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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庆堂是一个十分好强的人，从小时起他就没有服过输。在读私塾的时候，有一次在老师面前背“孟子”梁惠王那一篇，虽然他背的流畅，顿扬声调都是无可挑剔的，但是教师表扬了没有他背得流畅的他的堂兄，他回家后气得饭也不肯吃。父亲再三盘问后他只说了一句话：“老师不公正。”父亲去询问老师。开始老师还弄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地方不公正，经反复思考，才想起了刚才背书的事。原来他的堂兄一向学习不认真，背书十次有八次都要在老师的提醒下才能背到底。这一次不同了，居然老师没有提醒一个字把一篇文章背到底。为了鼓励他要今后更加用功就表扬了他，却不知不觉引起了严庆堂的不满。后来在父亲的规劝下才重去上学，却有五六天不理睬老师。
本来按严庆堂的学问和才能外出从商从政都能有出息的。他们家兄弟五个在成年以后，父亲把他们喊在一起说：“我们家诺大一片家业，个个守在家里，一则大家坐吃山空，不要一二代，就会败落了，而且多房的兄弟妯娌在一起，争权夺利，勾心斗角，难免伤了和气。所以只能留一个人在家主持家务，其余的都要外出发展，这样才能使这个家保持兴旺发达。从今年开始，你们每人主持家务几个月，轮流执政。在理财方面能添财进宝，在开支方面安排得当各有所用，恰到好处，既不苦了大家，又不随大家瞎花。那个管得好，轮完以后大家评说。在那个年代的富豪人家在家主政是人们竭力追求的。对外，他是个当家人；在家里牢牢的掌握着财权，各房的开销都由他支付，少给一点坏了规矩不行，要多一点就要看当家人的眼色了，而且能常年和妻子儿女厮守在一起享受着天伦之乐。人到外面就不同了，要自己创业，如果功不成名不就是很难有脸回家乡的，所以三、五载在外是常事。只有在外面发达了，荣归故里，才能把家小接出来，但也不能象在家里安居乐业的好啊！
严老爷子规矩定出来后，弟兄五个立即上马轮流执政，经过抽签确定先后。最先上场的是老三，时值重阳刚过，稻谷即将成熟上场，是即将向佃户收租的季节，是最能表演自己能力的时候。但那时正是军阀混战，农村土匪猖獗；有些土匪团伙既是抢夺者，又是“保护者”，为掠夺搾取农户更多的财富，他们更担心外地富户对农户的收取多种费用，甚至国家的皇粮国税也是他们抢收的重要内容。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严老三很难把租粮收下来。一个月的东跑西窜连一成租粮也没有收到，他用高价聘请了天堂市的警察局协助，派了十名武装警察下乡收租，还抓了不少不肯交租的佃农，进展有所起色，而用算盘算算账，收入还不够支付警察局的各种开支。所以严老三很快在主政的位子上败退下来。
轮到严庆堂主政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年的重阳以后。那时北伐军已到了南京，农村土匪团伙有的被北伐军收编了，有的被北伐军剿平了，农村治安状况有了好转；北伐军中驻天堂的一名师长竟然是严庆堂妻子的表兄，他派了一个连协助严庆堂收租，不到二个月就基本上把常年的租粮收来了，很赢得了弟兄们的赞同，严老太爷说：“庆堂有才能也有运气，这个家交在他手上是会荣宗耀祖的。”
但这一次严庆堂自认要忍声叹气的把金子送到李玉彬的手上，把殷铁珊放出来。他对管家说：“对殷家我们有愧，对不住人家。这次殷铁珊的事完全是为了孙女鸾红引起的，只能破点财了，这不是服输。我严庆堂永远也不会认输的。”管家说：“这个李玉彬真不是东西，他竟敢敲我们严家！现在的这帮王八蛋想钱把眼睛都想绿了，变青了！总有一天要报应的。”接着又说：“老爷，这个钱是不是也告诉少奶奶，让她们多少拿点出来，待殷家老爷子出来了面子上也过得去啊！”
严庆堂说：“你的想法也有点道理，可不能我们家开口，不然要被人家笑话的。”
管家说：“现在少奶奶都急昏了，哪能想这么多呢？”
严庆堂说：“她想不起来，我决不能提这件事，即使她有这个意思我们也不能收的，人家是年轻的小辈，等铁珊出来，打个招呼就行了。”
