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追悼会回来，方胜男一头倒在了床上，只要一闭眼，就是好朋友田芬表情各异的许多张脸。有抿嘴莞尔的，有开怀大笑的，有怒目圆睁的，也有潸然落泪的，而更多的是两眼直愣愣地看着她的。呆呆的眼神一直盯着她，好像在表达着什么又什么也没有表达，似乎想对她说什么又什么也不想说。最后，所有的表情都消失了，惟独留下了这对目光，在她面前游来荡去。她坐卧不宁。
追悼会场面庞大而且隆重，同班同学差不多都参加了悼念，许多人是从外地匆匆赶来的，还有几个是其他班级的熟人。前几年同学聚会的时候，做了一本通讯录，人手一份，现在好多同学的工作单位和联系地址都已发生了变化。据说是郝董在田芬写字间的抽屉里发现了这本同学通讯录之后，让后勤部费了好大的周折才将大家召集到一起的。
海顺公司的员工，身着统一的工作装，黑鸦鸦地站满了殡仪馆。所有的人，胸前戴着白花，脸上带着哀痛，在悲乐的哀鸣之中，气氛静穆而且凝重。
田芬的母亲已经过世，父亲还在，但身体一直欠佳，而且生活在另一个城市，听到女儿的噩耗之时，他正因为肝硬化躺在一家医院的特护病房，只能让田芬的一个表妹出现在令人悲痛欲绝的追悼现场。方胜男轻轻地挽着田芬表妹的胳膊，一直陪伴在左右。
花圈的中央，没有田芬的躯体，只有一幅跟真人同样大小的彩色照片。灰色的西装，翻着白色的衬领，脸上绽放着清淳的笑容。那是田芬被海顺公司录用后的第一个星期天，特意到照相馆拍下的一张纪念照。记得那天为了到底去哪家照相馆，田芬颇费了一番脑筋，直到吃过午饭才像终于做出一项重大决策，定了下来，然后午觉也不愿睡地拉着方胜男就往街上跑。一路上，得意而且满足的笑容始终在脸上荡漾。方胜男建议她连拍两张，以比较满意的一张为准，她笑眯眯地点头称是。后来，她在不同的背景前拍摄了四张。这是其中的第三张。
田芬的双眸闪烁着无限的憧憬，因进了一家知名企业而兴奋无比的样子依然清晰可见，然而此时却多了一圈令人心碎的黑色边框。
郝董事长亲自致了悼辞。之后，买下殡仪馆最大最豪华的一尊骨灰盒，又亲手放进了规格最为高档的存放间。
这一切结束以后，郝董立刻将田芬的表妹让进他的宝马牌汽车，让白秘书陪同着到宾馆休息，并叮嘱司机一定要把车开得既快又稳。然后走过来，跟所有的同学一一握手，又将同学们送上了海顺公司的大轿车。
郝董给方胜男的印象是精明、能干而且重感情。方胜男曾经听田芬说起过，董事长和总经理一肩挑，很有魄力，也十分新潮，有时思维比年轻人都活跃。这次为了田芬的丧事，他在一家宾馆专门预订了两层客房，供同学们食宿，并且负担了所有外地同学的往返路费。
方胜男没有在宾馆开房，因为心里有愧，因为心里发虚，因为没有勇气跟往日的同学住在一起。看着满载着同学们的大轿车徐徐开出了殡仪馆，她才快步走出大门。她一分钟也不敢在放有田芬骨灰盒的地方多留。
方胜男疲惫地朝一辆出租车招招手，郝董的“宝马”却无声无响地停在了她的面前。不知何时，郝董的汽车将田芬的表妹送到了宾馆已经返回，此时坐在车里的是郝董本人。
郝董摁下后座玻璃，向她示意，请她上车。前面的司机随即跳下，紧走几步打开后车门，做出一个热情的手势。
一路上，话题自然离不开田芬。郝董意味深长地说：“昨天晚上跟同学们闲聊，才知道你是田芬最好的朋友，而且住在本市。见到你，我的心里就更不是个滋味。”方胜男除了愧对田芬，心里发虚之外，失去朋友的哀痛自然很重。她抹着眼泪不想言语，只是默默地点点头。
