满了，他们又要出远门了，我也被送到了六姨奶奶家，因为奶奶一个人带表姐，表哥和我，实在忙不过来。
六姨奶奶之所以被称为六姨奶奶，是因为还有七姨奶奶和八姨奶奶，都是奶奶的亲妹妹或同父异母的妹妹，我的老家在滨海市的郊县，爷爷出身于地主家庭，而且是世世代代的地主。
据说祖上也着实风光过，而发家则更为神奇，说是一位身为车把式的老祖宗赶着马车走夜路，正迷迷糊糊抱着马鞭坐在马车上打瞌睡时，猛地被车子剧烈的颠簸震醒，下车一看是一块大石头挡了路，一想车子太轻了所以这么颠簸，于是把大石头搬上了车。
回到家时已经天亮了，停了车回头一看这块大石头有的地方居然闪闪发光，仔细一看，才知道是一块罕见的玉石，一下就发了财。到了清朝时，据说家里已经是很富了，富到了什么程度呢，家里的一个丫环不小心摔了一个精致的细瓷茶碗，恰巧被老太爷看见了，丫环以为肯定要受责罚了，没想到老太爷却说摔茶碗的声音很好听，于是让丫环拿来一摞的细瓷茶碗来摔，为的是听茶碗破碎的声音。
这个故事也许只是传说，也无从考证它的真假，但颇让人容易联想起《红楼梦》里晴雯撕纸扇的情节，也是为了听撕扇子的声音，真是奢华之极。不过到了爷爷这代，家道早已经败落了，只剩下几亩薄田。
到了解放初期，我的一个姑奶奶就是因为贫寒染上肺病又无钱医治而死。而且，爷爷奶奶很早就从老家里出来了，出来时爷爷把亲弟弟也一同带了出来。
奶奶一共有四个孩子，只有爸爸一个是男孩，爸爸也曾有一个哥哥，出满月时正是冬天，奶奶坐着马车回娘家，路途遥远而颠簸，终于到了娘家，可一看孩子居然被冻得没了呼吸，可把奶奶给坑坏了，所以自从有了爸爸，奶奶就十二万分的小心，对爸爸宝贝得很。所以爸爸结婚前什么活也不会干，只会念书。
爷爷毕竟是个读书人，在张学良将军属下作过小秘书，爸爸就是那时在西安出生的，但所有这些仍没有使全家摆脱被扣上地主阶级的帽子的厄运。文革时全家遭受到牵连，因所剩无几的几亩田而被定成地主成份，真是有些冤枉，爷爷在文革时被发配到农场进行劳动发改造，最后在农场自杀而死，剩下奶奶带着四个孩子艰难地过活。
爷爷去世后，奶奶为了养活四个孩子，历尽千辛万苦，靠给人洗衣服，看小孩度日。爸爸常跟我说小时候每天中午放学回家，摆在饭桌上的总是一碗冒着热气的豆腐脑和两个窝窝头，爸爸先把窝窝头掰碎了泡在豆腐脑里，然后就低着头一阵风卷残云，五分钟就吃完了他的中午饭。就是这碗豆腐脑和窝窝头一直把爸爸从小学养到了中学，直至上了大学。
奶奶既是一个好强的女人，又是一个能干的女人，有道是：“强者多助”。邻居是一个小学女校长，大家都叫她胡婶，经常资助奶奶，奶奶也经常帮她干些家务活，一来二去两家人的关系越处越好，最后干脆认了干亲，爸爸叫她干娘。
直到现在胡婶还健在，逢年过节，已经近七十的老爹仍要到胡婶家去坐一坐。我后来由于有车，也开车跟着爸爸去。
后来家境有所好转，因为大姑参了军，并且嫁给了身为高级军官的大姑夫，可以拿些钱来补贴家用了，另外，解放前由爷爷带到滨海的弟弟也已长大**，并在一家银行做事，后来又因出差去了香港并留在了香港，也经常寄些钱来补贴家用，爸爸说他的大学是叔爷供出来的。
三年自然灾荒期间，不论是奶奶家还是姥姥家都没有人饿出病来，说来也算幸运，妈妈说姥姥曾把吃的放在棉鞋里给上大学的妈妈寄去。爸爸算是幸运的，虽然是地主的狗崽子，因为成份的问题没有上成北大、清华这样的一流学府，但还是上了大学，最后高级工程师，退休了还到处有人请去做顾问。
但同样有才学的小姑就没有这样幸运了，不允许上大学，结果让她抑郁终生，直到粉碎了四人帮，自己找了所夜大上学，算是圆了自己的大学梦。而二姑更是让奶奶伤心，高中毕业，居然非要跟着刚认识的二姑父一起去甘肃麦积山，一起去守那些石窟里的神佛，还美名曰文物研究所，一年和大家也见不了一回面。
爸爸和妈妈从小就认识，因为他们俩家住得很近，天天在街上打头碰面，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妈妈说，爸爸从小就喜欢妈妈，经常护着妈妈，连玩牌都让着妈妈，但后来两人都长大了，爸爸去唐山上大学，而妈妈后来也考上了河北师范大学地理系，去了石家庄，两人就很少见面了，只有寒暑假能碰个面，也各自有了意中人，是他们的同学，直到现在我家的影集里还能看到他们的恋人的模样，都是挺俊俏的人。
但也许是缘份始然，两个人最后都觉得自己的朋友不合适，先后都分了手，结果在我小姑的撮合下，两人终成了眷属，并一起到东北的丹东市工作，不久，滨海的设计院招人，爸爸调了回来，妈妈于是为了回滨海，施展出她的社交才能，妈妈和局长夫人的私交一向很好，结果是局长顶着全局的压力把妈妈调到了滨海，和爸爸进了同一个单位。
