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明江陵人。穆宗时入阁，神宗时为首辅。综核名实，信赏必罚，整饬纪纲，推行一条鞭法，出任首辅十年，海内称治。张居正不仅是明朝的唯一大政治家，也是自汉朝以来所少有的改革家。诸葛亮和王安石勉强可以与他相比。诸葛亮的生活在战乱年代，处境比他苦，只能在小小的蜀国施展拳脚，不曾有机会施展其经纶于全中国。王安石富于理想，而拙于实行，有本事获得宋神宗的信任，却没有获得宰相的实权，不能综核僚佐与地方官的名实，因而步履艰难。以施政的成绩而论，张居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对明朝的中兴，延迟大明帝国的衰亡起到了关键作用，是一个功绩卓著的政治家、改革家。
这个出身湖北江陵的农家子弟，自幼就以神童蜚声乡里，十岁即通读四书五经，十三岁时作了《咏竹》的绝句:
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凤毛丛劲节，直上劲头竿。
小小年纪就以竹自喻，显示了他少年时代的远大抱负。这一年，他本可以考中举人，主考的湖广巡抚顾炎武慧眼识俊杰，看到这他的不同凡响，为让他经受挫折，以激励他更加奋进，故意使他落选。落第后，他不气馁更加发奋的学习，刻苦攻读，再度赴试时，一举成名，时年刚满16岁，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举人。顾炎武知道后非常高兴，立即解下随身佩带的玉坠赠给他，鼓励他力求上进，成为辅国的栋梁之才。
张居正少年得志，壮年入阁，运筹帷幄，才智明决。《明通鉴》说:“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富”，“起衰振隳，纲纪修明，海内殷阜，居正之力也。”这是清代人对他公允的评价。然而，张居正在任时得罪了不少人，当时人的毁誉纷纷，对他的是非功过，众**攻，相互抵捂，不胜其多。
推行改革，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井井有条，国富民安，后人赞扬他是“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救时”，是很高的称誉，是对他得最高的评价。这不仅表明他在王朝颓败之际，是一位临危制变的大政治家，更以威振一世的非常举措，彪炳于史册。赫赫功绩，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立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也是功绩最大的政治家。
明朝是封建**制度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它的统治体制，造成君主对绝对权力的滥用和**的官僚政治。从封建社会确立以来，皇帝对处理国家事务有至高无上的独裁权，明初又收回宰相的权力，设置内阁首辅作为皇帝的事务秘书，一切章奏皆由皇帝亲自过目审批，任何人不得过问。凡是断大事、决大疑，臣下只能面奏听旨，事无巨细，统统集权于皇帝一身，君主的权力高度膨胀，超过历代王朝。
事物发展到极点往往走向它的反面，由权力高度集中给皇亲贵戚带来更为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销蚀了他们管理国家事务的起码能力，滋养出一代又一代昏愦无能的帝王。明朝中叶后，皇帝不临朝成为惯例，嘉靖皇帝深居内宫，修仙炼道，三十年不理政；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遇有国家大事，听任群臣争议，一言不发，有人竟以为他是哑吧。国初上朝有严格的朝仪，官员稍有失礼要受到处罚，甚至招致非命，大臣觐见都提心吊胆，丝毫不敢懈怠。一百多年后，到隆庆年间，朝仪早已被人忘却，连怎样进退应答，都没人能说得清楚。偶有朝参，大臣们在殿上大摇大摆，高声喧哗，随地吐痰，冒渎君威，不以为意。这种现象，不仅在封建王朝历史上见所未见，到清末也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皇帝，是封建**主义中央集权最高的政治代表，皇帝威权的跌落，意味着中央集权的体制已经驾驭不了它的统治序列，这是统治机器崩溃离析的表现。皇帝长期不理国务，政治重心自然就落到内阁身。