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九六八：我的风花雪月
洛阳中学的那三届初中生后来被通称为“老三届”（66届—68届），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除了林发安、佟传红以外，还有三黄（黄本朝、黄正生、黄光明），二何（何新、何仲勉），张春喜等，正是这些人创造了洛阳中学甚至洛阳镇的历史，他们证明了历史，后来又被历史证明，他们多是当之无愧、出类拔粹的人物，后来多在“金字塔”的某个层面找到自己的位置。
女生中琴、常珍和彭艳琳也是不能忘记的。
但一九六八年对于我们大多数同学来说平淡无奇，不少在混乱的学校中寻觅不到知识的乡村学生失望地回到祖辈生活的田野，把当年进入洛阳中学的雄心壮志深埋在土圪垃下面，而我们这些为数不多的生活在镇上或企业里的“商品粮户口”的学生，还在迷茫的梦想中期待着什么。
这一年，中国的伟人发出号召，要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插队落户，认为“广阔天地”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这是城镇青年的命运交响曲，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们如同一群迷途的羔羊，被驱赶着走向一个未知的地方。
我也从学校逃了回来，在窑厂里找到一些零杂的工作，按劳取酬，每天可以挣到一元钱左右。琴有时也会参与进来，听到这个消息时，我们正合作干一种叫“冲臼”的工作，那是一种用脚来控制的机械，是一种原始的如同翘翘板的杠杆工具，两个人用力踩下翘翘板一头，松开脚后，另一头的铁杵就会砸进石臼，石臼里是一种叫釉的东西，是烧制釉陶的原料。
这是一种很累的工作，但心情非常愉快，单独地和琴并肩站在一起，看到她潮红的脸宠，鼻翼旁那棵红痣，非常耀眼，还有她正在发育的双峰在我们一齐用力的功夫弹性十足地跳动着，我有一种独自消费和品味女人的感觉，琴不再是学校那个遥不可及的天使，现在，她又回到我的身边，就在我垂手可及的地方。
“息一会吧。”她说。
我们停下来，她穿上脱在一边的外套，脸上的潮红也褪了下来，我舀来一碗水，递给她，她抿了一口，递给我，我一仰脖，咕嘟咕嘟灌了下去。
“经常这样干，很累吧。”她问。
“习惯了，也没啥。”我说，“只是吃起饭来不得了，总是有一种饥饿感。”
“正长身子骨，要多吃。将来下乡后，还会累得多。”她试探地问，“你怎么打算？”
“爷爷在乡下，我准备投亲靠友。”
她沉默一会，不容置疑地说：“还是我们一起，组织知青小组，就近下乡吧，大家朝夕相处，相互也能关照。”
“好的！”那一刻，我的心怦怦跳动，我把我的命运交给她，那是我梦寐以求的事业。
今天，你去过武汉、襄樊、随州这些都市的大街，你偶然会看到镶嵌在闹市之间的陶吧，那是闲人雅士的去处。陶吧便是陶器厂的缩影，六八年秋天，我便和一群小伙伴在陶器制作间里忙活，不过都是打粗的活计，那种劳累是今天在陶吧里寻找闲情逸致的城市人所不能理喻的。陶器的原料土一般在黄土岗上，如同开肠破肚一般刨去表层几米深的杂色土，底部沉睡亿万年的金黄色粘土才可以用作原料，挖出的土用篮筐挑到土场，每一挑都在一百多斤，然后要经过冬天的阳光慢慢地烤晒，来年春天用板车拉到泥场。从造泥开始，我认为是制陶艺术的开始，酥散的土堆成尺多高的圆形，配上适量的黄沙，喷上水，三五个叫做“外班”的工人便赤着双脚在泥堆上反复踩蹂，只到黄泥成为粘度适合的料泥。工人们常常只穿一条短裤，双手背在后面，有节奏地踩动着青筋暴凸的腿，背部的肌腱有力地跳动着，嘴里唱着号子，如同溳水河上拉纤的船夫。