郝董的话语之中充满了称赞还有惋惜：“田芬是公司上下一直看好的财务骨干，我对她一直很重视。董事会已经讨论过，准备明年年初提拔她为核算部副经理兼资金运作室主任，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年纪轻轻的怎么偏偏就命运不济，出了这种意外！唉，遗体没能找到，今天只能摆张照片。”郝董的表情极为痛苦，充满了歉意。说到这，从上衣兜抽出面巾纸，在眼角上难过地擦擦，然后发出一句悲怆万千的感叹：“多好的一位职员哪！”接着，热泪纵横，像漏了底的水壶，一滴滴一串串直淌而下。
郝董终于止住了喷涌而出的眼泪，问她：“如果请你到公司来上班，不知你能不能给个面子？”问得真诚，问得谦虚。
方胜男自听到田芬的噩耗起，耳朵一直在轻微地嗡嗡作响，此时她以为出现了幻听，愣愣地看着郝董，没有丝毫的反应，直到郝董又问了一遍，才醒过神来。郝董和蔼地对她说出了具体的工作安排：“最好能尽快到公司上班，等业务熟悉之后，希望你能接替田芬生前的那一摊。可以吗？”方胜男临下车时，郝董既信任又自信地补充道：“你知道吗？请你来，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人以群分，我有理由相信，田芬的知心密友一定会干得跟田芬一样出色！”
久旱喜逢及时雨！失业在家，炒股又赔了本的方胜男，目前最为迫切的就是能有一份合适的工作，况且海顺员工的薪水比其他企业的要丰厚得多。然而一想到田芬，她又思绪纷乱，心神不安。那对目光一直在盯着她，她连忙睁开双眼，翻身下床，突然觉得脚下软绵绵的，就像走在了棉花包上。不！不是棉花包，似乎是踩在了好朋友田芬的尸体上。
方胜男病了，一躺就是二十多天。去过两次医院，除了说她有一点贫血之外，再没有查出任何问题，倒是带回来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营养药。生病的第二天，郝董就来过电话，问她到海顺公司上班的事决定了没有，她说她正卧病在床，等病愈之后再说。这期间，郝董派人来看过她几趟，两次去医院都是白秘书和孟经理硬把她拽到车上的，并且替她支付了所有的费用，专家挂号费还是孟经理自己掏的腰包。方胜男觉得很不好意思：自己没有为海顺公司效力过一天，却让人家如此地破费，真是很难为情。孟经理说，这是郝董的指示，他们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就算是帮他俩完成任务吧。并且告诉她，郝董历来看重人才，尤其对她当过财会科负责人的经历很感兴趣，因为海顺公司最需要的就是具备实际才干的人。
盛情难却，方胜男也只好依了他们。她知道，自己其实是不需要就医的。因为并不是四肢或哪个脏器出了问题，而是心里有病。他们越热情，她的心里就越不是个滋味，就越是不知所措，就越感觉到心力交瘁，疲惫不堪。她多次在夜深人静之时，搬开书堆，看着那只包发愣。愣发够了，再把散乱的书籍一本本按原样码好，然后用一个旧床单遮在上面，将其覆盖得严严实实。
方胜男特别想把田芬的这份遗物去交还给田芬的父亲，但左思右想都觉得很难为情，实在拿不出手，更张不开口。这只包，原本鼓鼓囊囊，现在却少了八万块钱，她有何颜面去见田芬的那位重病在身的父亲？！
田芬，容我等到股市起死回生，找回来那八万块钱之后，一定如数奉还，你看行不？田芬，你不会不同意的，是吧？方胜男一天不知要这样乞求多少遍！
田芬没有回应，梦里也未曾晤面，只有那对难以说清的目光时时刻刻地注视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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