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王朝最后惨淡经营的十年中，确实闪现过一个最大的机会——君主立宪。
可惜的是，在清王朝高层内部，没人能抓住这根最后的救命稻草。他们大多数人只是粉饰涂抹，真戏假作。
发昏抵不了死。满大人们磨磨蹭蹭之际，武昌的枪声脆然一响，260多年的大清龙旗，应声而落……
端方的迫切
——清朝权贵心目中的“立宪”
作为正白旗出身的满洲权贵端方，只活了五十岁。知天命之年，他不是不识时务，而是救国救大清太心切，最终，造成了他本人和弟弟在四川“非正常死亡”。乱兵大刀交剁下，结束了这位金石大家、改革家波澜壮阔的一生。
端方（1861－1911），满洲正白旗人，字午桥，托忒克氏，乃纯正的满人。年轻时代，他就以才名广为人所知。与荣庆、那桐同并称为北京旗人的“三才子”。1822年，端方中举。甲午战争后，他积极介入维新运动，曾主管过“农工商局”（“百日维新”中的一个短命衙门）。戊戌变法失败，由于与维新党人同志同心，他差点被牵连获罪。
好在端方是旗人，与荣禄、李莲英关系都不错，侥幸躲过一劫。稍后，他得任陕西按察使，离开了京城是非之地。
八国联军入侵之时，端方通时变，在陕西宣布加入“东南互保”。一俟慈禧太后、光绪帝西逃，他又以“纯臣”面目出现，小心护驾，万般忠谨，从此深得慈禧信任，踏上了仕宦的坦途。
清末，旗人百官中，多纨绔无学之人。而端方思虑长远，具有很强的政治洞察力。1901年起，他分别担任过湖北巡抚、江苏巡抚、湖南巡抚等要职，其间与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相呼应，大办学堂，鼓励留学生出国，不遗余力地推行“新政”。
1905年秋，他又与张、袁二人以及各省督抚一道联名上疏，奏停了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
郑孝胥曾经这样评价当时大员：“岑春煊不学无术，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
可见，诸位当朝能臣中，时人对他评价之高。
为了缓和国内矛盾，1905年，清廷号称要“预备立宪”，准备派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
“预备立宪”之肇始，与端方大有关系。
日俄战争后，痛感中国局势之危，端方在北京面见慈禧时，恳求老妇人在国内实行进一步的宪政“改革”。
此时的慈禧，已详知端方从前与戊戌派关系亲密的经历，就随口漫应：“新政都在施行，朝廷该办的都办了吧。”
“还有一事，尚未立宪。”端方答言。
慈禧面无表情。“立宪又能如何？”
“朝廷如行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
听端方如此说，老妇人慈禧也忍不住笑出声来，“我今儿个才听说，还有人给皇上加个世袭罔替的帽子……”
毕竟知道旗人端方为大清局势操心，慈禧下旨，准许五大臣出国考察。
考察一开始就不顺利，革命志士吴樾一颗炸弹，差点在出洋前就把五大臣都弄上天去见耶稣。迟了一个月，端方等五人才真正踏上出洋的行程。
这次公费考察，绝非时下大员们的花公款旅游。八个月下来，端方等五人在欧美诸国一一观览。
西洋人的国富民安以及政治经济制度，让这几个满大人真正睁眼看到了世界。
眼花缭乱之际，端方心神稍稳，就下定一个决心和坚定的理念：“立宪政体，几遍全球。大势所趋，非此不能立国。”
回国后，端方奋笔疾书，写下数份言辞恳切的奏折，请慈禧准许立宪。其中最重要的三份如下：
《请定国事以安大计折》，陈述立宪必要性，建议预备立宪；《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提出八项政改方案，包括内阁制、司法独立等；《请平满汉畛域密折》，指出满汉之间矛盾的潜在危险，建议任官不再分满汉，裁撤各省驻防旗营。
作为立宪派魁首，端方的思想，可谓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理论来源，其主要要旨如下：
