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过去多少年了，记得当时我才二十几岁，还是一个傻乎乎的小伙子。”
柳絮的父亲双手扶着炕挪了挪身子，坐得更直了些，接着说：
“那年，那场运动已经开始了，铺天盖地，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农民离开了土地，工人离开了工厂，学生离开了教室，教师离开了属于他们的讲台、黑板擦、粉笔和教科书。那个时候，你们还都没有出生，所以一点印象也没有。不过，你们一定能够看到反映那场运动的书。现在或许还看不到，将来一定会看到的，因为一定会有人反省，国家也会反省，对历史进行检讨。只有一个懂得并勇敢地对过去进行检讨并总结的国家和民族才是一个有希望的国家和民族，好比一个人，你们务必要相信这一点。但是，历史是不能复述的，一个人或者一本书，那怕面面俱到，相对于发生的事情也是不完整的。所以，你们将永远不真正地理解和体会。
“很庆幸，我们教学的那个村很安静，和整个社会相比，简直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一个世外桃园，真是难得呀。学生们每天都按时上课下课。上课时，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念书、写字和做算术；课间，就由老师领了他们一起做各种游戏，开开心心，无忧无虑，校园里充满了欢声笑语。老百姓对外面发生了什么事一点也不感兴趣。他们对土地的感情胜对任何事情的感情，日出而做，日落而息，辛辛勤勤地干活儿，过的是与世无争的日子。这种日子是他们希望过的，而他们过的也的确就是这样的一种日子，很安静，很和谐，很满足。他们爱戴我们，就像是对待他们的兄弟姐妹一样对待我们。他们还把我们当作无所不能的人，家里有了大事小情，生活中遇到了什么困难总愿意和我们说说，听听我们的意见，虽然我们除了多认识几个字，多懂一些书本上的知识，其它的都不及他们。但是，我们都愿意做他们的中的一分子，都愿意把他们的事当作我们的事来考虑，费心尽力。逢年过节，孩子们都会按照家长们的意思，邀了我们去他们的家里吃饭。那个时候，都很穷，谁家也没有什么好吃的，而他们总是尽最大的努力，捡最好的来招待我们。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们的孩子教育好，将来能走出大山，有一个好的前途，为家长们争一口气。
“我们，其实就是两个人，我和冯老师，整个学校只有我们两个老师，教二十几个学生，从一年级到五年级。”
“一个人要教好几个年级。”我插嘴说。
“是的。孩子，你听我说。冯老师是自愿来山沟里教学的。学校离家很远，她经常不回家，有时星期天也不回家。对了，她这所以自愿到山沟里来教学，是为了逃出那个家，找到一个避难的地方。冯老师是后爹。冯老师的爸爸抗美援朝去了朝鲜战场，战争结束了，却没有回来，光荣地牺牲了，连他的血肉都留在了异国的土地上。冯老师的后爹是她爸爸的旧部下，在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左腿，成了一个跛子，没有去朝鲜。冯老师的爸爸赴朝鲜战场前，让自己的老部下帮忙照顾家里。跛子说到做到，鞍前马后，把冯老师的家里照顾得很周到。冯老师的爸爸牺牲一年后，冯老师的妈妈怀着一种报恩的思想嫁给了跛子。当时，跛子又离婚了。跛子结过好几次婚。每次结婚后过个一年半载的，女方不堪受他的折磨，就回到自己的娘家，说什么再也不跟着他过了，他去接也接不回来。其它别的方面，跛子是一个好人。跛子也是一个好父亲，把冯老师视若亲生，疼爱冯老师，娇惯冯老师，愿意为冯老师做一个父亲做的任何事情，即使让他去摘天上的星星，如果他可以上天的话。但是，冯老师不能忍受妈妈所忍受着的苦楚，不便说什么，长大了，有了工作，先择了逃避，一个人跑到老山沟里来教学了。
“冯老师来学校的第一天，也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冯老师的一头好看的头发，又长又密，又黑又亮。冯老师把头发编成两条又长又粗的辫子，走路的时候在身后甩来甩去，让人能看花了眼。冯老师也把头发当成她的骄傲，总喜欢把两条辫子放在手里摆弄。冯老师每天晚上睡觉前是要把两条辫子拆散的，等到了第二天上午又重新编好。每天上午，当日头从学校东边的山顶上升起来，金色的阳光洒满整个院子，学生们都坐在教室里像唱歌一样念书的时候，冯老师就靠在教室门口，浑身沐浴了鲜亮的阳光，一丝不苟地编她的两条辫子。
“这个时候，我也会靠在教室的门口，看着冯老师把一缕缕的阳光编进她的辫子里。学校只有两个教室，紧挨着的，我们的办公室在两端。
