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地方是随州溳潭公社十大队，这是一个村落的代号，我不记得它还有什么美丽的或是庸俗的名字。尽管山很翠绿、水很清澈，但这个破败而萧条的村落留给我的是一份痛苦和屈辱的记忆，是一份无法释怀的忧郁。
只有馨月除外。
但我还是决定逃离。
在我逃离之前我策划了一个“歹毒”的事件，多年后当我成为琴的夫婿并且生儿育女之后，我仍然没有告诉琴关于故事的原委，我让它尘封在我的灵魂的最为阴暗的角落，想让它永远不为世人所知。
我以为那是人性的原始、脆弱和没落。
那时候，我对爱情执著而拒绝选择，我不太认可爱情的双向互动性，一旦我决定了爱，我就不再考虑退却。
琴不仅以她的曼妙和美丽，还有她的鼻翼上独一无二的红点以及她的世故甚至她对我的冷淡，都成为我爱她的理由，我真的愿意为她失去一切，但不能失去爱。
但琴仍然不可逆转地走向远方，她的眼睛有一种定力，让我无法向她敞开心扉，我的脆弱和自卑，又使我无法挑战外部这多情的世界。
在山村的某个黑暗的黎明，我从一个缠绵绯恻的梦中醒来，如同走出奇异无比的迷宫。而清醒过来的世界是黑色的，冰冷的黑色延伸着我的无尽的愁绪。
我的手在轻抚大腿间的，现在它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朋友，它躺在被窝的深处，光滑而温暖。
当然，它又是我青春期无数苦恼的根源，有时候我不知道是它在思考还是我在思考，我觉得它是一种奇特的力量推动我朝一个不可能的目标行进。
这天黎明，它对我说一番重要的话，它要我成为**犯。
它说：你需要一个儿子，而我需要一次痛快淋漓的发泄。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我犹豫着回答：但我不能成为**犯。
它说：你是真心地爱她吗？
我回答：当然。
那就只是**，而不是**犯。它肯定地说。
然后它用了一句哲言：一旦她成为别人的，她就不再是你的。
它的最后一句话让我动心。这天以后，我就多了一种鬼鬼崇崇、似机而动的感觉。我关注琴的行动，但她似乎也多了一份警惕，总是与风鸣出双入对。一次我得知她到公社开会，便在路边的树林子里等她，结果她真的出现时，我的懦弱和理智突然展开攻势，让我那高涨的**望风披靡，一败涂地。在生活中我无数次服从我的理智，我因此避免了成为**犯或**未逐犯的可能。感谢理智！
但我真地需要她为我生下一个儿子。
最后，我把她的短裤覆盖在我的上，让我的精液畅快淋漓地浸透了短裤，然后放回原处。
因为我相信一个青蛙王子的故事：青蛙王子爬过公主的内衣，然后公主便莫名其妙地怀孕并分娩，双方久经磨难，最后终成眷属。
我也想成为青蛙王子。
在这个不为人知的事件之后不久，我便逃离了这个山村。
我是一个失败者，但我并不承认失败，我甚至阿Q式地认为，逃离只是一次暂时的迂回。记得在夏天瓜熟的季节，我们在瓜棚里饱餐香瓜的时候，曾接受余瞎子的一次无偿的命相推理，他说我的贵人在西北方，他说对于你想要的人近则远之，远则近之。他的易经八卦学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最终得到的暗示，促成了我这次战略上的逃离行动。
在一个温馨的下午，村子里寂静无声，人们都下地去了。我在准备我的行李，一条桑木扁担，一个柏木制作的单人床，一床被卷和面盆等七零八碎的物件，这是我的全部财产。我挑着它们从田埂上走过的时候，有一种别样的心情象雾一样缠绕着我。
远处的小河边有一架水车正在哗哗地运作，踩水车的人脱下草帽向我挥舞着，我无法看清那人是谁，但那是这个村庄留给我的最后一个特写，偶然我会想起来，并且品味着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浪漫。
