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絮的母亲从地里回来之前，柳絮已经把饭做好了。不，不是她一个人，是我和她一起做的。
房檐下，挨着墙垒了一个灶，内圆外方，上面座了一口黑铁锅。锅真的很大，如果做满满的一锅饭，大概能够二、三十个人吃吧。灶的外侧放着一个风匣，是用来向灶膛里吹风的。做饭烧的是各种灌木，以及牛吃剩下后晒干的草和庄稼的秸杆。
柳絮把锅刷干净了，添上水，盖上锅盖，去院子的一个角落里抱来一抱儿发了霉的玉米秸杆，放在灶旁边，又拿来一个小矮凳坐在灶前边，先抓了一把干透了的烂草放在灶膛里，弯腰用火柴点着了，又拿起烧火棍把点燃的烂草捅进灶膛深处，拉动风匣的拉杆，同时另一只手朝灶膛里添进玉米的秸杆，随着一股淡蓝色的烟，红红的火苗从灶膛里冒出来。她一只手拉风匣，一只手添柴禾，不时还要拿起烧火棍来朝灶膛里搅，两只手配合协调，做得游刃有余，让在一边看的我不由的手痒痒，想试一试。
我提出来由我来烧火。她说我烧不了。我想我怎么就烧不了火呢，说可以试一下。
“你受不了这种罪的。”柳絮说，用手背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
“还能比老师罚在太阳底下站着难受呀。”我说。
柳絮响亮地笑起来。我用手指了指屋里，她不笑了，小声说她爸爸经常嫌家里没有笑声哩，不用怕他生气。锅里发出咝咝的声音。我说锅里的水浇开了。她说还没有，又告诉我说响水不开，开水不响。过了一会儿，从锅盖的边缘和缝隙里冒出一缕缕的水蒸气，连绵不断。她说开了，站起来，去脸盆里洗手。
“你愿意烧火就试试吧。我该打发锅了。”
“看我的吧。”我说，兴冲冲地坐上了灶膛前的那个小矮凳子。
“看你怎么把火烧灭了吧。”柳絮说。
“太不把萝卜干当菜了吧，这么简单的事。”我说。
“不是把火烧灭了，就是把锅烧干了，不会烧火的人都这样。”柳絮说。
柳絮从屋里拿出两个暖水瓶来，把锅里烧开的水舀出来注进去。我决心要把火烧好了，让柳絮看看，拉开架势，在她舀水的功夫儿里，默想着她烧火的一招一式。柳絮把两个暖水瓶舀满了水，又向锅里添了些凉水，对我说，烧吧，她要去屋里擀面条了。
真正烧起火来，才知道那真不是玩，真不是件轻松的事，真是受罪，也真是对一个人的考验。我不知道你们家里是否也烧过这种灶。你想吧，坐在没有丝毫遮掩的屋檐下，正午的太阳火辣辣地晒着，从灶膛里冒出来的火熊熊地炙烤着，只这些就已经够人受的了。我想做到像柳絮那样右手拉风匣，左手不时朝灶膛里添柴禾，却无论如何两只手也协调不起来，常常是需要添柴禾的时候，拉风匣的右手也不得不停下来，添好了柴禾才能接着拉风匣。而且，我左手也使不了烧火棍，想搅一下灶膛里的柴禾的时候，也不得不换了右手。于是，整个烧火的过程中，显得笨手笨脚的，顾此失彼，事倍功半，不一会儿就劈着劈脑的汗了。我伸手擦汗，手上沾的土和灰抹得脸上脖子上到处是，柳絮管我这种狼狈相叫“花胡脸”。
开始，柳絮从屋里出来看到我时只是笑。我可以感觉得到，她并不是嘲笑我的无能和我在做这些在她看来并不复杂的家务活儿时表现出来的笨拙；相反，是对我的一种认可，是对我执着地要融入到这个家庭中来的欣赏，是对我为融合到这个家庭中来所做的努力的一种鼓励。后来，她擀好了面条，实在不忍心看我在那儿一脸汗水，拙手笨脚地烧火了，让我去洗洗手和脸，到屋里或者院子里的树荫下歇一会儿。
我当然不会同意了。
“干不了，就别逞能了。”柳絮说。我坐在那个小凳上不起来，她用脚夫尖轻轻地踢了一下我的。
“我都已经快学会了。”我说，赖在那个小凳上不动，仰头看着她还沾着汗珠的脸，为她一种温柔的眼神所陶醉。
“你从小哪儿受过这种苦呀。”柳絮冲我撇撇嘴。
“我受的苦比这大多了。”我说，回味亲吻她嘴唇的感觉，心里漾起幸福的水波。
“热坏了你哩。”
“一点也不热。”
“看你脸上的汗，还说不热。”