首先，端方认为，立宪政体优于政体。数十年中，中国积弱，与洋人数战，莫不丧师偿金，割地求和。洋务派求强求富，结果却恰恰相反——求强反而益弱，求富反而益贫。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清朝的政治体制大不完善。（我们现在的历史书，在回顾“洋务运动”的时候，常说他们“变器不变道”。其实，在一百年前，端方端大人对此已经有深刻认识。）
端方痛心疾首道：为什么国家行不通呢？因为它任人不任法。无法可依，官吏可为所欲为，人民受欺压，必定怨恨官吏，最终仇恨导向君主。
君位不安，国家必定不稳。如果能实行立宪，任法不任人，官吏都要依法办事，内政可致修明。倘若官吏不肖，自可依照众议，更换大臣，而君主的尊位，却无人能动摇。
君安，国必安。从实用主义出发，端方以日俄战争日本胜利为例子，说明了立宪强国的根本所在。
当然，端方不可能从民权和权力制衡的深度品评立宪，时代的局限和个人贵族出身的局限，使他只能从富国强兵的角度谈问题。
他指出，在古代，各国不相往来，国穷兵弱，还没什么大的危机。当今世界，列强林立，即使我们不与人争，别人也要来此殖民、争地、求利、掠夺。中国泱泱，乃广受外洋垂涎之地，所以，朝廷一定要借立宪而求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端方认为，朝廷应该频布《宪法》（他与梁启超的国民公议《宪法》不一样，是要求“钦定”《宪法》），而且要能做到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
当然了，端方虽然天天把孟德斯鸠挂在嘴边，他在推出“三权”后，却一直强调“不可侵犯的君主”的重要性。为了让太后安心，他总是强调皇帝应该作为终裁，皇权可以调停一切，裁决一切。也就是说，皇帝高于人民，行政高于议会和司法。这种思想，仍旧带有中国自古以来浓厚的传统政治色彩。
其次，端方力推“责任内阁制”。也就是说，宪法中规定，君主实际责任，首相和大臣代替君主为国事负全责。首相和内阁，皆由皇帝任命，负责实际政务，所以，要裁撤军机处。
内阁设立后，对朝廷会有两大好处。第一，由于皇帝不负实际责任，国事搞不好，人民不会怨毒皇帝，到时只不过换易内阁成员，皇帝的地位和威望丝毫不变。第二，内阁责任明确，有职有权，行政效率可大大提高。
为了怕惹起慈禧猜疑，内阁制可能引起的另一面，端方没有明讲：内阁和议会，其实可以借口说皇帝意旨不正确，拖延甚至抵制上命。由此发展下去，君主可能变成被架空的“虚君”。
在指出上述两大条“立宪”的宗旨后，端方深思熟虑地认为，在中国，马上实行立宪，时机还不成熟。
他认为，中国业已施行的数千年制度，与立宪制度相差甚巨，人民根本无法习惯忽然实行的宪政。所以，端方主张要仿效日本，以15至20年为期，先预备立宪，逐次设立内阁，然后一步步推行新政，最后才召集议会。
摹仿德国、日本，就是要实施“二元君主制”，从“阶级”划分上讲，就是新兴“资产阶级”要与“封建阶级”分享权力。这个步子如果迈得好，确实可以达成一定的妥协，使一国政治趋向稳定和平衡。
端方的思路和设计，相对来讲，比较保守和稳妥。二元君主制，虽不是非常稳定的政治结构，毕竟可以成为一种平稳的过渡。如果矛盾在过渡中逐渐消融，国家的富强过程，可能就避免许多不必要的周折和流血。
在清朝最后挣扎的十年间，外面，帝国列强步步逼近；内里，革命风潮迭连涌现。
立宪求变，正是清廷想要消弭内忧外患的大“奇方”。
作为朝廷里面的“明白人”，端方一直致力研究各国列强。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更让这位满大人大受刺激——小小日本能一举击败老大帝国沙俄，这不就是立宪战胜吗？
如果中国立宪成功，自可强国御侮，自可踵随日本之路，走向繁荣和富强。
“极左”时期的研究者，总爱讲清朝鼓吹“立宪”是什么“取悦”帝国主义。这完全是出于“阶级分析”的一隅偏见。
实行立宪，无论是端方还是康梁，基本上都是出于爱国的目的，他们当时根本没有让洋大人进来“抄底”的意思。
作为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在掌管中国税务的英国人赫德年老退休之际，正是端方上密折，要求清廷趁机收回关税主权和邮政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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