回到家，在母亲的羽翼下栖息了几天，然后在一个黄昏的时候我又出发。
我的下一个目标是随州历山区三河公社勇敢大队一小队，村庄又叫杨林，分上湾和下湾，安静地躺在厥水河边一个山窝子里，红色沙石的山上长着一片瘦弱的松树林子，河边的滩地里是一片浩瀚的白杨树林，它有点象我在溳水河边的家，然而它似乎更多了一份优雅和柔情。
这是我奶奶的娘家所在地，奶奶是爷爷的第三房太太，一辈子没有生育，因此，她不算是我的亲奶奶。
爷爷是乡村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年轻的时候就把乡下的十几亩地租了出去，然后他到历山镇的米行当了帐房先生，因此解放后我们家的成份划为小土地出租，这是一个两不靠的成份，既不能归类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在贫下中农眼里也是不屑一顾。
一九六零年的时候，爷爷为响应中央“不在城镇吃闲饭”的号召，把家迁到这里，在下湾的一间青砖挂墙的瓦房里安家。
从前我在暑假或寒假的时候，偶然会被父亲放逐到这里。爷爷是队上的饲养员，管理着一头雄性水牛和一头雌性黄牛。这是我所见过的两头最为健状和最为美丽的牛，同处壮年，毛色光滑柔软，肌肉发达，完全可以参加世界级的健美比赛。这是一对奇妙的组合，每一次爷爷端来棉饼或豆饼等精料时，黄牛总会独霸着食盆，只有在它咀嚼的当儿，水牛才会偷上一嘴。黄牛摇着它的一对尖角时，水牛总会退避三舍。而水牛拿鼻子在黄牛身上蹭来蹭去表达爱意时，黄牛就会迷缝着双目，温驯而文静。日子过得如此充满亲情，如同一对举案齐眉的夫妻。我拿它们来对照我与琴之间的这一点不清不白，便有了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
暂时地，我以为杨林是一个有意思得多的村子。第一，这个村子里奶奶的康氏是一个望族，抬头低头可以有许多表亲可以交往。第二。这个村子的人们有高谈阔论侃大山的本领，村头的槐树下常常有人们窝成一团，听侃家子扯南北见闻讲前朝旧事。有时爷爷会捧着水烟袋咕嘟咕嘟吸上一气（这个铜制水烟袋是祖父留给我的唯一遗产，据某一位行家评估，应为清代中期作品，价值十万元。）然后引经据典地讲一段古话，让听的人鸦雀无声、隶然起敬，而我也会从中分享到一份自豪。第三，村北住着一个叫春花的女孩，暑假放牛时我曾偶然见到过她，那时她拿着小铲在山坡上寻找一种叫荠的野菜。我认为她是村里最漂亮的女孩（我为什么总是对女孩情有独钟？），与学校的女生相比，她有一种近乎野性的美。她的脸上总是红扑扑地，上嘴唇微微翘起。第一次见到她，她便直呼我的名字，她说你是谁家的某某，你很闷，不好说话。不等我说话，又示意我抱她，一时间让我目瞪口呆。“什么呀！”她说，“你可别想歪了，我是让你抱我坐到牛背上呀。”我小心奕奕地抱她上去，她的开始凸起的胸脯让我不安。然后她说，“你给我铲菜好吗。”说完，便自顾赶着牛耍去了。等她回村时，我给她铲满一篓荠菜，她便拿那微翘的嘴唇在我的额上轻啄了一口，说：“你真是个好男孩。”总而言之，她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女孩，是我喜欢这个村庄的原因之一。
那个全然不同的黄昏，我就是带着这种奇特的感觉奔杨林而来。之所以选择一个黄昏，是因为我对未来的一种不确定性的感悟，我是一个逃离者，我想以此来关闭心灵通向世界的窗口。
从历山火车站下车时，已是明月高悬。越过铁轨，爬上对面的山坡，是我非常熟悉的小道。前面有一个人影在前行，我便不紧不慢地跟着他，但他突然便消失在我目所能及的地方，我走过去时，是一片坟地，这是一个应该向右转的三岔路口，而我竟茫然地绕着坟地转起圈来，我找不到正确的道路。我停住脚步进行观望，发现咫尺之遥有一条明光闪闪的道路，我便奋力一跃，结果那是一条蓄满水的田沟，让我象落汤鸡一样打个透湿。我飞快地爬出田沟，又发现那失踪的人影，我便跟着他继续前行。这个晚上我一直走到九里墩，最终我敲开一个人家的柴扉，结果是一个老头提着油灯出来，告诉我走错了方向，“南辕此辙”，老头让我顺河边的大路前行，到我找到杨林村，站在爷爷的门外敲门时，已是鸡叫三更的时候了。
