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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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堂市来的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张梅林和李士璜是驻太湖中学的军代表，张梅林是负责人。他自称是部队中稀有的知识分子，年龄只有二十出头，是临海人，高中毕业后和三个同学一起到苏北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是连队的文书，随着军队的扩大，不到两年时间就加入了**，当了连的副指导员，这次南下时就留在地方工作，暂时以军管会代表的名义进驻到太湖中学，是学校的最高领导。
殷铁珊感到最大的难处是辞不掉校长的职务当不成实际意义上的校长。他天天黎明就起，最早到校上班，丝毫不敢懈怠，却又无所事事。每周的修身课已经停了，改由张梅林主讲**的“新民主主义论”.这是全校师生共同参加听讲的大课，是在礼堂里讲授的。语文、地理、历史课的老师经常遇到难题，课文中有些已不适合现在的国情，他们就要找殷铁珊，但他也无能为力，只能转而去找张梅林。
张梅林说：“你这个校长是怎么搞的？难道只能做传声筒吗？依我看，不好讲，就跳过去，总不能宣扬反动的东西，不要老出难题给我们么！”
殷铁珊说：“明显的反动内容，老师们还是看得出来的。观点的不同，老师们就弄不懂了。就象你上次讲的，现在的许多课程内容是用唯心主义观点阐述的，这是一切反动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是唯物主义的，所以要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阐述这些内容。说实话，我们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师，教了几十年的书，真还弄不懂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呢，更不能用它去阐述什么了。”
张梅林说：“哪就应该学习么，旧社会已经打翻，新社会已经建立，不学习行吗？”
殷铁珊说：“是啊，是啊，要学习，应该学习，才能为新社会服务，但到哪里去学，也没有时间去学啊。”
张梅林说：“我们是会安排老师们去学习的，脱产学习是必须的，而主要的学习应该在实践中学习。老师的实践就是教学，在教学的实践中学习是最好的学习，你懂吗？”
殷铁珊说：“我现在还不懂。等到我弄懂的时候可能在实践中已经犯了不少不符合新社会观点的错误了。对个人还好说，不就要误人子弟吗？”
张梅林说：“殷铁珊校长。请你不要用这种口吻和我讲话，请不要忘记，你是作为一个校长来向我请示的，我作为军代表已经很认真的答复你了，具体该怎么办，你应该负责，去和老师们商量落实，我不能把那些课应该怎么讲都说得很具体。我可能还没有这个水平和能力！”
殷铁珊说：“我只是实话实说。我确实觉得听了你的意见后，还无法回答老师们提出的问题。我觉得新社会建立了，通过我们老师的努力，使广大学生们能理解新社会，融入新社会，而不能因为我们的不慎而误导了学生啊！”
张梅林只是好吧，好吧的哼了两声，就离开了，使得殷铁珊很尴尬
星期天的早晨，殷铁珊起了个早，他乘坐班车到达天堂车站的时候，那很宽敞的石路两侧，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一队队扭秧歌的，打腰鼓的，打莲花落的，穿梭在人群之中显得光彩夺目。城里人可能已经看惯了，并不驻足观赏，仍旧是你走你的路，他跳他的舞，偶尔有些乡下人和玩耍的小孩停下来指指点点，也并不引起这些舞蹈人的注意。
从吊桥堍开始，整条马路人头攒动，银元敲打的叮当声响成一片，杂乱无章，嗡声嗡气的叫卖声，忽高忽低，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劣质纸烟呛人的烟雾。殷铁珊从走进人群企图穿行而过就遇到了重重的阻力，有人拉着他的袖口兜售银元，有人在背后低声问：“有银元么”“有袁大头么”，还有穿着入时的女郎来挑逗的，蓬头垢面的乞丐拉住他乞讨的，他一不留神就觉得有双手伸进了他长衫的里面……，他挤出这条有三里路的人堆足足花了一个小时，掏出怀表一看，时针已指向十一点，他停下来，用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定了定神向两旁张望着，他记得附近有家小饭馆，夫妻两人经营，菜肴的花色不多，却清爽可口，价格也低廉，他想快到吃饭的时候，这时是不能去拜访什么人了，否则就有“打秋风”的嫌疑了，对朋友也不尊重啊。他找到了那家小饭店坐了下来，他还必须在这里消磨两个小时，否则要在街上闲逛，惧怕刚才遇到的乱糟糟的场面。他要了一壶绍兴老酒，一盘蚕豆和一盘酱猪肉，很悠闲的品尝着。殷铁珊并没有嗜酒和嗜烟的习惯，他很少喝酒，尤其是一个人自斟自饮。