“热坏了你哩？”
“我早习惯了。”
“我也早习惯了。”
“别傻了，不干活儿也让你吃饭。”
“我愿意烧火。”我含情脉脉地注视着她的眼睛。
“你这人怎么就这么拧呀，说你也不听。”
柳絮弯下腰来和我夺风匣的拉杆，握住了我的手。我半站起来，偷袭了她的脸颊。
她狠狠地把我摁在小凳上，警觉地朝院子里看了看，没有人，又回过头来嗔视着我，用只有我地能听得到的声音在我耳边说：“也不害臊。”在我的手臂上用力扭了一下。
我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继续烧火，心里却美滋滋的，感觉到说不出的甜蜜。
柳絮从铁丝上拿下毛巾来，放到脸盆里浸了水，又拧干了，替我搭在脖子上。我用湿毛巾擦了擦脸，学着农民的样子，搭在肩上。随后，我把衬衣也脱了，里面没有穿背心，成了十足的膀爷。
“不想活了呀。”
柳絮从屋里端了面条出来，看到我光着膀子，从铁丝上拿下我的衬衣，气愤得一把扔在我怀里，让我穿上。
“你怎么能去我村里的那些从比呢。他们年年如此，天天如此，是早已经晒出来了的，再比这毒的日头也不怕。你看看你，细皮嫩肉的，一回也没晒过，猛然这么晒一回，轻则把身上晒红了，一两天不敢挨炕，一挨到了就疼，一下觉也别想睡，说不准还会脱一层皮；重则晒出一层泡来，一个星期也不一定能好了，受不清的罪哩。”
我半信半疑，但看到她说话的表情认真，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意思，只好规规矩矩地把衬衣穿好。
柳絮要朝锅里下面条，我抢着去为她掀开锅盖儿。她提醒我说慢点，还是迟了，猛然冒出的水蒸气把我的三个手指头冲得鲜红，钻心得疼，呲牙咧嘴，朝手指头上吹气，为自己的冒失付出了代价。柳絮顾不得朝锅里下面条，跑去水缸里舀了一标凉水，让我把手指头浸在水里。我说管用吗。她说管用。果然，在凉水里浸了一会儿，疼痛就减轻了许多。
我问她下午还去不去放牛。她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笑而不语。我踢一下她的脚，问她到底去不去。她朝大门口看了看，说去，在后山里。我说我想和她一起去放牛。她又探着朝窗户里看了看，叫了一声她父亲，听不到回答，用低低的声音告诉我，在村东北角的路口等她，吃了中午饭就走。我点点头，心里欢喜得不得了。
一个四十多岁的光着膀子的男人来门口的井里打水，隔着低矮的墙和柳絮说话。
“黑妮，家里来亲戚啦。”
“啊。大叔，打水呀。”
“啊，可得做好吃的了。”
“哪儿有什么好吃的呀。”
“做什么饭呀？”
“连汤面，还有干粮哩。”
“哪儿的亲戚呀，看着还挺面生的。”
“啊，是第一回来。”
“我说呢，怎么一点也不认识。”
柳絮叫大叔的那个人打上两桶水，担在肩上吱呀吱呀地走了。
“我可不是你们家的什么亲戚。”
“那让我怎么说？说你是俺们家里刚买来的一个奴隶？”
柳絮拿了一个黑铁勺子，放在火上烤干了，倒入一些油，又把勺子放在火上。
“炝个油。”
勺子里的油翻起了黄色的油花，冒着一缕缕的白烟，柳絮指着旁边柱子上挂得一束用细麻绳捆着的野葱花，让我放一些进去。柳絮家四周的山上遍地是这种被当地的人们称作野葱花的植物，冠状花序，一根比毛衣会还细的墨绿色的茎，在顶端分出若干更细的花柄，一圈儿一圈儿的，开出一朵朵米粒大小的花，远看是雪白的，近看又透着蓝色，晒干了颜色依然不变。我按照柳絮说的，揉了一些野葱花放进沸腾的油里，随着一阵辟哩啪啦的响，一股扑鼻的浓香立即升腾起来。当油里的野葱花变成了焦黄的颜色的时候，柳絮把勺子端起来，朝锅里一搅，一层黄黄的、圆润的油花就浮了起来，浮在清楚的汤里，附着在青色的菜叶上或面条上，一锅清汤刹那间就生动了起来，丰富了起来，大大地勾起人的食欲了。
“真香。”我说。
“哈拉子都流出来有三尺长了。”柳絮说。
我夸张地伸手抹了抹嘴。
柳絮笑笑，问我愿意吃饼子还是烙饼。