我至所以要记录这一段遭遇，是因为它似乎隐藏着某种哲理，或者是巫师的咒语，预示了我的一生都不会太顺，一个屡屡受挫的人生，“前途并不光明，道路也很曲折。”
勇敢大队和杨林村给我的新奇和陌生并不太持久，不久我就溶化其中，成为一百来号“人民公社社员”中的一份子，甚至我不太感觉到“知识青年”的衔头与我有什么关系，有时候“我们”（共同劳作的乡村伙伴）在议论邻村知青偷鸡摸狗的奇闻轶事时同样会表现一种不屑的情绪。
爷爷策划在院落的围墙边给我盖一间新房，我的一群表兄弟来帮忙，先是制造砖坯，把泥巴很响亮地甩进木模里，然后脱模就是一方土砖，三天以后砖坯干了，用板车拖到工地，大家七手八脚，一袋烟的功夫就搭起了一间五平方左右的坡房。这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屋顶新鲜的茅草和着泥墙的芬芳，是一种很厚重的味道。这是我一个人的世界，一个人的象牙之塔，对于我来说，它的意义并不亚于埃及金字塔，或者有过之而无不及。闲暇的时候，我可以翻来覆去看从洛阳中学“盗”来的那一捆书，有时也写日记，甚至百无聊赖地回忆远在异乡没有开花的爱情，即便独享孤独，也别有一种滋味，万般无奈的时候，也会用**来排解心中的郁闷，然后在一个五颜六色的睡梦中等待另一个黎明。
还有一个人让我深深地依恋，他是我的一个康氏表哥，名叫木涛。他长的方脸阔腮，象是好莱坞大牌影星马龙•白兰度。我们的友谊是从一本书开始的，那时候我手头上有一本鲁迅的《阿Q正传》，我捧读多遍，并且深深为阿Q的悲剧命运扼腕叹息。后来他便借走了这本书，大约一个星期后他来还书，我们便有一第一次比较深入的交谈。
“你觉得阿Q是不是一种变态的人生。”先是我问。
“一点也不！”他肯定地回答。
我大为惊讶：“为什么？”
“我们身边有太多的不公平，辟如说我们身边的‘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作者注），祖祖辈辈便失去了作人的尊严，甚至还要诛连九族，这合理吗？我们芸芸众生之中，太多的阿Q了。试想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界中，如果没有一点阿Q精神，我们便如何能够生活下去呢？”
尽管我不能苟同，但也没有充足的理由去反驳他，这便又是一个哲学问题，让我在以后很久的岁月都在对这一命题细嚼慢咽。
从此，他便成为我的小房子的常客，我们谈论许多问题，有时也谈很私密的问题。我把我的日记本给他看，并且告诉他我如何对远方那个女孩迷恋到病入膏肓的地步。
“哦！”他跟着我叹息，他被我描摹的爱情风景打动了，他是第一个认真听我讲述爱情岁月的人，当然，他也是第一个听到我倾诉真情的人。
“琴，如果拿她和春花比呢？”
“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回答，语气肯定。
于是我们共同探讨对于正处于青春期之上行阶段的男人们如同迷一般的女人。他与我初中时代的朋友海河同样情感外露，并且口无遮拦，不同的是他在很遥远的地方对女人评头论足并且毫不客气地予以贬损。
“春花算什么呀，给我提鞋我都不要。”秋芝麻下来的时候，我们被派工到大队油坊去打油。男人们光秃着上身，在油坊的烟气弥漫中穿行，两丈多长的撞杆又叫龙杠，木涛把着它便有了鲁智深倒拔垂柳的气慨，他非常高亢地一声吆呼，几个小伙子便齐心协力，把吊绳下的龙杠拔得老远，然后龙杠的铁头很沉闷地撞在楔子上，一阵地动山摇，热腾腾的小麻油便从油槽里流淌出来。
