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年的夏天，学校放暑假没几天，我们举家搬进了城里的新房。一处独立的小院，砖木结构，北房两间，东房一间，南房一间，厕所建在西南角上，大门自然就开在东南角了。这样的房子在农村简直不算什么，但在城里，特别是那个时代，已经让人感觉特别的知足了。
两间北房，我爸妈住一间，我住一间。当我把盛书的一个纸箱子搬进东边的那间屋时，兴奋地说这间就是我的了。我妈不以为然，说哪间也不是我的，都是他们辛辛苦苦挣钱买的，都是他们的，等我以后用自己挣的钱买了房子再说那样的话。东房做了厨房。南房做了杂物间，放一些无用的却又不肯丢弃的东西。后来，梦菲住进我们家，当然是我们还没有结婚之前，我被从北房里赶出来，住进了杂物间，每天晚上和嗡嗡叫的蚊子做伴儿，还要供它们饱餐一顿。最让我兴奋不已的是，家里把那台旧的黑白电视机淘汰了，换了一台新的彩色电视机。因为我要冲刺高考，只允许每天晚上在吃饭时看电视节目，我吃饭的速度没有以前那么快了，他们便说我吃饭比吃毒药还难，不停地催我快点吃，让我感觉委屈，却又敢怒不敢言。偶尔我会大胆地说一句不吉利的话，噎死我呀，他们就暂时不再说什么。为此，我妈还好一阵唠叨，说当初想什么了，非要买新电视，把钱存在银行里还有利息呢。当然，为了不让我在学习时分神，他们为此也做出了牺牲，除了我爸每晚必看的中央台的新闻联播，也只在吃饭的时候看一会儿电视。
丈夫提了职，家搬进了城里，住进了新房，多重喜事让我妈的心情格外地好。她在外面收拾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还不时哼唱几首当时的流行歌曲，让我在屋里听到禁不住想笑。我妈属于那种比较严肃的人，大概每天板着脸孔给小学生们上课，形成了习惯吧。她累了，就坐在墙边的阴凉里喘口气，幸福地向她的儿子诉苦，说当家作主是如何的不容易，搬一次家又是如何的不容易，尤其是做家里的女人更不容易，不光管老的，还要管小的，说这么一折腾将近一个星期，浑身的骨头都快散架了，让我给她倒一杯凉白开水，也不说会影响到我复习了。我端了杯水从屋里出来，趁机偎在她身上，希望假期里能留给我三天玩的时间，而且具体哪一天由我说了算。我妈笑了，是自以为识破了我的小聪明和“阴谋诡计”的那种得意的笑，把我朝旁边一推，说早知道让我给她端一杯水不会白端，催我回屋里学习，其它的事一概不要考虑。我气得向她翻白眼，被发现了，先是被骂了一句，接着各种数落的话雨点般劈哩啪啦地砸过来。我悻悻地回到屋里，甩手关门，用的力气稍大了些，她走到窗户前，心疼地用手摸着玻璃，冲我说把玻璃震坏了，冬天冻死我。我一声不吭，埋头看书，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儿。
新的生活环境并没有让我改掉的习惯，似乎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记得刚搬来的那天晚上，累得坐都不想坐，躺在床上，看着雪白的墙壁，整齐的摆设，坐熟了的椅子和爬惯了的桌子，以及桌子上满满当当的讨厌的书本，听着窗外传来城里特有的纷杂的声音，想到再不能像以前那样去口头与柳絮约会了，就感觉如果不能发泄一下，连一个可以舒适地进入眨眼的姿势都找不到。
每天中午有两个小时的自由时间，可以睡觉也可以不睡觉，可以在家里也可以去外面走走，但就是不能看电视。不想睡觉的时候，就骑车出来，在城里瞎转悠，也就是从这时候起，开始对城里的一些地方熟悉了起来。
通常是骑车出来，碰到的第一个卖雪糕的，就买他一块雪糕，一边吃一边骑车，去汽车站东侧的新华书店看一会儿书。正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书店里空荡荡的，除了值班的售货员，便是几个像我一样除了睡觉找不到别的方式来打发时间的学生。在书架上找到一本喜欢看的小说，就站着看，直觉中售货员就一直在背后注视着自己，还想象他不时看一下手腕上的手表，为我卡时间，直到感觉中他就要告诉我看了多少多少时间了，问买不买，因为不想花这种钱，又不愿在他的白眼下灰溜溜地逃走，就把书放回原来的位置，装作要找一本更喜欢看的书的样子，转到大门口附近，转身溜之乎也。