我十岁的时候，妈妈出差去丹东，买了三十多元钱的东西给局长家捎去，要知道当时妈妈的工资才五十五元六角，在当时的七十年代还算是高工资，可见妈妈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妈妈调回来了，可舅舅却要跟着姨姨去山西了，因为姨父被分配到了山西的一家工厂，是在山沟里，那时许多工厂都进了山，姨姨所在的文工团也解散了，自然要跟随着姨父，而舅舅却让街道大娘盯上了，她们天天到家里做姥姥的工作，让舅舅响应党的号召去上山下乡去，万般无奈之下，姨姨、姨父、舅舅踏上了去山西的征途，直到四十多岁时，想尽方法，走的是姨父父亲的关系，才从山西调了回来，把舅舅一家也调回了滨河市，算是落叶归根了。
六姨奶奶家住南开区墙子河边，那时正在填河，到处脏乎乎的，六姨奶奶家是平房，盖得低低矮矮的，周围是更加低矮不堪的平房，平房之间的小路曲曲弯弯，一到下雨天就泥泞不堪，到了冬天，就更麻烦了，露天的地沟处倾倒的脏水结成了厚厚的冰，使得本不宽敞的道路更不好走，一片狼籍。
姨奶奶有四个孩子，大表姑和两个表叔都是插队知青，远在外地，姨奶奶的丈夫也是在外地工作，很少回家，只有兰姑姑初中还没有毕业，留在姨奶奶的身边。兰姑姑长得细眉细眼，嘴唇很红润，皮肤白白的，拖着一条齐腰长的大辫子，走起路来一扭三摇，很是好看，姨奶奶家是里外两间屋，墙壁上的墙纸被烟熏得黑乎乎的。
六姨奶奶家有一架纺车，一小团棉花握在手中，另一只手轻轻摇动纺车，棉花就会变成棉线，让小小的我倍感神奇，自己试了试，却不成功，就更加佩服大人的本领了。
六姨奶奶家的房顶上悬着一个竹蓝，竹蓝里经常放着些吃的，有时还有我的饼干，我问她为什么要挂得这么高，六姨奶奶说一是为了防老鼠，二是为了防兰姑姑偷吃我的饼干，这让我误以为只有小孩子才有权力吃饼干。
邻家有个比我大一岁的女孩叫然然，我们经常一起流着鼻涕，一起唱“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到这里”的歌，还一起瞒着大人到墙子河工地去看大人们填河，然然家更小，只有一间平房，而她家有三个孩子，她行二，上面有一个哥哥和一个还不会爬的妹妹。
一天，妈妈来到六姨奶奶家，眼睛红红的，跟六姨奶奶说“我妈过去了。”我当时才四岁，还不懂得“过去”的含义，依然自顾自地玩得欢，只是后来回到姥姥家却再也没有见到姥姥的身影，才真正知道了“过去了”的含义。
姥姥的骨灰盒葬在了北京的西山公园，和姥爷葬在了一起，妈妈说姥姥、姥爷的感情一向很好，姥爷的去世使姥姥大受打击，但为了养活未成年的孩子，姥姥一直拖着病体支撑着，现在孩子们都有了着落，姥姥也就放心地去了。姥姥去世后，姥姥家的房子空了出来，爸爸妈妈决定把姥姥的房子和奶奶的房子换到了一起，于是我们搬到了市中心的弄堂区。
离开了六姨奶奶家，我心里有些不舍，以后长大了，仍对六姨奶奶一家人怀有很深的感情，所以有时会去玩。六姨奶奶求妈妈想法把大表姑华姑从包头调回来，于是妈妈就把自己单位上的一位死了妻子的男人介绍给了华姑，没想到两人见了面就很快地谈成了。
华姑的脸圆圆的，红朴朴的，像个红苹果，眼睛也大大的，头发卷曲着，梳着两条过腰的大辫子，长得挺漂亮的，男人虽是二婚，但长得文质彬彬的，模样也挺周正，只是有了两个孩子，他许诺结婚后把两个孩子放到了奶奶家，和华姑单过。
结婚后华姑从包头调了回来，调进了妈妈的单位里，做了办事员。华姑想有自己的孩子，可当时的政策是不允许再生，但华姑生孩子心切，就顶着压力生了一个男孩。
妈妈觉得自己办了件好事，但六姨奶奶后来和奶奶的闲聊中还有些嫌男方是二婚，觉得自己的黄花大闺女白白便宜给了二婚头，而且那时知青也都返了城。不知怎的这些话让妈妈知道了，妈妈有些愤愤然，说：“是啊，知青是都回来了，可看看给安排的都是些什么样的工作呀！”
不过华姑他们小俩口感情挺好的，两个人的收入都不错，这位表姑父也挺有才的，先是做秘书，后来当办公室主任，再后来是宣传处处长，爱好摄影，还自费出版了自己的摄影作品，给妈妈家也送去了一本。
上小学学琴的时候，由于学琴的老师家离六姨奶奶家不远，所以学完琴后有时会绕道过去。这时的六姨奶奶家里的四壁不再是熏得发黄的墙纸了和草席油毡铺成的屋顶了，而是雪白的墙壁，看来房子是翻修过了，那辆珍贵的纺车也不见了。
兰姑姑还是那么漂亮，已有了男朋友，是一个个子高高的浓眉大眼的年轻人，我觉得和兰姑姑很相佩。六姨奶奶每天也不闲着，要到不远的街道的小工厂里去糊纸盒、眼镜盒之类的东西，为家里挣些零用钱，有时我也会跟到工厂里，好奇地干这干那，觉得有些工作既使我这个小孩子也还是做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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