这是一种热烈古朴而动人心魄的劳作，这也是乡下小伙子展现自我的舞台，特别是控制龙杠的人又叫掌作，要让飞舞的龙杠准确地打在楔子上，非有超凡的定力和强悍的体魄不行。
春花被派来为我们烧饭，在我们力拔龙杠时她是我们唯一的观众，她的目光一旦扇形扫过，我们身上暴露的筋腱便如鼓点一样上下跳动起来。
“加油！”她挥舞着小拳头，满脸绯红，如同指挥千军万马的穆桂英元帅。
这当儿，木涛便会有一忽儿走神，龙杠的杠头便偏离了方向，“咚”地一声飞到对面的墙上。
“臭哇。”大伙齐骂一声，便各自找地方休息去了。
吃饭的时候，木涛瞅空子舀了一勺小麻油浇到春花碗里，一脸很乖巧的笑容。
这是一种公开的讨巧，手段一点也不高明。所有的小伙子便拿目光罩住春花，而春花是满脸漫不经心的样子，宠而不惊，让你感受不到一勺油有什么特别的意味。
“谢—啦－－”她目光扫视大伙，轻描淡写地应对一句，大家的目光里便再也感受不到木涛的存在。
有许多次我看到工涛试探着接近春花，但春花的淡漠让我这个旁观者都有些愤愤不平，一次我向木涛：“你爱她，来真咯的？”
他便红着大脸盘说了前面那一句表示不屑的话。
“你知道她在与一个大队干部拍拖。”我们有几次看见大队干部用凤凰牌自行车驮着她从坡顶的马路上一驰而过，那时春花的笑容便非常灿烂和惬意，走过的地方便一路春光。
“那小子已经有家室了。”
“但她不适应你。”我决定让他死心，“你是马龙•白兰度，你所喜欢的应该是玛丽莲•梦露或者索菲娅•罗兰，你跟他们肯定配。”
那个孤陋寡闻的时代，这是我从洛阳中学图书馆的旧杂志中了解到的好莱坞明星的全部，这会儿，我一古脑儿地拿出来奉献给木涛。我甚至觉得在我潜意识中有一点语言的天赋，一旦找到机会，其实我也会妙语连珠。
这会儿木涛缓过劲来，便也风趣地回应我：“我知道不是我配不上她，而是她配不上我。这小婊子也不是你的未来，你总有一天会走出乡村，你也不要想入非非了，她也配不上你。”
两个人如同吃不着葡萄的狐狸一样寻找着种种理由为自己宽心。
如果不是琴在某个看不见的角落监视我并且让我失魂落魄，我很可能会成为春花感情系列中的牺牲品。在仍然封闭而守旧的中国乡村，象春花那样阳光般开朗的女孩屈指可数。秋天，她常穿一件兰底白格的夹衣，斜开胸，用红灯芯绒缝制的纽扣，衣襟短及胯骨，两腿便显得格外修长。她走路的节奏很快，带动得两根辫子在肩头蹦蹦跳跳.......总而言之，在乡村女孩系列的画廊之中，春花便显得有些“格外”，这可能也是她经常召至非议的原因之一。我只是在她的视线之外小心奕奕地观察她，感受她的那一种别有滋味的美丽。有时候我也会遣责那些胡说八道的人们，我觉得那是对一种美好事物的羞辱和伤害。
木涛不知从哪儿寻来一张春花的照片，两寸的半身黑白照，嘴唇和脸被涂上了红色。木涛激动地盯着她看，拿嘴唇使劲的亲吻，丝毫不顾及我作为旁观者的感受。
“如果真想，你就使劲去追她。”他的举动触动了我的同情心。那时候乡村中二十啷当岁的年轻男人们多数都处于性亢奋之中，因为很难找到可心的女孩，即便找到可心的女孩，又被晚婚的政策挡着，不到二十五岁你就不能偷尝禁果。如果发现婚前性行为，甚至未婚男女肩并肩从乡道上走过，也会被视为大逆不道而遭到传统道德的鞭鞑，法律中设有通奸罪的条款，是专门用来惩制男欢女爱的叛逆行为的。这是那个时代喜剧性的悲剧，我这样自相矛盾的说法是有事实根据的。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天鹅飞到云里头。”木涛唉声叹气，一脸无奈。他说他只是寻找一个发泄的管道，他坦言他非常想品尝女人的滋味，但他比较悲观，他家是上中农成份，在政治上没有前途，譬如当兵呀、提干呀都没有希望，因此很难有女孩会喜欢他。三十岁以前是没有希望的，闹得不好打一辈子光棍，最好的前途是找一小寡妇。他显然非常悲观，我想不到他的感情世界象我一样非常脆弱。