有一次，偶然在书架上发现了一本好像是叫《青春期手册》的书，反正是介绍青春期经常遇到的各种问题的科普书籍，看看身边没有人，就从书架上拿下来，首先去看目录，目录上写明里面附有男女生殖系统的平面图，却怎么也找不到，原来是早被人偷偷地撕下来带走了。我正要把书放下，背后伸过来一只手把书拿了，问我书上缺的页去哪儿了，那种场面简直比上课和女生偷偷拉手被老师发现了还要无地自容。从此，大概有两三年没有去过那里，总觉得那里的人还会认得我，会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一边还小声地议论。
从新华书店里出来，一般会在汽车站前的树荫下站十几分钟，再买一支雪糕，边吃边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似乎要等到什么人，但始终又不能明确要等的是什么人。把雪糕吃完了便离开，转而去人民商场。
商场的大厅里看不到一位顾客。无所事事的售货员们不能抵御这样炎热的中午困倦的侵袭，趁机爬在柜台上小息。柜台里和挨墙的货架上无人问津和欣赏的商品看上去也是寂寞的，和售货员们一样的无精打采。屋顶的吊扇呼呼地吹着，隐蔽了我的脚步，不至于惊醒他们，让我可以如入无人之境地随心所欲地浏览所有的商品，从柜台的一端走到另一端。于是，我特别留意观察了赵建平身上所穿的一类的内衣。而那些，正是柳絮一直不曾享用的待遇。它们没有展示在货架上，而是拥挤在一个不足两米长的柜台里，一副羞于见人的样子。和相邻的柜台里堆放的男人的内衣相比，不仅色彩丰富，做工也精致许多。当然，它们依然无法与现在商店里卖的相提并论，更无法相比的还有一种炫耀的派头和张扬的个性。准确地说，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是一个开始由实用向品味、感觉进军的社会。有这样一句话，我赞同：一个真正有品味的懂得穿戴的人，从内衣开始。其中的原因，我想有两个，不，是三个吧。一是内衣是穿给自己和自己最亲近的人看的。二是内衣带给人的是最切身的感觉。所谓最切身的感觉，也可以理解为它直接与我们身体最敏感的部位接触。三是内衣的穿戴真正体现的是一个人的内涵。
“打断一下，能再问你一个极私人的问题吗？”明月说，她脸上那种淡淡的倦容使她呈现出一种异样的美。
“我知道我在说与今晚的话题驴唇不对马嘴的事。”他喝口水，看着明月眼角因为困倦而愈见深刻的鱼尾纹，内心突然升起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来。那是看着和自己一起慢慢变老的人往往产生的一种微妙的情感。
“不会，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明月摇着头，“你话说到这里了，只想通过你验证一下曾经与别人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你习惯裸睡，还是穿着衣服？”
“你问起这些，我倒想起来一个故事。”他说。
“讲讲。”明月说。
“简单点吧。”他说，“有这样一个人，家里很穷，上中学的时候里面一直都不穿内裤，那些家里富裕一些的同学就经常取笑他，不雅观吧。后来，他考上大学，毕业后又到美国留学，并在美国有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薪水当然也不菲，让当初的同学十分羡慕。有一次，他回到国内，几个同学聚会，晚上住在宾馆里，睡觉的时候同室的同学发现他依然没有穿内裤。”
“什么意思”明月说。
“生活习惯不同。”他说。
“确切地说是你喜欢裸睡，还是——”
“也谈不上喜欢怎么样与不喜欢怎么样。有时候是穿着衣服睡，有时候已经把衣服脱了就懒得再起来穿了。”他说。
“这就是说除了那种情况下——”
“裸睡与不裸睡能说明一个人什么呢？”
“说明不了什么吧。我不是说了吗，是想验证我们曾经争论过的一个话题。”明月说。
“有兴趣的话，去做一次社会调查好了，就像那些到处散发小广告的人一样，在大街上最热闹的地方一站，遇见一个人就拦住他问：请问你是喜欢裸睡呢，还是怎么着。一定有意思。”他说。