“我算是学校的负责人，冯老师刚来那会儿，上级领导交待我从村里找一个年轻姑娘，晚上来学校睡，和冯老师做伴儿。我当然明白上级的意思，而且认识也很有必要。我就和冯老师商量，征求冯老师的意见，是由村里的干部领了她去找，还是由村里的干部随便找一个村里的年轻姑娘。冯老师虽然还年轻，又是一个女的，胆子却一点也不小，说她一点也不害怕，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冯老师很单纯，对于一些世俗的看法丝毫不放在眼里。我一连和她提了几次，冯老师还是坚持不用找人来做伴儿，我就没有强求她，这事也不好强求她。因为冯老师经常不回家，过长星期天也不回家，我也就不经常回家了，星期天大多也留在学校，或者白天回家了，晚上还返回学校住。冯老师刚来那会儿，我们各做各的饭。学校门口有村里给学校的一片菜园地，我们就和村里的乡亲们一样种着各种蔬菜，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粮食就从家里带。冯老师是到粮站上去买。半年后，做饭和洗衣服的活儿就由冯老师一个全包了，我只负责从井里打水，去菜园里摘菜。冯老师做饭或者洗衣服的时候，从来不让我帮忙。我就搬一个椅子坐在旁边看书。其实看书也只是一个幌子，手里拿着书，目光却在她身上。冯老师手里干着活儿，回头冲我笑笑，我也冲冯老师笑笑，目光暂时回到书上，却又是一行字也看不下去。有时候，冯老师干活儿，就让我给她念书，小说，或者什么文字。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本《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苏联的一位叫柳.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的作家写的。”
“我也看过这本书。”我再次插嘴说，“写的是发生在二战时期的事。”
“是的。两个勇敢的战士，先后都为保卫自己祖国的土地而牺牲了。那是我第一次去城里，在新华书店里买的。
“夜幕降临，吃过了饭，我们就各自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看学生的作业。看完学生的作业，坐立不宁，一个人就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没有睡意，就找一个借口去对方的办公室里坐一会儿，就着那个借口谈起某个学生，或者交流教学过程中的一个心得，从某个学生谈到另一个学生，再谈到更多的学生；从一个心得谈得另一个心得，再谈到教学之外的话题，比如对那场运动的理解和认识。夜深了，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依然没有睡意，就到院子里走走，不期然看到对方也站在院子里，无话可说了，又心有灵犀似的并不因为无话可说就返回自己的办公室里，而是不约而同地望了满天的星星，于沉默中却又保持着一种轻松愉悦的心情。我们在闪烁的群星中寻找着属于对方的一双眼睛。我们总是能够找到两颗代表了对方的一双眼睛的星星，长久地凝视，在辽阔无际的天空中交流，向对方诉说因为羞涩而难以启齿的衷情。
“恰逢下雨，有时候，雨会下一整夜，但是事先又不知道，对方要回自己的办公室，就说等雨停了吧。结果雨一直下，丝毫没有停的意思，夜越来越深了，可以说的话也越来越少，及至无话可说了，就去听外面的雨。雨的喧嚣带给我们的却是内心的一种宁静、和谐、自然，听着听着就爬在桌子上睡着了，糊糊听到村里传来的一声声鸡叫，天亮了，睁开眼，第一眼看到对方，想起来同室一个夜晚，不觉得就会有几分尴尬，于内心深处又生出来几分亲近感。
“有时候，我们就去学校东面的山顶上坐下来，冯老师让我吹横笛。冯老师说她喜欢听吹横笛。我提出来教冯老师，冯老师就说她笨，学不会。其实，冯老师是天资聪颖的一个人。有一次，冯老师去城里买了一支横笛，送给我。就是这支横笛，在墙上挂了好几年了，尘土都沾满了。”
他指给我看。那正是柳絮带去学校的那支横笛。
“现在不能吹了，气短。”他说，叹了口气。
“你那个时候，一定吹得很好听。”我说。
“还能听吧。”他说，脸上的一种表情仿佛是正沉浸在过去自己吹奏的笛声中。
“等你的病好了，我再来听。”我说。
“会好的。时间不会太长了。”他说。当时，我不能理解他这句话里所隐藏的含义。生命就要终止了，不知道一个人是否真的能感觉得到。
“柳絮吹得就挺好听。”我说。
“我们家柳絮也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只是心里惦念的事太多了，太惦念家里的事了。”他说。
我点点头，心情格外的沉重起来，想一定要替柳絮分担家庭带给她的忧愁。
他又咳嗽了，让我把放在窗台上的那个盛水的玻璃罐头瓶拿给他，喝了几口水，又接着说道：