那时候，勇敢大队流传着不少烩灸人口的故事，多是关于光棍汉的，成为人们在田间地头的谈资。
一说某小队的队长八哥是一四十多岁的老光棍，家里穷得只有一张方桌和一张草床，吃饭喝粥就一**坐在方桌上，一顿饭能喝三海碗稀粥，有人说他这张大嘴就是他家的穷根，所以说虽然位及队长也招不来婆娘上门。但他有一个非凡的全大队独一无二的宝贝，是一台袖珍收音机，机子里不明不白地有人唱歌说话，让孤陋寡闻的乡下人大开眼界。为了听这收音机说话，人们便常聚在他家，只是有一件怪事，那时候样板戏《红灯记》唱响了中国，一旦女主角李铁梅开唱，八哥就会关了收音机，清场走人，说是困了，要唾觉了，正上劲的人们只好无奈地散场。经常如此，有人就多了个心，事先藏在他的床下，终于打探明白，原来八哥把收音机夹在大腿间，一边听李铁梅唱歌，一边**，弄得涟沫乱飞，亢奋异常。这事后来传到大队，八哥挨了个留党察看的处分。
二说老光棍乔哥，一个人跟着老母亲过，老母亲过世时对他放心不下，怕他绝了乔家的根，便面授机宜，说是在本地你是找不下人了，我驾鹤西去后，你到河南去，稍点钱，不管是怀崽的还是带崽的，你都闹一个回来。乔哥点头，老母亲才合上眼睛。给母亲上了坟，乔哥就紧赶着下了河南，不过这河南不河南省，而是厥水河南边的坂上，过两天就赶回一头半大的母猪。那时候私人养猪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好在他是老光棍，家里没个伴当，队干部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只是这猪喂得又大又肥，但没见乔哥拉出去配种，也没见猪下崽娃，如此喂了三年，母猪也不长肉，也不下崽，倒常见嘻眉弄眼地对着人笑，乔哥还常在锅里煨上热水给猪洗澡，人们便感到怪异，终于有一天民兵连长早上跑操，听见乔哥家猪圈里老母猪叽叽哇哇叫唤，以为有人偷猪，便跳过猪圈的矮墙进去，看见一个人正光着**爬在猪身上呼哧呼哧使劲，连长看出那人正是乔哥，便问，“大清早的，你干啥勾当呢。”乔哥窘了个大红脸，呐呐地说：“我给母猪配种呢。”
我问木涛：“这是真的。”
木涛点点头。
“八哥的事也是真的？”
他反问：“你不信？”
我以为这种笑话一点也不好笑，但我还是下意识地笑了，这种笑里有一种辛酸，它让我对现状和未来有一种恐惧感，假设我也会成为光棍中的一员（十八岁的单身汉算不算光棍呢？），然后在岁月的熬煎中老去，我会是什么样儿，我该是什么样儿？一辈子不能品尝女人是一种什么滋味？
那是中国两性关系中最为黑暗和最不人道的一段岁月，如同欧洲的中世纪，讲来如同神话，听来如闻天书，如果讲给今天的年轻人听，讲给北边的老毛子、东边的日本鬼子，西边的山姆大叔听，一定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两性关系应是造物主赐予人类的一种生存本能，既有传承香火、繁延子息的意义，也是人类精神文明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你把它越是神秘化，便越是会衍生出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你把生理需要上升到一种不确定的道德规范上去，你就越是埋下了许许多多的一点即燃的火种。那个时代因为**、通奸、“道德败坏”（如果你对女孩挤眉弄眼，就会被视为道德败坏）成为阶下囚或进入“黑五类”、政治上翻船落马的案例比比皆是，男女为此自杀的每年不下多少万，成为行为科学中一个极为不稳定的因素。
当然，那个时代对于初生牛犊的我来说，两性关系如同一个混沌未开的王国，女人、道德、性，迷惑、困绕、罪孽感，这是一个迷失自我、无法挣脱有网络。