他虽然不是在这儿借酒消愁，也不是在这儿自得其乐，只是为了度过这无可事事的二小时。他饮着饮着还是把愁事喝到了心上头。他借着酒的助力，想着远在大洋彼岸的女儿，最近一个月来她已经连续的来了三封快信，询问父母的情况，并将美国报纸上的一些消息摘要的写在信上询问；他回忆这段时间工作上的难处，考虑着在新社会到底应该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上，决心找施子扬把校长辞了，回到语文教师的课堂上。这个校长的职位是不值得留恋的，但过去当局长当校长的经历是否能被新当局接纳，果真不能接纳的话，自己应该去干什么？他突然又想起前天张梅林找他了解的三个同学的情况。据说这三个同学前后到他那里去登记，自己承认是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张梅林要他具体反映这三个学生在校的活动情况。可自己一点也不知道啊。他告诉张梅林：“我是从来不过问这类事情的。我始终认为自己的唯一职责是把学生的功课教好。”这话引起了张梅林的不满，虽然他并没有说什么，可他是绷着愤愤的脸走开的，这就完全能说明一切了。他倒不是担心自己有什么不测。因为自己几十年来没有做对不起**的事，当然也没有反对过国民党。可是学生毕竟年轻不懂事啊，在这种政事繁杂斗争尖锐的环境中难免会做出一些错误的抉择，却由此会卷入无止境的矛盾之中，他为这些学生的前途担忧着。
他冥冥地想着，悠悠地喝着，细细地品味着这酱制肉的香和嫩。忽然有人在他肩上轻轻地拍了一下：“好悠闲自在啊！”
殷铁珊侧身看去，原来是过去的同事吴九声，他春风满面笑咪咪的站在桌旁说：“殷校长什么时候上城的，怎么在小饭馆里自得其乐？”
殷铁珊赶忙站起来招呼吴九声坐下，问：“是不是添个酒杯，也来个自得其乐？”
“不，不，不，我已经吃过了。我现在不在家里吃饭，是在食堂里吃，供给制。吃饭、穿衣都是公家的。饭后出来散散步。”吴九声回答。
“那你离开学校了？”殷铁珊感到疑惑地问。
“那也不叫离开学校，只是离开某一所特定的学校，到军管会了，还是做学校的工作，协助军管会分管教育的负责人工作。”吴九声很轻松地说。
“喔，士隔三日当刮目相看。我本来这次进城是找施子扬局长的。看来不要去打扰他了，向你请示就行了。”殷铁珊说。
“铁珊同志，我们是多年的老同事了，有什么事你尽管问，说请示有点见外了吧！”吴九声说。
“我有个请求，就是想把这个校长辞去，让适应新社会新形势的人来接替。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候，象我这样的人思想跟不上，会耽误了学生，怕担不起这个责任呀，请你无论如何能鼎力促成！”殷铁珊诚恳地说。
“这样不好吧！新社会刚建立，百废待兴，千头万绪，而且还没有走上正轨，一切有待于各方面的维持和合作，现在你主动提出辞职，不了解你的人以为你有什么看法呢；如果现在给人家留下这么个印象，今后就不太好办啦，你说呢？”吴九声说。
殷铁珊很惊愕地说：“我根本没有这种念头。我只觉得自己适应不了这个位置，怕影响了学生；辞掉了校长后我专心教语文，我相信能把语文教好的。”
吴九声说：“你还是个书呆子。你不想想，人家会怎么看，你汪伪的镇长能当，蒋政权的局长、校长能当，为什么现在校长就不能当了？我作为几十年的老朋友，我奉劝你一句，许多人挤破头向新政权钻营，你却好，要辞职。决不要提，决不要提！”
“这么说，这么想，我就无话可说了，我就遵照你的高见不再正式提出了。现在阁下是主管教育的，请你从中周旋周旋，使我能早日放下这个包袱，我就不胜感激了。”殷铁珊恳求地说。
吴九声的回答是含糊的，也使人觉得有希望的。“我尽力吧，我一定把这事放在心上。但你不要再向军代表提了，尽可能把工作做好，决不要怠懈。我现在只是一个协助的位置，不能决定，也不能说得过分，要看机会，也许有可能成功，也可能无济于事。对吧！”
殷铁珊觉得吴九声这个人还不可能推心置腹的和自己谈。他想起了在山里抗战时的情况，我们俩人在烽火连天的前线一起宣传抗日这么长的时间，在遇到政党问题时他就瞒住我了，现在这样敏感的时候，他也会留一手的。所以也不必拜托他什么了。说：“有机会也有可能的时候，请一定转达我的意思，否则就不谈，以免使人乱猜测。”
吴九声连声说：“那是，那是。”接着又说：“对新政权有个熟悉的过程，也有个信任的过程，我能理解。”
殷铁珊忽然想起曹达来了。抗战胜利后曹达就象失踪了，一直没有消息。他想如果曹达在的话，他那当伪镇长的经历就可以有人证明了。他当然不知道曹达是那党那派的，他想这个人从行为举止来看，特别是国民政府回来后就失踪这一点看，确定无疑是**了。他忽然又记起，吴九声到太湖中学任教还是曹达找我谈的话，他们应该是同党也是可以肯定的。他把沉思的头稍稍的抬了起来，两眼直勾勾的对吴九声看着，轻轻的露出了一点微笑，问吴九声：“九声兄，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你总记得吧，就是在日伪时期当教育局局长的曹达曹局长，抗战胜利后一直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现在不知在哪里？你有他的消息吗？”
