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话题再回到端方。追溯历史，从某个具体的个人分析，有时候更能从深层、感性地了解宪政失败的原因。
在五大臣回国之初的1906年（当时其实只回来四大臣，其中的李盛铎被任命为比利时大使），一同奏请立宪，遭到了当权派的几乎一致反对，其中尤以铁良最激烈，大学士孙家鼎、军机大臣荣庆也加入其中。
铁良当时任军机大臣，曾在日本考察过近一年时间。他认为，朝廷当务之急是练新军。只要有一支精壮军队，自然可以镇压国内任何反清风潮。由于他本人与端方、袁世凯的关系一直不睦，所以更特别阻挠立宪。
这二拨意见不和的人，在朝中剑拔弩张，争得很激烈。1906年8月的廷臣会议上，铁良和袁世凯争得面红耳赤，连慈禧本人也感左右为难。
双方都很会耍嘴皮子，讲的都有道理。一碗水，一时还真端不平。
最后，老奸巨滑的慈禧惯于和稀泥，她既不主张立宪，也不马上否定立宪，只在9月1日宣布“仿行宪政”，拿国事过起家家来。
对此，端方等人还是看到了希望，他们提出要首先改革官制。
改革官制，其实是在为立宪作准备。端方提出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裁撤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由总理大臣、左右副大臣、各部尚书等组成内阁。
依据这样的架构，内阁阁议后，大政上奏皇帝。皇帝的上谕，要经总理大臣及其他重要阁员副署，方才生效。
一如常态，一种新事物的出现，肯定遭受巨大的反对力量。在清末，立宪尤甚。
不仅铁良等人死命反对，内阁学士文海、吏部主事胡思敬、御史赵炳麟纷纷上奏加以激烈反对，弹劾立宪之举是“窃外国之皮毛，纷更制度，惑乱天下人心。”
最要紧的是，军机大臣瞿鸿禨，表面上中立，暗中上密折，向慈禧进言，说端方、袁世凯等人鼓吹的内阁制，最后会削弱太后的权力。
老妇人悚然生出警惕。
由此一来，不仅立宪没有立成，最后害得端方到外地去当两广总督。袁世凯也倒霉，被明升暗降，军权基本拱手让与陆军部尚书铁良。其他几位支持立宪的官员，如载泽、善耆等人，均被投闲置散。
官场恶斗，一方的退却，绝不意味着善罢甘休。
端方、袁世凯以及他们的老靠山庆亲王奕劻，最后把毒火都倾注在背后说坏话的瞿鸿禨身上。
奕劻当时是军机处首席大臣，为人贪墨，老瞿偏偏总示人以廉，更显衬出这位王爷的贪污程度。更重要的是，瞿鸿禨极其保守守旧，与新洋务派人士一直不和。他知道自己被庆亲王等人“惦记”，就努力在朝中寻找盟友，于是就和先前在庚子护驾“有功”的、现刚刚进京升任邮传部尚书的岑春煊结成一派，明里暗里，与端方、庆王、袁世凯等人死命较劲。
思来想去，为了解恨，端方、袁世凯等人让线上的上海道台伪造了一张岑春煊与康有为的合照，递密件给慈禧。
老妇人当然不懂相片合成的原理，见到照片后，她嗷地一声立起，把手中茶杯摔个粉碎。要知道，对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乱党”，慈禧恨之入骨。
结果自不待言，岑春煊在邮传部尚书的位子还未坐热，就被外放为两广总督。他勉强出京，总想两广之地有大银子捞，稍感宽慰。仅仅过了两天，走到半道，他的两广总督职位又被下旨免掉。
乍寒乍暖，着实让岑春煊郁闷。他根本想不到，上海照相馆的哪个师傅一盆洗印水，能害他到如此地步。
没多久，瞿鸿禨也被罢免，罪名是“暗通报馆、阴结外援、分布党羽。”
原来，庆亲王奕劻暗中派人弹劾他，慈禧也察觉瞿鸿禨与岑春煊二人结派，还怀疑他曾把自己要罢免庆亲王的消息泄露给英国报纸。新老账一起算，懿旨一出，把老瞿逐出朝廷。
岑、瞿两名大员被罢，即清末名闻一时的“丁未政潮”。究其起因，源于端方、袁世凯等人的立宪主张。
慈禧老妇人，政治驾驭手段，在她晚年已经臻于炉火纯青之境。罢免瞿鸿禨后，她当然不能坐视庆亲王奕劻在军机处独大，就派自己的外甥兼干女婿（载沣之妻是慈禧宠臣荣禄之女）醇庆王载沣入值军机处，形成了新的派系牵制。然后，她下令把袁世凯和张之洞两个人一起内调为军机大臣。
袁、张虽都属改革派，二人之间也有矛盾。如此，满满牵制，汉汉掣肘，作为独裁者的慈禧老妇人，自可安坐高位。
令人想不到的是，张之洞、袁世凯二人，虽然有摩擦，在立宪大政上意见出奇一致。此二人入军机，反而使立宪之事得以顺利进行。
1907年8月，在端方等人请求下，清廷下令编纂《帝国宪法》。不久，颁发上谕，筹备资政院。到年底，又令各省筹议设立咨议局。