“冯老师教的四年级的一个男生，平时也不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学生，有一天课间，不知从哪儿拾了一只旧鞋，用布条拴在冯老师的讲桌上。下课后，冯老师告诉我了，我不能容忍，把那个学生叫到办公室里打了他两巴掌，问他是谁教他这么干的。一个才上四年级的孩子，思想还很单纯，他是想不出来这种羞辱老师人格的恶作剧的。他哭着告诉我是他上高中的哥哥教他的。我让他回家去把家长叫来。他哭哭泣泣地回家了，当天家长没有来，到了第二天上午家长还没有来，中午冯老师就找我商量，吃过午饭后去孩子的家里看看，担心家长知道了孩子做的错事，没轻没重的把孩子打坏了。可是，还没等我们吃过午饭，冲进来学校一帮子人，领头的正是那个孩子的哥哥，把我堵在了冯老师的办公室里。就因为这，我和冯老师被扣上了一顶搞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帽子。”
“你肯定和他们打架了。”我颇有些激动地说。
他淡然一笑。
“血气方刚的年龄，哪儿能受得下那种委屈呀。况且，我不能连累冯老师呀，错的是我，不是冯老师。”
“其实，老师打学生几下根本不算什么。”我说。
“他们需要一人借口。”他说着，解开衬衣最上面的两个扣子，露出来左胸上的一个伤痕，是刀伤。
“是刀子扎的吧。”我说。
“那么多的人，也说不准是谁扎的。”他说。
“他们手里还拿着刀子？”我无法想象。
“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他说，“人、人的思想、秩序，都是疯狂的，混乱的。”
我看着他胸前那个近两寸长的，褐色的刀疤，若有所悟地点点头。
他扣好衬衣的扣子。一双手哆嗦着，结果把衬衣的扣子扣错了，第一个扣子扣进了第二个扣眼儿里。
“我爷爷当过汉奸。后来，他们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
“向天后，我见到了冯老师，她领了后爹找到那帮子人，希望他们放了我。看到冯老师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平安无事，我感到很欣慰，感觉自己的苦受得值。冯老师的后爹很威风，背后插着当年和日本鬼子拼刺刀用的一把大砍刀，刀柄上还飘着鲜艳的红布条。他找到了他们的头儿，从背后拔出大砍刀来，指着他们一大群人说，谁敢在他女儿的头上扣屎盆子，他就会像砍小日本鬼子的脑袋一样，立马把他的脑袋砍下来。他们吓得浑身哆嗦，说他们要抓的人不是他的女儿，是我，汉奸的后代，众星捧月一般把他请进屋里，说了不能放过我的种种理由。
“冯老师隔着窗户和我说话，让我放心，她后爹一定会救我出去的。从看到我的第一眼起，冯老师的眼里一直在扑簌簌地掉泪。
“冯老师的后爹并没有救我出去。他的爹生前是的地下工作人员，就因为内部出了叛徒，当了汉奸，向日本队人告了密，被捕后斩首示众，尸体在鬼子的炮楼上吊了三天三夜，放下来后被狼狗啃得连根骨头都没有留下。他恨日本鬼子，更恨那些替日本队人卖命，残害自己人的汉奸。冯老师求他救我出去，哭成了泪人，他单臂将冯老师揽腰抱起，提小鸡一般一拐一拐地走了。我是汉奸的后代，他怎么会救我呢。换了谁都难转过思想上的那个弯儿。我理解他。当那个孩子的哥哥看到冯老师的后人民爹走了以后，得意洋洋地告诉我关于他的事时，我真的并没有怨恨他。他是那种爱憎分明的人，和那些虚伪的人相比，会让人特别敬重，也值得人敬重。”
他停下来，似乎是感觉累了，目光却一直停留在挂在墙上的那支横笛上。过了一会儿，他问我多大了。
我告诉他，我今年十八岁。
“孩子。”他语重心长地说，“记住，千万不要把仇恨牢记在心里。我跟我们家柳絮也是这样说的。一个人生来不可能在心没有仇恨。但是，心里装了仇恨却不是好事，它会不知不觉地改变你对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和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中所有的人应该持有的态度，会让一个人感觉笑脸也是陷阱，人人都是自己的敌人，心惊肉跳，惶恐不安的，没有安全感，会让一个人失去朋友，变成孤单的一个人。所以，要千方百计地去发现身边美丽和善良的人和物，并以此来化解心中的仇恨。一定要学会做个善良的人，要学会去以德报怨。不要报怨不公平，要用自己的努力去争取，要靠自己…药…药”
他突然一只手捂住胸口，吃力地抬起另一只手臂，指着靠墙放着的一张老式的桌子，呼吸急促，脸上迅速渗出来豆大的汗珠，嘴唇抖动，想说话却说不出来。桌子上摆放着十几个各式各样的玻璃或者塑料的药瓶子。我跑过去，拿过来所有的药瓶子放在炕上，打开他手指的一个，从里面倒出来唯一的一个药片放进他张开的嘴里。他合着双眼坐了大约三分钟，示意我扶他躺下。看着他躺在炕上除了鼻翼的翕合和胸部的起伏，一动不动，我垂手站在旁边，唯恐他就此死去，吓得只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好像有十个太阳烤着，汗如雨下。
这个时候，幸好柳絮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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