金条送到，殷铁珊不到一天就放出来了。严庆堂在石家饭店办了两桌酒接风压惊。殷铁珊被严庆堂和殷宝芬从警察局接出来后就直接被接到了石家饭店，进门时还燃放了不少鞭炮。邀请到石家饭店的客人都是本镇最负盛名的士绅。官方人士一概不邀请。宴会正在进行之中，外面突然一连串的枪声，接着驻军营长蒋阿大率士兵十多人押着一个人犯进了石家饭店，当着两桌的客人要这个人犯向殷铁珊下跪认罪。这个家伙磕头如捣蒜，哭丧着脸说：“我该死，该死……”然后吞吞吐吐的在蒋阿大的怒吼声中把警察局那个巡长要他如何陷害殷铁珊的事说了出来。在座的客人无一不知道殷铁珊是受的冤枉，但不知道他得罪了那方土地，但谁也不曾想到竟是警察局长为首的以维护地方治安为名的那帮人，大家在惊叹一番以后，有的表现得无可奈何，有的则瞠目结舌。只有严庆堂对蒋阿大说：“能不能把这个人暂时关押在贵营，看李玉彬到底有什么花样？蒋营长，只能麻烦你啦，不知可否？”
蒋阿大答应得很爽快：“为地方谋福祉，为民众除祸害，是军人的天职，况且，倘若他是个真**游击队，我把他放了，不就犯了妨害勘乱的罪呢！”
严庆堂思忖了片刻，就吩咐饭店再开两桌酒席招待蒋阿大。
蒋阿大也没有做多少推让，说：“恭敬不如从命了。”同时要士兵把人犯先押回到营部，并通知连排长到石家饭店赴宴。
蒋阿大把那个假游击队员从半路上抓走后，李玉彬很快就知道了，在石家饭店的那一幕也知道了。他把左巡长找了来，气急败坏地说：“你真是个衣架饭桶，这一点点的小玩意竟出了纰漏，现在人在人家手里，有什么乱子你去顶！”
左巡长倒沉得住气地说：“局长啊，你也不能全怪到我头上来啊，你叫抓个人我就去抓，你叫放，我就放。巡长吗，就是听人使唤的，能拿什么大主意，还能出什么好主张？”
“放你妈屁！人是你抓来的，也是你放的，现在你看怎么办？”李玉彬吼叫着。
“我还是那句话，大主张由你拿，跑腿的事由我来。”左巡长回答说。
“去！去！去！”李玉彬连连挥手叫左巡长出去。他知道，这个狗屁巡长是拿不出什么主张的，刚才把责任推给他，也是吓唬吓唬他而已，想不到他居然给你个软顶子。这件事非得他自己来摆平了。他左思右想觉得对付这些事动不如静，主动出击不如静观其变，我只当不知道，看你拿我怎么办
严庆堂没有想到李玉彬来这一手，也感到左右为难，到上面找人整他吧，还得花钱；找他本人吧，又如何找？他思忖只有先找殷铁珊商量商量后再讲吧。他走进殷家客厅时，亲家老俩口和殷宝芬也正在议论这件事。殷铁珊感到蒋阿大的心意能理解，也确实澄清了他和**游击队没有任何关系，也确实证明他是一个受害者，但他同时觉得，从此他卷入了本地军警之间的纠纷之中。他不知本地军警之间的矛盾起源于什么？但为他的事变成了公开化和尖锐起来了。自己是个教师，一介书生，虽然当过本地教育界的领导，但从不过问政治，与军警界也无交往，觉得在这个勘乱的混乱世界中，会从此没有好日子过了，他要想方设法摆脱这种不利的局面。严庆堂的到来，他知道肯定也是来商量这件事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客套，谈话直接进入了主题。殷宝芬和她的母亲要佣人沏了茶以后退入后房了，她们觉得商量这样的大事，女人在旁边，不仅是不礼貌，不懂规矩，也会使他们说话不方便。
严庆堂说：“把这个假游击队员扣在那里，使得我们很为难，要找警察局那个李玉彬吧，也有难处，要蒋阿大把人放掉吧，也能使这个好心的营长不高兴。殷翁，你的态度，是息事宁人，还是要认真的查到底？“
殷铁珊说：“这个李玉彬要敲竹杠也不能这么害人；不追究下去吗，白白的给他弄去这么多钱；追究下去吧，确实也难，从实际情况着，息事宁人好是好，但做起来也不容易。我也拿不定主意。现在是世道乱，才搞得人心乱。大大小小的军政警特都在捞钱防后路。”他想了想又说：“能不能…啊，要不要把蒋营长找来，找他商量商量，我们说了也无用啊，你说呢？”
严庆堂思忖了一刻儿，觉得殷铁珊说得有道理。但也有个难题，怎么去找蒋阿大呢？自己亲自到营部吧，觉得有点**份；派人去找他来吧，在这种勘乱时期，能在“二尺半”面前做大吗？何况蒋阿大是为了帮我们才这样干的呢！就说：“我说，我们主动找他也不太合适，他是不是愿意我们掺和进去，不如等他来找我们再说吧，他不找我们不如随他去吧，你说呢？”