我写了一首诗歌寄到《襄阳日报》，竟然被选用了。那是一首歌颂“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女民兵的诗歌，我相信那里面有我对春花的某种暗示和寄托。那是我的处女作，我拿它给木涛看。
“哦嗬，这就是诗歌呀。”他不置褒贬，好象也没看出其中的故事，“我也会一点，你听不听？”
我未置可否，心里觉得他有点伤我的自尊。
他便一连串地来了两首：
其一：一十七八一官坟，
二十七八一趟平，
三十七八一条沟，
四十七八光骨头。
其二：一对红娇女，
睡着等郎来，
郎来忙把腿张开，
伸进去，拿出来，
拿出来品出滋味来。
这能叫诗吗？我问他。这完全是田间地头的庸俗之作，色情、猥亵、乱七八糟。
你只对了一半。他说，第二首是一个很有趣的谜语，我不告诉你，三个月你也猜不出来，猜出来了我请客。
“既使第一首诗也只是从生理上来叙述一个女人的变化。你完全不必一篙子打翻一船人，你不要偏激。”他涛涛不绝，为他那不值一提的货色辩解。
其实真正和木涛讨论爱情的时候并不多，那时候，杨林村的队长在派工时已经不把我作为“知青”而予以些许的照顾了。十八岁的我显然已经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民，和他们一样坦胸露背地在农田里忙活。秋收的时候，百多斤的谷草捆我拿千担一蹶而起，一人多高的粮袋脸不变色便搂起上肩，还和小伙子们一起比赛掀起稻场千多斤的石磙。到棉花站踩包，到倒峡林的大山拉柴，这些棒劳力都扛不住的活路，我也能豁出命来干。我的小腿肚子上开始青筋暴起，乡村中几乎所有下地的农民都会有这种学名叫静脉曲张的毛病。
但我仍然不失时机地研究乡村中偶然爆发的爱情，那种观察多少会帮助我重新来审视爱情，我发现爱情其实并非纯精神领域中的事件，爱情这个上层建筑总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与经济基础有着必然的关系（感谢文革期间学习哲学的运动让哲学走进千家万户）。尽管我自己都不能走出爱情的魔咒，但我确实从身边的生活中看到了其它。
案例一：
胡先生－－－－我终于都没有搞懂为什么人们称呼他胡先生，我爷爷荣膺“先生”的称呼是因为他当帐房先生时练就的一笔颜体书法，和他那纵贯今古的知识宝藏，而胡先生何许人也？迷逢着眼睛，说话不紧不慢，人前人后从没听见过他的宏论，而他竟然成为村里两位先生之一，着实让我迷惑的许久。
胡先生膝下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中清，二儿子叫中木。中清个矮，能说会道，眼珠子滴溜溜转动，人们便戏称他“娄阿鼠”，獐头鼠脑，三十岁了，还是孤家寡人，但他挺能胡说八道，讲一些笑话让你喷饭。中木则完全不是一个品种，滞迟、漠然，动作如同机器人一样有很强烈的方向感，他是那种听话、肯吃苦的老实人，如果队长安排他在地里掏洞，他能一股作气地干下去，只到你叫他停下来为止，否则他能把洞挖到地球那边的美国去，闹不好还能把白宫的游泳池捅个漏水的大窟窿。胡先生最放心不下的是儿子都还没有娶到媳妇，让他传承香火的梦想难以成真。大儿子挺能糊弄的，任其自然。但小儿子憨厚老实，在乡村也不看好，干活最多，挣分却比正价劳力少了两分，奔三十的人了，着实让胡先生放心不下。
临村有一个姑娘叫小芳（不是李春波的那个小芳），辫子粗又长，是村上数得上的、拔了尖的人儿，十八岁，人见人爱，提亲的人早就踢破门栏，有十里八乡的帅男、干部子女，还有城里的“工人阶级”，但她娘就是不放手、不松口，心想好女不愁嫁，慢工出细活，百里挑一，不愁找不到好姑爷。
这小芳本是与胡家两不搭界，八杆子打不着的事儿，后来竟然有了一次契机，使两家成为姻亲。
小芳不仅长相好，心地善良，并且贤淑能干。那时乡下烧柴紧张，小芳有时就提个篓子，到火车站拣煤核，过路的蒸气机车停下来除渣时，渣里便夹着一些未烧尽的煤核，拣回家生炉子非常地耐熬。有个机车上的小伙子会有意识地撮下一锹两锹好煤，给小芳一个意外的惊喜，小芳有时间就会往车站跑，有人说那小伙瞅上小芳了，小芳并不辩解。