窑工的日子几乎就象征了我的未来，因此我并不担心上山下乡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噩梦，因为琴，我甚至有了一种悄悄的期待。
冬天刮过一场北风后，琴邀我到洛阳镇去，拜访一个叫风鸣的女友，并且探讨“上山下乡”等诸多问题，如是问我愿意陪她一行否，“隔天就回。”她说。
这是一个不必回答的问题，我拔腿就跟她走，即便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会与她同行，何况这是一次两个人的浪漫之旅。
她穿一件暗格斜扣的薄袄，天兰色的斜纹布裤子，比她穿草绿色军便装更多了一种婀娜之姿。我只是穿了一套青布夹衣，我的棉袄有点臃肿和破旧，不是太冷的时候我就不会亲近它。
通往洛阳镇的山道古旧而朴实，时而坦露在冬天的阳光下，曲折蜿蜒如同舞蛇，时而便隐进莽莽苍苍草丛树林，仿佛归入某一个尽头。
这是我第一次陪同一个心仪已久的妙龄女郎全程去走一段山路，我们急匆匆地赶路，很少说话，从善光山旁走过时，看到山坡上的木梓树红叶飘零，残有不多的叶片在寒风中招摇，这使我蓦地想起秋天走过这里时的热烈情景，琴也在触景生情：“红叶飘零了，冬天可真是残酷呀！”
“谁说不是呢。不过’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下意识地引撰了雪莱的诗句。
“上一次听你讲秦始皇和秀女的故事，莫不是杜撰的吧？”她问我，她的鼻翼边的红痣又在阳光下闪烁。
“怎么说呢？信则有，不信则无。”
“当然，我信。不过，我如果是秀女，我恐怕会被秦始皇的真情所感动。”
“是吗？”我看着她那晶莹闪烁的眸子，在心里细细地品味着这句看似随意而来的话。
琴走起路来碎步如飞，我便紧紧跟在她的身后。这样，在匆忙行走的间隙，我便可以放肆地对她进行仔细的扫描。她的一对羊角辫显然是经过仔细梳理的，油黑光润，辫稍非常张扬地展开成一个圆喇吧形，红色的蝴蝶结点缀在其间，非常耀眼。
走过燕子坳的时候，天气突兀生变，一时间乌云遮日，北风横扫，老天爷刹那间变得凶神恶煞，把刚刚那艳阳高照、暖风如酥的美好景致抛在脑后。
“冷吧？”她侧过头来问我，风猛烈地吹着她，把她剪裁成一幅微倾的侧影。“你穿得太间薄，一定会冷的。不过快到了，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她说“我们”，让我非常感动，我走上去，和她肩并肩，我一点也没感觉到冷，对迎面而来的北风甚至不屑一顾。“云出三边外，风生万马间”，我竟然想起明朝诗人谢榛的诗句，便有万丈豪气贯穿全身。
到洛阳店的时候，她邀我一起去风鸣家，我婉拒了，我说到学校去，找老师借住一宿。我们约定第二天早晨还在这儿见面。
琴摘下脖子上的白色围巾围在我的脖子上，豪爽地说：“送你了，怪暖人的。”
那会儿，我没有拒绝，一任她把围巾围在我的脖子上，那种温暖和甜蜜的感觉便弥漫了我的每一个神经末稍。
学校非常空旷而箫条，一任北风在红屋顶的瓦缝间呼啸而过。我没有见到我所仲爱的数学老师阮道德，离校我们曾经策划一次不成功的饺子宴请他，他笑着说那实际成为萝卜羹的东西他无法消受，然后我们就作别回家。教导主任卢家铭从我身边一闪而过，他同校长龚天才一样是我敬而远之的人，我怯生生地准备向他招手致意，而他那厚重的近视眼镜片后面的眼球似乎忽视了我的存在。只有大刘远远地看了我一眼，想必是我脖子上的白围巾显得有些怪异。