谁成为首辅，谁就能主政，就握有实际上最高的权力，这就必然招致统治阶级内部争夺内阁首辅的尖锐斗争。嘉靖、隆庆年间，短短六年，徐阶打倒严嵩，栗人杰又推倒徐阶。李春芳被栗人杰击败，栗人杰又被高力保联合张居正打倒，以致身败名裂，陷入万劫不复。政权更替几乎一年一变。一个首辅倒了，牵连一批官员被贬谪；今朝得势的，来年就可能被赶下台。内阁之中爱恶交攻，吐唾辱骂，甚至大打出手，那情形就像今天的台湾议会，一团混乱。官衙无视法令，政多纷更，事无统纪，主钱谷的不明出纳，司刑名的不悉法律，管监察的不行纠劾。人们愤愤地指出:“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凌夷”，“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代”。统治集团的**、混乱和失控远比王安石变法的北宋还要严峻。
财政上的困难比政治危机还要紧迫。社会经济最棘手的是土地兼并问题，土地集中在私人手里的规模愈来愈大。皇亲国戚争先恐后地吞并土地，一旦占为已有，就利用特权瞒田逃税，土地被兼并越来越多，国家的税收却越来越少。嘉靖皇帝的四子朱载圳在湖广占有良田数万顷，隆庆皇帝儿子的王庄、王店遍及各地，占有的土地遍及全国。有爵位的勋臣、有权势的太监、有功名的乡绅，利用他们不纳税、不当差的优免权，纷纷抢占土地，各类庄田迅速扩张，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户，加速了贫富差距，激化了阶级矛盾，农民起义之火不断在全国燃烧。
土地兼并导致中央税源逐渐枯竭。隆庆五年，全年财政的总收入只有250万两，而支出达到400多万两，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政府累年的收入每况愈下，而皇室的庞大开支却有增无减。隆庆皇帝的宫廷耗费比国初多至数十倍，官员的贪污、浪费和浩大的军费，更加重了财政的拮据，国穷财尽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在统治阶级中并非没有开明人士力图改弦易辙，但都难以奏效。嘉靖末年首辅徐阶下决心改变局面，把激励自己的口号贴在墙上，吃住不离内阁，通宵达旦地处理公务，裁减冗员，平反冤狱，改善士兵生活，但对时局的败坏并无大补，他自己不久即在敌手的攻击中，举筹失措，被迫辞职，回家休养。继任首辅栗人杰，也是雄心大志，想轰轰烈烈的大干一场，他认为前任的措施不得要领，因此一反徐阶的作为，把平反的诸臣一概报罢，以“识人才”作为“兴治道”的根本方针，选用官吏不问出身、资历，大力提拔年青官员，规定年满五十的只能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奖掖优秀，惩治贪惰，务求克尽职守。这些都有可取之处，他也因此博得“善用人”的佳誉，即便如此他也不能通观全局，驾御左右，糊里糊涂的被宦官打倒，落得被抄家问罪的下场。张居正则是有识之士中的佼佼者，他目睹时局的败坏，忧心忡忡地写下这样的诗句:
风尘暗沧海，浮云满中州。
目极心如*，顾望但怀愁。
深切的忧患意识，使他无意留恋悠闲的生活，在同僚沉醉歌台舞榭的日子里，他闭门谢客，攻读历朝典章，剖析政务，探索救国兴邦之道；在告病回乡休假的三年间，不辞辛劳，走访民间，立志要廊清天下之患。隆庆六年(1572)，意外的机遇来了，隆庆皇帝病故，遗诏命栗仁杰、张居正、高力保共同辅佐十岁的小皇帝朱翊钧。栗人杰是首辅，为人骄横，在他心目中张居正是他的下属，另一个高仪年迈昏晕，体弱多病，都不是自己的对手，唯一能与之争权的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因此对高力宝恨之入骨，不断发生磨擦，最终让高力宝与张居正联手打倒。
在高力保打败栗人杰后，张居正顺理成章的成为首辅顾命大臣。他本是小皇帝的老师，又是唯一健在的顾命大臣，得到了皇帝的完全信赖。在他主政的十年间，实际上掌握明帝国的大权，这为他实行改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十年成效得来并非易事，一事一议都历经艰难，作出非凡的努力。这不仅是因为改革要触动豪强权贵的利益，遭到他们顽强的抵制，还因为封建体制发展到明中后期，已经衰老而僵化，能允许改革的余地已经非常狭小。地主阶级走向下坡路的世态，因循守旧，姑息偷安，容不下哪怕很小的变动，稍许更新，也不易被接受，连反对张居正的著名文人王世贞也不得不承认:“文吏不习见祖宗制，创闻以为骇而不便者，相率而为怨谤。”对此张居正有敏锐的感受，他说:“明兴二百余年矣!人乐于因循，事趋于苦窳，又近年以来，习尚尤靡，至是非毁誉，纷纷无所归究。”