想想那童话般的情景吧，机车小伙子拿食指勾起，算是向小芳表示一种什么，然后大声说要带小芳下汉口，逛民族乐园，有时还卖弄风情地拉响气笛，让围观的女孩们吓个一跳。而小芳则不解风情地站在那儿，眼睛里透着一种忧郁，这时光就会有女孩乘机扒走机车小伙扔给她的煤块，她也不恼不火，慢慢地等待机车离去。
机车小伙每三天会在历山火车站停泊一次，非常准时，但有一段时间机车小伙忽然失踪了，也许是调休或怎么的，小芳便有一种莫名的胀然，她仍然会准时地到达，目光探索地在烟气缭绕的机车上穿行，这时候悲剧发生了，在一次躲避机车排出的蒸气时，被邻道上疾驰而过的列车撞倒，当她在医院醒来时，她已经失去了那两条修长的腿。
据说机车小伙曾经在她住院的病房外久久徘徊，最终还是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医院，临走时托付护士转交二百元钞票给她。
从此小芳便陷落在一种无尽的精神折磨之中，过去趋之若骛的人们纷纷离去，没有人愿意为一个残疾的女孩作一点什么。
而胡家这时义无返顾地走进了女孩的生活，他们倾全家之力，为小芳看病并配置了价格不菲的假肢。最终小芳成为中木的妻子，并陆续为胡家生了三个孩子。
2000年清明节我见到中清一次，他仍然独身，他说他在村里可以享受“退休”的优惠，说到他的三个侄子和兄弟弟媳，他流露出一种自豪感，跟他在一起的短暂交谈，让我的心情为之爽然，我觉得不论别人怎么看你，如同你自己心里充满了幸福，那你人生的目的就达到了，完全不需要别人廉价的同情。
我到杨林不久，村里又来了一户人家，从镇上下来的，不知所为何故。这家有个女孩叫岸枝，虽然在镇上长大，但一点也不娇气，长相虽然一般，但在当时乡村男女供求关系失衡的情况下，仍然让一批未婚男人们的眼睛发亮，我们都在密切关注她，想看看最终花落谁家。
据我所知道的，有几个小伙子已经暗暗叫劲，非岸枝不娶，但岸枝最终嫁给了苦根，这件事让所有的人大跌眼镜。
下湾苦根，是一个有生理缺陷的人，说话咿咿哇哇，吐词不清，好象对男女之事也没有感觉，再漂亮的女人都可以目不斜视，但奇怪的是，下地他是一把好手，耕田打堤很有两下子。他姐甜妞在部队当差，经常有票子回来，真是苦的苦到根须，甜的甜到稍头。不过，他是村上数一数二的殷实户头。
一切都在悄悄地进行，只到苦根据老爹张罗着要办喜事了，我们这一群人才大梦方醒。
如是我们便张罗着听房，“听房”是乡村婚俗中一种被默许的不雅行为，目的是了解新郎新娘床上的故事，事实上是乡村性教育的一种有效途径。
我们从后墙爬上房顶，从瓦缝里窥视室内春光。第一天第二天都一无所获，小两口背靠背睡觉，王二把呼噜打的山响，让我们铩羽而归。第三天是约定俗成的最后一天，我都想放弃了，木涛说，总是总了。意思是坚持到最后。这一天总算看到一点动作，想是新娘耐不住了，便抓住了新郎的家伙三，新郎便问：咋啦？新娘说：它不听话。新郎便拿巴掌扇那软不溜叽的家伙：叫你不听话，叫你不听话。
再后来的故事讲起来就有伤大雅了。
到我最终离开杨林的时候，岸枝的肚子已经鼓起来了，这让我感到一点安慰，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感到安慰。
看过这两场婚事之后，我看木涛他们颇有一些愤愤不平。妈的，这就叫爱情吗？木涛问我。我无法回答他，因为我自己也在迷惑之中，只是我的心情更复杂一些，女人是个迷，爱情是个迷，生命以及生命之意义是一个无法破解的迷，我们生活中迷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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