在北风中幸福得发抖的我在黄昏的校园缓缓地踯躅，忽然便意识到今天晚上偌大的校园竟然没有我的藏身之地。“ad，我的洛阳中学。”我悲哀地想起并套用了鲁迅先生的《三味书屋》中的那段名句，后来才知道我并没有准确地理解先生的意思。
这时候，风缓和下来，却下起雪来，是那种颗粒状的雪籽，而不是“燕山雪花大如席”那种。雪籽哗哗地打在屋瓦上，然后又飞溅到屋旁的路径上，真有“大珠小珠落玉盘”之概。但我无心去领略这种雅致，而是急匆匆地寻找最后的归宿。终于我找到一张草毡，不知是谁把它遗忘在教室外的走廊里，把它卷起，然后从破碎的玻璃窗户里塞进教室，接着人也钻进去，在堆满桌椅的教室里找一块空间躺了下来。
我想象琴正在某个温暖的屋子里与风鸣玩扑克牌猜单双的游戏，或者在炭火边烘烤香喷喷的红薯。这使我感到一种温暖幅射过来，一时便忘却了屋外下得正欢的雪籽，悄悄地进入了梦乡。
午夜的时候，我被冻醒了，我倦缩在草毡里，把手塞进围巾里，仍然耐不住地嗦嗦发抖，就这样呆了一会，听见远处若隐若现的鸡鸣声，便站起来，在地上跺着脚，横身便慢慢暖和起来，这使我想起民间故事中那个搬着石磨取暖说是穿着“火龙衣”的人物，想不到我也有了同样的经历。
第二天在回家的路上，我对琴讲起这一夜的经历，逗得她“咯咯”笑了起来：“你呀，真个傻。”
“这是我永远忘不了的夜晚。”我强调说，“还有我永远忘不了的草毡子。”
“真是一曲现代的《卷席筒》。”琴想往地说。《卷席筒》是中国豫剧的精典剧目，不过在文革中早已归类“牛鬼蛇神”之列而扫地除门了。琴这样说，似乎暴露了她在政治上幼稚的一面，让我一时感到有点惊愕。
“不过是一个比喻而已，似乎有些牵强。”她又补充一句，然后我们踏着山路上的积雪，趔趄着向前走去。
一九六八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在我半个世纪的生命过程中，这是一次空前绝后、最为壮观的经历。那天的温度应该低于零下十五度，鞋带上挂着的冰球魔术般地越来越大。噼噼啪啪地在鞋面上跳舞。凸起的路面和山坡上被北风掠过的雪粒，结成厚厚冰甲，而凹下的路面和沟谷，被高处刮来的雪粒填满，一不小心你就会掉进深可没顶的“陷阱”而难以自拔。
“银妆素裹的雪景尽管妖娆动人，可它让我们吃够了苦头呀。”终于越过善光山的时候，我松了口气说。
琴轻声地哼起了《人说山西好风光》，一边吹着口哨，空旷的原野便因此而变得生动起来。
在我们快乐得手舞足蹈的时候，忽然发现误入了一座山丘，小山结着冰甲，光秃秃地没有树丛或滕蔓可以攀越。我们在山顶上小心地移动着，终于体会到上山容易下山难的窘况。
我把围巾解下来，递给她一头，让她试探着先下，我便用力拽着围巾，这样下去了三五米，忽然脚下一滑，我们便一起咕噜咕噜地滚下山坡，跌进深深的雪坑里。
从雪坑里爬出来时，我想我们都已是精疲力竭，我们下意识地手拉着手，在一个瞬间凝为一个生命共同体。
我不知道这一趟雪原之旅对于我有什么意义，象征着什么。只是红尘滚滚，岁月如梭，许多生命的尘埃都随风而逝的时候，此情此景我仍然不能忘怀。
这是我的风花雪月，它已经溶化入我的灵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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