表面看上去，立宪之事大有眉目，一步一个脚印，渐行渐近。
人算不如天算！
1908年岁末，光绪、慈禧二人两天内相继死去，老大帝国，至此风云突变。
老妇人和傀儡皇帝刚死，朝中大权，一时间皆落于摄政王载沣之手，而载泽、载涛、载洵、善耆、毓朗这些满族少壮派亲贵，纷纷聚拢在他身边，形成一个以载沣为“核心”的摄政王领导集团。
这些人，当然要排斥奕劻、袁世凯、端方一系的实力派。
吠吠声中，袁世凯被参罢。张之洞病死后，端方也被顽固派罢免。端方被罢的理由，现在听上去特好笑——慈禧葬礼上，他允许天津一家照相馆前去照相；另外一个罪名，是他派人在墓地风水墙上架设电线照明。本来合情合理的事，被载沣等人派御史弹劾为“大不敬”及“贪横凡十罪”，罢掉了刚做了半年多的直隶总督一职。庆亲王奕劻的官帽虽未被动，但已经被架空。
如此，立宪派树未倒，猢狲已散。清朝新洋务派们最后新政改革的努力，至此云灭烟消。
载沣上台后，对立宪之事丝毫不感兴趣，只想着抓军权。他受德皇威廉的影响，派自己几个弟弟分别进入各个军事要害部门，并让铁良、毓朗等人抓紧训练清一色由旗人组成的禁卫军。载沣很天真，以为从此就可以“大清永固”。
少壮派中，从前倾向立宪的载泽等少数人，也忙于抓权弄柄，不再想其它。
所以，慈禧死后的清朝中央政权，不仅没有呈现开明之态，反而日趋保守。
当权派极端反对立宪等变法，并把变法比喻为秦之卫鞅、汉之王莽、宋之王安石。他们认为，一切立宪新政，都不是王朝的好事。
失去了立宪最后的机会，腐朽的清王朝，等待的只有那冥冥之中注定的、武昌新军中那一声枪响了……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说：“一个国家发生革命，并非总是因为人民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人民最初对暴虐的统治保持沉默，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这种统治的不合理之处；但是，当暴虐统治的压力一旦减少的时候，他们就会猛力推翻这种统治。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比它之前的政府制度有所改善。经验证明，对于一个坏的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到来的……人民起初耐心忍受一些邪恶，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一旦他们认为有可能消除这些邪恶，邪恶就会变得是不可容忍的。”
述话语，让我们今天的人觉得充满了隐喻和意味深长的暗示。
附：需要提及一点的是，载沣搞袁世凯，以往人们往往说成是“满汉矛盾”，笔者大不以为然。
载沣在握权之始，就把袁世凯赶走，让人觉得是满族少壮亲贵排斥汉人高官。仔细想想，也不尽然。
袁世凯最大的靠山，乃庆亲王奕劻，他可是真正的正牌直系皇亲。同时，旗人端方与袁世凯是亲家，与端方并称“旗人三才子”的那桐，更是袁世凯心腹。军机大臣世续，又和袁世凯拜过把子。这些，都可谓满中有汉、汉中有满，很难说载沣搞袁世凯是专门冲着他“汉人”的身份。
反观给载沣撑台面的，不乏汉人，比如盛宣怀、唐绍仪、梁士诒以及几个专门“咬人”的汉人御史，无不受摄政王极力拉拢架抬。他们身为汉人，攻击起袁世凯来，都似怀着深仇大恨，不遗余力。
而且，观载沣短期所为，排袁之举，绝称不上是“排汉”。他把袁世凯的“同志”端方从直隶总督拉下来后，补上去的是汉人陈夔龙。如此重要官职，免满上汉，总不能说载沣是“排汉”吧。
在载沣摄政期间，被免掉的四个总督大员，除袁树勋以外，端方、升允、锡良三人，都是满人。
在地方以及军队中，少壮皇族派为了在袁世凯系统中掺沙子，引进了不少日本士官生出身的年青军官，而那些人，也大多为汉人。
因此，摄政王载沣“排汉”一说，根本站不住脚。
“皇族内阁”成立后，载沣一派逐渐占上风，倘若没有“武昌起义”爆发，这一系人马定会逐渐掌握中央地方以及军队的实权。
所以，清末的集团斗争，不能简单冠以“满汉之争”。实际上，是载沣为首的少壮亲贵派与庆亲王奕劻的亲贵元老派以及袁世凯、端方为首的新洋务派之间的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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