“当然是饼子，最好是榆钱的饼子。”我说。
“今天早晨刚蒸的，是在锅上贴的，起面的，韭菜的。这会还去哪找榆钱。”柳絮说。
“韭菜的也好吃。”我说。
“要不还是给你烙饼吧，好歹你还是来走亲的。”柳絮说。
“就想吃饼子。”我说。
“可是你挑的，出了门别笑话俺家叫你吃饼子了。”柳絮说。
“特别想吃饼子。”我说。
柳絮转身去屋里端出来一个筐让我看，里面放了有十几个饼子。
“先尝尝吧，觉得好吃咱就吃饼子。”
我从一个饼子上扭下一小块放进嘴里，嚼烂后咽下去，嘴里就留下了一股韭菜的淡淡的清香味。
“真好吃。”我说着，又扭下来一小块放进嘴里。
“硬皮那才好吃哩。”
柳絮把一个饼子翻个个儿，从上面揭下来一片在锅上贴出来的一层焦黄的硬皮，让我吃。的确好吃，正如柳絮所言，而且和现在卖的那种锅巴食品差不多，又香又脆。
“越吃越馋吧。”
“有点。”
几只苍蝇在筐里飞来飞去。柳絮端了筐朝屋里走，我飞快地伸手从筐里拿出一个饼子，揭下来整个的一片硬皮，怕柳絮抢了似的，一下子塞进嘴里了。
“怎么和小孩子差不多。”柳絮笑着说。
“今天吃剩下了都让我拿走吧。”我说。
“拿走吧，几个烂饼子。”
柳絮的母亲从地里回来，知道了要让我吃玉米面的饼子，立即对女儿沉下脸来，埋怨她不懂事，说怎么能让我吃饼子呢，又一边挽起衣袖，要去瓮里挖白面，准备烙饼，一边催促女儿去把锅里的饭盛到盔子里，刷锅，烧火。看得出来，因为我的在场，她训斥女儿的话语要比平时缓和许多。我叫好阿姨，却是拦不住她。这时候，柳絮的父亲醒了，说了句话，她才作罢，却依然不饶恕女儿：
“拿什么白眼瞪我？！这回你可高兴了，死小妮子。都快二十了还什么事也不懂，家里白花钱供你了，一点也不长成色。”
既而，又对我表示歉意：
“农村的孩子不懂事。这回咱就先吃饼子吧，将就着。等以后你再来了，咱们就包饺子，家里有肉，园子里有菜。”
掉头又冲女儿说道：
“还瞪我，想吃了我呀。”
说罢，情不自禁，竟扑哧笑出声来。
我也跟着笑了。
柳絮也笑了，说：“娘，你知道什么叫物以稀为贵吗？”
“什么稠稀？！”母亲说，“我没有念过书，可事情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心里却明镜似的，清楚得很。”
“看我娘，真不简单，没有念过书，却知道说话用比喻。”柳絮说，看着我笑。
“别跟你娘老鼠钻进书箱里，咬文嚼字了，还不赶紧拿盛饭。”母亲说着，转身出去了，过了一会儿，手里提着一张手工做的饭桌回来，是向邻居家借的，刚用水冲洗过，还不干。
吃饭的时候，柳絮的父亲讲了一则笑话：
说是很久以前，有一个南方人和一个北方人，两个人是非常约好的朋友。
有一天，北方的朋友去探望南方的朋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南方的朋友非常高兴，想一定要好好招待远方来的朋友。小米产在北方，南方人稀罕呀，觉得是好东西。于是，南方人就用小米来招待北方来的朋友。，什么小米粥、小米干饭，反正是一日三餐顿顿都离不了小米。北方人早在家里吃腻了小米，但是碍于情面，又不便说什么，心里却感觉不痛快，就提前回了北方。
过了一段日子，南方人到北方探望北方的朋友。大米在北方稀罕呀。北方的朋友也是一样的心情，很怕照顾得南方来的朋友不好，大米粥、大米干饭，反正也是一日三餐顿顿不离大米。同样，这让南方的朋友也觉得不愉快，不方便说，也早早地回了南方。
从此，两个朋友就再也不去探望对方了，只偶尔通通书信。后来，时间长了，连书信也不写了，相互把对方忘了。
柳絮的父亲讲完了，柳絮就看着母亲，问：“娘，知道这是说谁的吧？”
“不知道。连你爹说的什么我都没有听清楚。”柳絮母亲说着，把手中的一个饼子掰成碎块，放进碗里。她的碗里几乎看不到一根面条。
柳絮讨了没趣，转而看着我，说：“你问问我娘，十月一日是什么节气？”
我看着柳絮母亲，笑而不语。
