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乃马上立国，靠枪靠马靠杀人建立强权政治。这些从山海关外奔驰呼啸而来的“野蛮人”，开国之初，创设了不少民族歧视政策，且一直沿续下来，一直到清末——第一，官职分满汉；同职官称，满官大于汉官；重要职衔，汉人不能染指。第二，对待满汉采取不同的法律；满汉发生纠纷，偏向满人。第三，满汉不准通婚（不准旗女嫁汉人，默认汉女嫁旗人）。第四，满人不从事生产，只可作职业军人，他们的生活，全由政府包办。
自清初到清中叶，军事压力强大，“盛世”呼声高，满汉人民似乎对这些不公正的政策习以为常，没多少人出来重视这个问题。
但是，清末十年间，满汉矛盾愈演愈烈，达到“太平天国”起事以来的最高点。革命党人煽动起义，也常常拿满汉矛盾当大题目来加以发挥。
戊戌年间，总理衙门章京张元济就直言上书，请将宗室以外的满蒙各旗人民编入民籍，直归地方官管辖。他还请求允许满汉通婚，任许旗民自谋衣食，允许旗民转徙居地。
本来，光绪帝已同意计划，准许八旗计口授田，取消了旗人的许多特权。但是，随着戊戌变法的迅速失败，一切皆不得施行。
义和团事件及八国联军侵华之后，中国社会的愤懑情绪爆涨。汉人对满人的特权，尤其憎恨。1903年，经张之洞力请，慈禧已经同意将军、都统等昔日满人专任的职位，可由汉人充任。而且，她还下懿旨，表示朝廷对驻防旗人犯罪的处置，也与汉人等同。
时至彼时，清廷光靠镇压，根本不能消解矛盾，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政府的政治改革和让步。
对此，端方出洋后的《请平满汉畛域密折》讲得最恰肯：
“……举行满汉一家之实，而定国本……欲绝内讧之根株，惟有使诸族相忘，混成一体……（近来）不逞之徒（指革命党），竟敢乘此时机，造为满汉异族权力不均之说，恣其鼓簧，思以渎皇室之尊严，偿叛逆之异志。加以多数少年（人），识短气盛，既刺激于时局，忧愤失度。（他们）复偶涉西史，见百年来欧洲二、三国之革命事业，误认今世文明，谓皆由革命来，不审利害，惟尚感情……”
面对此种情况，泯平满汉畛域，势在必行。“今日杜绝乱源，惟有解散乱党；欲解散乱党，则惟有政治上寻以新希望，而于种族上杜其所借口。”（《端方奏折》）
对于清朝强硬派以军事手段大力镇压的主张，端方大不以为然：革命党人大多居于国外，鞭长莫及，皆年少气盛之徒。一味镇压，只能反而增加革命党的力量。而国内的革命党，隐藏多多，诛不胜诛。“多戮一人，则彼辈多一煽动之口实，一逆党戮而百逆党生。”
1907年7月6日，安徽巡抚恩铭被徐锡麟刺杀后，清廷上层更加着慌，加快了立宪的步伐，平泯满汉畛域的力度更大。
7月10日，慈禧下旨，表示要官员立刻上奏全行化除满汉畛域的方法。
早在1902年2月1日，慈禧已经下旨准许满汉通婚。满汉官员纷纷带头联婚，比如袁世凯与端方结为亲家，庆亲王奕劻与山东巡抚孙宝琦结为亲家，等等。
化除满汉畛域最主要的内容，主要还是取消旗人特权，任官不分满汉，司法同一。至辛亥革命前，清廷推行任官不分满汉的举措，施行最力。以东三省为例，当时总督、巡抚、民政使、道员等36人中，只有总督赵尔巽（汉军旗）和两个副都统是旗人，其余均为汉人。
1909年，清廷还下令，官员不论满汉，一律丁忧三年。先前丁忧制度，只对汉人，实际是对汉官的一种限制。
至于旗民编入民籍和旗民生计问题，进展维艰。因为，生计问题不解决，旗民还需要政府花巨款养活。如果按照清廷购田分给旗民的政策，计口授田，仅京旗一项，就要一亿两白银。
如此巨款，哪里去找。
被削特权后，旗民不满，汉人更不满——购田授旗，钱从何出？肯定要削剥汉人。
泯除满汉矛盾的有些举措，最终更致猜疑。
另有一种权宜之计，即挑选精壮旗丁，编入新军或选为警察。这些人在军中或警察队伍中，不似汉人易受革命党影响，又能解决其生计，似乎一举两得。
但新军只是募兵制，非为昔日八旗那种世袭的兵制，所以成效并不大。
取消旗制以及取消旗兵驻防，最后要停发钱粮。宁可无了有，不可有了无。这种工作最难办，弄不好旗人因怨而起，会导致清朝后院起火。
因此，清廷一直拖拖拉拉没有真正施行。直到清朝灭亡，除东三省以外，其它任何一省的旗人驻防也没有取消，大批旗人仍没有被编入民籍。
由于八旗子弟二百多年来一直处于“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的状态，游手好闲之风，深入骨髓。直到解放初期，旗人仍是政府一大心病，不少人依靠救济为生。
消除满汉畛域的改革，在各省进行得还算有起色，而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则无甚改观。改革前与改革后，在军机大臣与各部尚书中，还是满人人数占优（1907年，军机大臣及尚书中，汉人7人，满人11人）。到了1911年，所谓的“责任内阁”中，有满族9人，汉人仅4人，其中皇族竟占5人，故被时人讥为“皇族内阁”。
对于清末满汉矛盾，端方一直忧心忡忡。作为新洋务派官员，他很想在大清朝实现不流血的立宪。
可惜的是，历史没有给端方这些人从容改革的机会。
武昌一声枪响，一切都要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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