“我怎么感觉不到有什么意思？”明月说。
“你没事的时候就争论这个吗？”他说。
“争论的事可多了。比如，有一次我说秦风那方面肯定有问题，而青梅说没有，我们就争论了起来，而且争论不休。”明月说。
“这话好像长着犄角，我怎么觉得？”他说。
“剌疼你了，是吗？”明月说。
“其实也无所谓。背地里还有骂皇帝的哩。”他说。
“关于你还有更深刻的，想听吗？”明月说。
“愿领赐教。”他说。
“青梅说恨不得你，因为你是假正经。”明月说。
“你怎么说的？”他说。
“这次倒没有争论，我们的意见基本一致。”明月说。
“看来罪的主体不一定就是男人。我得赶紧给制定的法律的专家们写封信说明这一点，说不定从此就名留青史了。因为我为中国的法律建设做出了贡献。”他说。
“越发露出狐狸的尾巴了，是吧？”明月说。
“你认为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吗？”他说。
“你自己说的。”明月说。
“也许真的是。可我们那一个人的头上没有一片遮蔽阳光的幌子呢？”他说。
“也包括你吧。”明月说，“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不好吗？”
离开学还有三天，我终于获得了期待已久的自由。“刑满释放”的当晚，我就做好了第二天去柳絮家的准备。其实假期里，我就一直在准备，向我妈要钱，说看好了新华书店里的两套高考复习资料，买回来做了一份上面的习题，一个字也没有在上面留下,就是为了见到柳絮的时候送给她的。
那天是个好天气。我一边骑自行车一边想真是天遂人愿。不料满心欢喜地到了柳絮家，却发现家里已经没有人住了，大门口多了一道木栅栏，上面密密麻麻地别了许多酸枣树枝，而木栅栏又是和栽在墙边的一个碗口粗的木桩用铁丝拧死了的。即使我还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却能明白这个木栅栏已经不再常开了，或者将要永久地关闭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柳絮呢？她母亲呢？因为除了上课的时间外，处处在父母的监督之下，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过口头，没有见到过柳絮了。暑假放假之前，我收到了她的一封来信，可是她在信中什么也没有说。难道就是这短短的假期里，在她们家里，在本就已经疲惫不堪的母女俩身上，又发生了什么不幸吗？我站在木栅栏前向院落里张望，曾经不整齐、不整洁、有些拥挤，但充满了生气和生活气息的院落，已经变得空荡、荒凉、生气全无了。房门关闭得严严实实，门镣吊上拧上了铁丝。中间那扇窗户是糊得毛头纸也已经破碎不堪了，在我站在木栅栏前张望的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有几只麻雀进进出出，俨然它们已经成了那个屋子的主人。锅灶、水瓮、泔水瓮、喂牛的槽子，以及靠在墙边或者随便放在某一个角落里的各种家什，原来有的已经没有了，即使留下来的也已经变了模样。总之，一切已经和我深刻在记忆中的那个家大相径庭了。
我想你一定能理解我当时的那种心情，面对你有着感情的一个家的变故，你有着感情的一个人的不知去处，又一点也没有她的任何消息，你所期待的一次相见的落空，等等。我身子靠在石墙上，望着眼前的一切，茫然若失，竟如在梦中。让我怎么一下子去接受这样的一种景况呢？
一个妇女前来打水，我问她柳絮家的情况，她告诉我柳絮的母亲也去世了，而可怜的柳絮只好住到了本村的舅舅家。刹那间，我感觉眼前一片模糊，眼泪不知什么时候涌上来了。
我犹豫着，不得不考虑是否还要去见柳絮，我的到来是否对她又是一次加快伤痛的折磨，面对一个孤苦零丁的人该说些什么。
我去了。我必须去，特别是在这个时候。柳絮需要我，至少我的感觉是。