“又笑话我了。”柳絮母亲把手里最后一块饼子放进碗里，用筷子朝汤里摁了摁，“你还敢当人家像你一样不懂事哩。”
“谁敢笑话你呀。”柳絮吃吃地笑着说。
“吃饭也不能堵住你的嘴。”柳絮母亲说。
“我可开始讲了。”柳絮开口之前，看看母亲，看看我，最后又看看父亲。
“谁还能没有出错的时候。”柳絮母亲说，“你整天看书看书，才吃过几个一百分。”
“讲讲你娘的光辉历史吧，我也想再听一遍。”柳絮父亲说。
柳絮放下碗，笑过之后，讲了关于母亲的一段趣事：
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国家扫盲，村村办夜校，由青年团书当老师，把不识字的人集中起来，教他们识字。每天吃过了晚饭，大队喇叭上广播，去大队办公室里上课。刚开始，去的人很少。很少的几个人也是冲着点集体的灯省自家的油才去的，而不是为了认识几个字。那个时候，村里还没有电灯，家家户户都点洋油灯。因为去的人太少，怕达不到上级的要求，不能通过检查，村干部就想了一个办法：上一宿夜校记两分工。喇叭上一广播，真是立竿见影，妇女们抱着吃奶的孩子，老头老婆们拄着拐棍提着提灯，一放下碗就去了，把大队办公室挤得满满当当的。妇女们都坐在前面，离得灯近，为的是纳个鞋底呀上个鞋帮呀缝缝补补的能看得见。
妇女们抱着孩子，有的孩子还正吃奶，旁边的人逗孩子，孩子哭了；辈份小的男人和辈份大的妇女开玩笑，说俏皮话，动手动脚，辈份大的妇女用粗话骂人；跟了家里大人来的稍大的孩子，在人群里挤来挤来，相互打闹；坐在前面的人从地上抓一把土，放进前面人的衣领里；两个人或者好几个人就某一个话题争论来休，抬死杠；有人故意大声放屁；有吃奶的孩子把屎尿撒在母亲或者其他抱他的人怀里……课堂上那种热闹劲儿，想也想不到。一大群大人，不可能人民像学生们一样听老师的话。他们是来混工分的。老师让他们安静些，他们只当耳旁风。
青年团书才二十刚出头，比他们都小，都是他的爷爷奶奶叔叔大伯大娘婶子哥哥嫂子姐姐，谁都不把他当回事。他批评他们，他们就骂他，并发出轰堂大笑，让他哭笑不得。
有一次，课前提问：十月一日是什么节日。问到了柳絮的母亲。
“小子，你敢起着我的名叫，你可是你婶子哩。”
青年团书让大家不要笑，规规矩矩地叫了柳絮的母亲一声婶子，让她回答。
“狗日哩，为嘛你不问别人，问我？”
青年团书说在课堂上，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要骂人。柳絮的母亲就说小子，我骂你怎么了，你骂我试试，不叫你爹打烂了你的狗嘴。青年团书又去问别人，别人也有话说，说你先问的是柳絮的母亲，她不说，凭什么又让他们说。青年团书只好又问柳絮的母亲，说婶子，你要是知道就说说吧。
“十月一日是什么节气，这谁不知道？”柳絮的母亲振振有词地说，“我替你娘对你说吧，是娘们们烧纸的节气。”
话音刚落，大队办公室里已经笑得人仰马翻了。
青年团书说不对。
“不对？回家问问你娘，敢说我说的不对。”柳絮的母亲理直气壮地说。
青年团书就说他说的是阳历的十月一日，不是阴历的十月一日。柳絮的母亲说只有吃公家饭的才知道阳历哩，她又不是吃公家饭的。青年团书就借机说大伙儿上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听，往脑子里记，否则上级来检查肯定过不了关，以后得天天上夜校。
“这样说，可千万别过关；过了关，上哪儿去挣这两分工呀。”
大伙儿异口同声，气得青年团书哭了，把灯一吹，不教了。
柳絮的母亲不识字，帐口却清得很。她不会乘除法，加减法却极精，赶集上店，买卖东西谁也捉不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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