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批人的利益受损——各省督抚们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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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咨议局,全称“直省咨议局议员联合会”,各省推举议员代表,加上部分资政院议员,组成这种类似临时议会的地方机构。
咨议局形成于1910年国会请愿运动的期间,虽然不算是政党,但其中人物多是开明绅士,所起作用十分巨大。议员当中,很少有张茵那种女富豪的要减免妇人税款的“很傻很天真”和穆麒茹那种把钉子户当成房价上涨因素的“很坏很暴力”。
1910年8月,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转年5月,又召开第二次会议。特别是第二次会议,联合会明白表示反对皇族内阁,同情保路运动,所以影响最大。
之所以能成立咨议局联合会,原因在于民选议员们要求全国范围的联合,推动朝廷宪政改革。清廷罔顾民意,一再拒绝早开国会,只以大半为“钦定”的资政院来敷衍。
这个资政院,并不具备国会职能,连它的议长也是朝廷任命,不是经选举产生。
不顾全国人民迫切的要求,清廷在拖延的同时,下狠手镇压奉天、直隶等地的学生请愿活动,当然还没到打死人的地步,但他们对和平请愿活动一直竭力压制,甚至把天津一个女学堂的校长押往新疆遣戍(劳改)。
当时,清朝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形势:英国人在汉口开枪杀人,进占云南片马地区;俄国人提出新的不平等条款,武力威胁;清政府即将向英、法、德、美四国大举借债,监督和管理这些事情,急需有人负责;广州将军孚琦被革命党人温史才刺杀后,广州黄花岗起义爆发,全国震动。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清廷不思自悔振奋,反而提出两大不得人心的举措:
第一,鼓捣出“皇族内阁”;第二,宣布将原来绅民集股兴办的铁路收归“国有”。
由此一来,咨议局的第二次会议尤为重要。
咨议局联合会共召开20多次会议,代表本地咨议局以及商团,希望清廷尽快立宪,撤消皇族内阁,改善不良政治现状。同时,联合会发布报告书,认定当时清廷所要施行的币制政策、兴业政策、铁路国有政策等等,均是“亡国政策”。
这些有识之士,向清廷强烈呼吁,不要断绝人民最后的希望。
清廷对此不予理会,反而发布“上谕”,斥责议员们“嚣张生事”,威胁他们不得“率行干请”。
悲愤失望之余,各省议员散去。回到地方后,他们心态大变,一改昔日为立宪奔走呼号以避免革命之所为,掀唇鼓舌,大谈人心思变,内心中无时不刻准备着清政府的垮台。
作为统治基础的士绅阶层如此激进,清廷显然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除各省咨议局以外,各省督抚也逐渐对清廷丧失了信心。
1910年,是不平静的一年。当时,国内的立宪派在北京发起过三次请愿活动,恳求清廷立即召开国会,皆被拒绝。
清廷的借口是:国民开化程度不足,“九年预备立宪”的期限不可随意更改。
到了立宪派第三次请愿的时候,各省督抚都看不下去,联衔奏请,希望清廷立即组织责任内阁。

看到这么多督抚大员站到了立宪派一边,清廷不得不作出微小让步,对外宣称把预备立宪由九年缩短为三年。
1910年10月25日,湖广总督瑞澂、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粤督袁树勋、滇督李红羲、黑抚周树模、晋抚丁宝铨、苏抚程德全、湘抚杨文鼎、黔抚庞鸿书以及伊犁将军广福等人,联名致电军机处,要求清廷组织责任内阁,并申请转年召开国会。
立宪派见有各省督抚支持,热情更加高昂,认定清廷一定会答应所求。
时为“太上皇”的摄政王载沣,自以为乾纲独揽,根本不愿向国人“示弱”。在作出了有限的缩短立宪预备期的姿态后,他发布“上谕”,只提组织“内阁”的事情,全然不理会督抚们所请求的“责任内阁”之事。
在“上谕”中,载沣笔锋一转,指斥各地督抚在当地没有把宪政筹备工作作好,力加申斥。最后,“上谕”明白表示:“此经缩短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这样一来,朝廷就不再给督抚们留有商议的余地。
捧读如此“上谕”,各地满汉督抚们由失望而气愤,由尽职而“疏乎”,对清廷产生出绝望情绪。许多督抚纷纷请辞,惹得清廷大加恼火,下旨训斥。
摄政王载沣上台以来,一直加强中央集权,即使是搞立宪,目的也是要加强皇权。
慈禧老妇人,掌枢机几十年,老谋深算,也不敢轻易动摇地方督抚的权限。载沣如此毛嫩,上来就和督抚们过不去。他抓军权,抢财权,最后连各省的人事权也收归中央,大寒地方诸侯之心。
在削夺地方大员权力的同时,清廷百上加斤,加重了地方督抚的责任,一切坏事物都往他们头上推,让大员们无所适从之余,怨气满胸。
日俄战争的结果,更使得包括各地督抚在内的“有识之士”对立宪强国达到了迷信的程度。清廷逆势而为,大加遏阻,最终使得这些人尽数对清朝高层灰心。
日后,武昌起义枪声响起,各地一倡百应。清廷那些握兵有钱的大员们,绝大多数骑墙观望,有人甚至很快就表示脱离清廷。他们的袖手旁观,客观上加速了清朝王朝的覆亡。
确实,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近代化运动的深入,国内的士绅阶层和清廷地方大员们,都很想跟随世界潮流。
纵观世界各国从封建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转折过程中,从上层发起的近代化运动,非常具有普遍意义,比如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和亚历山大二世的解放农奴举措,德国的统一,意大利的统一,土耳其与埃及的改革,等等,都是由上而下的成功范例。
清末的中上阶层,从切身利益出发,顺应生产方式的改变,渐行渐近,有可能实现不留血的革命。
可见,大势之下,历史中的群体和个人,如果稍有明智的念头,就应该顺势而为。
谁阻挡历史潮流,谁肯定就会为历史所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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