柳絮的舅舅家离柳絮家并不远，就住在村子的中央。柳絮的舅舅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不爱说话，或者是在自己不熟悉的人面前不太爱说话。柳絮烧火，她妗子打发锅，他就在屋里陪我坐着。我坐在他们家的炕沿上。而他则习惯性地靠墙边蹲着，光着膀子，穿一条由深灰色的长裤铰去半截儿裤腿后改成的短裤，光着两片脚。他的妻子在他下地回来之后，曾先后两次提醒他把手脚洗洗，把身上的衣服换一下，他却始终不置可否，似乎是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在我这个毫不相干的人面前，掩饰他的一个穷苦农民的身份。他蹲在墙边，更像是附近的山上常见到的一块长在那里的楞头楞脑的青石，下巴颏搁在膝盖上，一只手放在脚面上，一只手拿着纸烟不停地吸，自始至终不说话。他的烟瘾大的惊人，几乎是一支接一支地吸，吸完了一支，就从脚下放的一个盛过洗衣粉的塑料袋子里拈出一张一指多宽，三四指长的纸条，摊开在手上，又从里面捏出一小撮烟叶的碎末来放上去，双手三拧两拧就拧成一支，伸出舌头在接口处舔一下，唾液发挥了粘合剂的作用，然后用始终拿在手里的一个白铁皮壳，用汽油作燃料的打火机来点着。他卷烟的动作是异常麻利娴熟的，甚至有些眼花缭乱的感觉，让我怀疑支配那一双的不是他的大脑。我特别注意了他卷烟的步骤和手上的动作，后来在家里无聊的时候剥了香烟的烟丝卷着玩，无论如何也卷不到他那般精致。他不停地朝地上唾，唾出吸入嘴里的烟叶的碎末，有些粘在他乱蓬蓬的胡子上，他就用弯曲的食指一刮，抹在干活里沾了不少土的小腿上。外面做饭，土炕的四周冒出来一缕缕的青烟，功夫儿不大，混合了他喷出的烟，整个屋里便变得烟雾弥漫了。我忍着，终于又忍不住咳嗽了。为了不让这一家人感觉到难堪，也为了不让他们对我产生娇生惯养的认识，我要咳嗽的时候便双手捂着嘴，发出尽量小的声音。而对于这一切，他竟视而不见，浑然不觉，既不说一句表示歉意的话，也不说让我到院子的阴凉里坐了。当然，他认为说那些话没有必要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如果我觉得呛，大可自己主动去外面躲避；我不去躲避，自然就是能忍受或者不愿意去外面了。
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十二三岁，一个八岁的光景。因为在我这个陌生人面前感觉害羞，妹妹几次在前面拉了姐姐的手来到屋里，埋头在屋中央转几圈儿，又由姐姐在前面拉了妹妹跑出去。在姐妹俩又一次来到屋里时，我拿了放在炕上的点心让她们吃。妹妹才伸出手要接，却被姐姐拉住了，又一起跑出屋门。她们的母亲大声地喝斥她们：还不出去玩。继而，又满脸堆笑，对赶至门口的我说：不要惯她们吃嘴的毛病。
如果没有那几包点心，柳絮的妗子，那个身体像北极熊一样蠢笨，却有着一副伶牙利齿的女人，说不准就会拒我这个陌生人于门外。
临近中午，她串门回来，看到我站在她们家门口的树荫里，用两只电灯泡照着我，凶巴巴地问道：
“找谁家哩？”
她有着面盆一样的脸，碡碌一样的腰，腰一样的大腿和大腿一样的手臂，碾盘一样的两扇，以及像布袋一样吊在胸前的。
“找柳絮。”我小心地说，“请问这儿是不是柳絮舅舅家？”
我心里本来就七上八下的，面对这样一个长相凶恶的女人，更加胆怯起来，心想她可千万别是柳絮的什么人。
“找她干嘛呀？”她说，像个曲棍球的守门员一样朝我挪近了两步，给我泰山压顶的感觉。
“给她两本书。我们是同学。”我颠三倒四地说。
面对这样一座雄伟的大山，那种无形的压力可想而知了，我禁不住想向后退几步。慌恐中我突然想起来挂在自行车把上的书包，那里面装着我要送给柳絮的两本书。为了取信于她，也为了逃离那种巨大压力的笼罩，我到自行车旁边，摘下书包，先拿出放在上面的几包点心抱在怀里，然后把书拿出来让她看。在还不知道她和柳絮是什么关系的情况下，我竟这样做，那种草鸡劲儿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一直扎着头从书包里朝外拿书，并不曾注意到她脸上表情变化的具体过程。但是，当我拿了书让她看的时候，她的脸就像度过了严冬的太阳，有了温暖的感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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