“怎么你忽然想起他了？”吴九声问。
“抗战胜利那年我到太湖中学任职时曾问过施子扬，他说不知道，可能是出走了吧，他劝我以后最好不要打听这个人，以后我虽然问过一些同事，但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去向。在太湖中学我不也问过你么？”殷铁珊说。
“那时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不知道吗？”吴九声说。殷铁珊看到吴九声说话时脸部那副诡谲的表情，心中已有十之**知道吴九声是有他消息的。他笑笑地说：“那就叫此一时彼一时也。你是否记得，在宜兴山里我对你念过两句诗：‘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那时我怕你会菜花、黄蝶分不清，会惹祸上身，现在看来放在我身上更贴切呢！”
吴九声开怀大笑起来：“你是否也记得，我回敬了你一首：‘春雪满园来，触处似花开，不知园中树，若个是真梅。’那时你有一颗抗日救亡的热心，但过分的期望于国民党。长沙那场大火并没有把你烧得清醒过来，对国民党的幻想太多了点。当然在那时这是一种正统的观念吧，是很正常的，我并没有责备的意思。其实那时我的心也悬着呢！”
“你现在是可以把悬着的心放下来了。你选择的道路走对了。而我呢是‘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我很懊悔去当什么局长、什么镇长，而且说实话，当那个伪镇长我是很不愿意的，曹达局长知道我的当时心情。”殷铁珊不无感慨地说。
“据我所知，曹达同志在抗战胜利后出于安全的原因，已撤到苏北去了，听那边来的人说，他现在已经是一地区主管文教的负责人了。但在什么地区我不知道，我可以帮你打听打听，如果你要找他的话。”吴九声说。
殷铁珊觉得找不找他，从目前来讲还无关紧要。我只是想辞掉那个校长，并无它求，人家也并没有拿我怎么样，更何况他又不在此地工作，急匆匆的找人反而会弄巧成拙的。他对吴九声说：“我并没有什么事要找他，只是想念他。如果遇到他，代致问候，代致问候！”
殷铁珊和吴九声分手后就向返回太湖镇的汽车站走去，走着走着，他觉得既然已到天堂来了，还是去找一下施子扬为好，否则他知道了会觉得我这个人有点势利了。那时要求把吴九声从太湖中学调走，现在吴九声得势了，又冷落施子扬了。想到这里他转身返回租了一辆人力车直奔施子扬的家。
施子扬正在家里，刚吃过午饭躺在藤椅上象是闭目养神，又象是在冥思苦想。天堂解放那天，他就没有去教育局上班，他知道政权更迭后旧政权的官员应该怎么做，在家里呆着是最好的选择。十多天后军管会的人来找他到教育局去，要他暂时协助军代表和吴九声把教育局的日常工作运作起来，今后如新政府需要，本人又愿意，可以作为留用人员继续在教育局工作，职位到时再讲，不需要与军代表一样实行供给制，薪水暂时按原待遇。施子扬很乐意这样的安排，认为新政权对旧人员还是有区别对待的。但今天上午情况有点变化了，军代表找他个别谈话，要他暂时不要到教育局上班，有事会找他，薪水照发。施子扬并没有说什么，也没有问什么，他知道，人家不肯说，问也没有用。我是旧政权的官吏，不用我也是理所当然的。烦它干什么。他感到头脑有点昏沉沉了，逐渐进入了梦乡。
殷铁珊进门的时候，施子扬还刚刚醒来，迷迷糊糊的，当殷铁珊喊他施局长时，才清醒过来，连忙说：“铁珊，快不要这样喊，快不要这样喊，现在已经是旧桃换新符了，被人家听见了，还以为我们搞复辟呢，哈，哈，哈。我说铁珊啊，人逢喜事呢，不要精神爽，而是要头脑清新；人逢愁事呢，不要闷闷不乐，而是要说说笑笑。人生么，就这么短短几十年，滋滋润润些才好啊，否则到这世界上遭苦一回，不值么！快坐，快坐，是那阵风把你吹来的？”
殷铁珊坐定，接过施夫人送过来的茶喝了几口，觉得火烧似的喉咙舒服得多了，说：“刚才路走多了，出了点汗喉咙有点干，进来讨杯茶喝，还一定要有风才能把我吹来？”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施子扬说。
殷铁珊说：“我是特地来找你的，想把这个校长辞掉，专心当我的语文教师。在这个政权转换期，许多课文上政治色彩又很浓的情况下，我这个校长又是旧政权任命的，太难了！”
施子扬说：“我可要言明在先，从解放之日起，我已不是什么教育局长了，我们之间的交谈只是朋友之间的交流，否则别人会抓住把柄的；我们最好也不谈工作上的事，我们是谈不出什么名堂的。我奉劝老兄，一切听从新政权的安排，一切自己主动的行为最好不要做。懂吗？”
殷铁珊对施子扬的直率中肯的话很有启发，把多少天来的胡思乱想都廓清了，说：“你这几句话，使我茅塞顿开，多少时候的疙瘩解开了，不虚此行，不虚此行！”
“铁珊，假如你今朝不回太湖，我们晚上就在寒舍对饮二盅，怎么样？”
“不，不，不，我还要赶回去，明天还要到校上班呢！”
“那我就不留你了，现在走还赶得上末班车呢！”（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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