当此因循难振之时只有顽强破除积习，才能打开局面。海瑞秉公执法，遭受非难，他致函表示要力摧浮谣之议，褒奖奉法之臣。在惩办一批庸官贪吏之际，有人攻击他“执事太严”，借口雷击端门，胡说上天降灾，要求撤消新政，他鄙夷地申斥:“皆宋时奸臣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迂谈。”宣称必须重处肇事者，以定国策，把他们削职、戍边，论罪下狱。由于对反改革的势力无情反击，所以能消除阻力，把新政引向前进。
但是，反对派并不轻易消声匿迹，万历五年正当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之时，张居正父亲去世，按明朝礼制规定，在职官员自闻父母丧日起，要辞官守孝三年，如有特殊情况，经皇帝特批，可以继续留任，称为“夺情”。明朝是重孝的王朝，在明中叶就已多次申令，不准夺情，按惯例张居正也要遵守，可新政正是方兴未艾之时，张一离任，形势可能逆转，支持改革的官员倡议夺情留任，这就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反对派纷纷攻击这是:“忘亲贪位”，“背公议而殉私情”，“亲死而不奔”是“禽彘”，甚至把谩骂写成小字报贴在大街上。张居正对此不屑一顾，侧目而答:“今言者已诋臣为不孝矣。斥臣为贪位矣，詈臣为禽兽矣，此天下之大辱也，然臣不以为耻也。”对于“恋权”的责难，他坦然回敬说:“恋字一字，纯臣所不辞!”揭露反对派是“借纲常之说，肆为挤排之计。”进行无情打击，致使反对者再也无力公开抗争。自此，反改革的斗争不再表现为正面的冲突，而是用隐蔽形式，暗传各种流言蜚语，对改革进行败坏和中伤。按朝廷的旧规矩，京师冬天，皇帝要赐朝臣貂皮帽以御风寒，这一项支出要花费数万缗，为了节省开支，张居正带头不带貂帽，革除这项赏赐本是一件好事，有人却放言，这是张居正吃春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万历五年和八年，张居正两个儿子蝉联状元、榜眼，此事招致非议，其中是否有弊，史无明证，但这一件未经证实的流言，广为流传，至今也未弄清楚。似这类传言令人不胜其眩，追寻又莫究其端的事例不胜其多。张居正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有可能怯于人言，畏缩不前。然而对这一切他都处之泰然，认为“浮言私议，人情必不可免”，不必大惊小怪，只要认定所作所为合于安邦定国之理，“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顾流俗之是非”，在新政遭受非难时他扬言:“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任其“谤书盈箧，终不为所动”。不仅如此，他还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宣称:“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不计也。”
张居正的钢铁意志和雷厉风行的魄力，给当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人据此指责他“时政苛猛”、“刚鸷”等等，也有人为之辩解说:“人习于玩，一旦法绳，若见为苛，而居正持之益坚，争之益力，以是遂与世龃龉，而又一二非常奇举，其迹不无似愎、似少容、似专权、似挟术。”在因循守旧，积重难返的社会风气中，如果没有这样果敢而又凌厉的魄力，改革将会寸步难行，张居正正是具有过人的胆略和勇气，才使中央政权内部没有出现北宋改革那样强有力的反对派，不象王安石变法几起几落，新政因而较少引起正面冲突，比较顺利地从政治推向经济，功效显著。可以这样说，改革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张居正在主观上，具有把新政引向胜利的忠诚和能耐，16世纪后期的社会环境，给他提供了充分活动的舞台，使他主导了王朝败落时期重又复苏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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