殷铁珊点点头，觉得也只能这样了。(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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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阿大的内心深处，并不在乎对这个假游击队员的法办，可重也可轻，可捉也可放，只不过是此岸到彼岸的一块小跳板而已，他是下了决心的，不怕把军警关系搞得不愉快，只觉得是接近殷宝芬的好机会。因此如何对付李玉彬只希望要殷宝芬满意就行了，他计较的是过程，并不注重追求结果。从效果讲，他已把事情摆明了，不了了之是最好的预期效果。蒋阿大怀着这样的心情到了殷家。那时严庆堂正要回家，看见蒋阿大来了，也就不走了。
蒋阿大开门见山地说：“我是来听听两位老前辈的意见的。”他接着说：“作为地方驻军，在这个勘乱时期，我们是有权处理这件事的，况且我事先已把这件事报告过师座；我们师是驻军城防司令，对付李玉彬也是没问题的。我是以两老前辈的意见来处理这件事，我本人并没有什么想法。”
殷铁珊觉得自己给他们惹了麻烦，破了钱财，已经处于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境地，不便先说出自己的想法，他沉默着，注视着严庆堂和蒋阿大。
严庆堂看殷铁珊沉默不语，也知道殷铁珊的心思，脸上露出一丝气愤的样子说：“李玉彬要打点秋风也可以明说，我们严家殷家也不是那种小家子气的人家，怎么能搞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呢？几个钱倒是小事，名声可是大事啊！蒋营长你说呢！”
殷铁珊一听严庆堂的话知道他的用意，他不能在蒋阿大面前表现得怯懦的样子，好象我可以任人宰割。只有我这个文弱书生才可以表现得软弱一点，当然已经被人欺侮了，想靠别人出这口气也不是什么英雄好汉。他缓缓的说：“现在世道这么乱，同这些无赖去计较也没啥意思，让这个李玉彬占一回便宜吧，我想迟早会有人去收拾这个家伙的。两位看怎么样？当然蒋营长这边的弟兄也辛苦了，我殷某不会忘记咯。”
“是啊，这次便宜了这个姓李的，但总要给他一点警告，否则，他会得寸进尺的。蒋营长，你说呢？”严庆堂说。
“教训总还是要给一点他的。这事好办。”蒋阿大说。
“我看，只要让他知道我们让他一步，不是怕他而是饶他的，就行了。”殷铁珊又怕蒋阿大领会错了他的意思，特地又叮咛了一句。他知道蒋阿大虽然当兵已多年，当营长也有些时日了，但毕竟是个粗人，办硬碰硬的事是一等的料，用心计的事还缺一窍。所以他又不放心地故意转问严庆堂说：“具体怎么做，你说呢！”
其实，殷铁珊完全低估了蒋阿大了，自从他当了营长以后，尤其在心中有了殷宝芬以后，他的变化可大了，他不但认真学习文化，在待人接物上也学着斯文；他不但在表面这样装着，他竭力地从内心深处来改变自己的形象。他觉得唯有这样做，才有条件去接近殷宝芬，从而取得殷宝芬，而且在他事业的前途上才能站得住脚跟。他想了想，觉得和这两个老人再琢磨来琢磨去也就是这回事了。他恭维地说：“两位前辈，这件事就交给我去具体办吧，我决不能把两位的意思办走了样的！”
蒋阿大从殷家出来后回到营部带着那个假游击队员和几个押送的士兵直奔警察分局而去，沿路的人群纷纷的注视着他们的行动，有的窃窃议论，有的干脆跟在他们的后面亦步亦趋，待他们到警察分局时，后面竞已经跟随了五六十人。把街上搞得人人皆知，沸沸扬扬。早有巡警去报告李玉彬。
李玉彬急忙把巡长和能叫到的警察都集中到分局来以壮壮胆。他不知道蒋阿大想搞什么名堂。自从他来就任后就听说驻军这个蒋阿大的一些故事，特别是抗日战争西街上抢粮事件，加上说故事的人添油加醋，使得李玉彬的脑海里就有几分惧怕蒋阿大。现在蒋阿大居然带领士兵押着那个假游击队员前来，确实使他有点胆战心惊，毕竟自己敲了人家的竹扛，使把柄落在人家手里，而且事情来得又这样突然，不知道这个蒋阿大到底想干什么，一时也想不出什么良策来，心虽然怦怦的跳，也只能坐在那张太师椅上等蒋阿大打上门来了。他严厉的吩咐这些属下的巡官和警察，手不要持枪，既不要恐慌，也不能张扬，一切都听他的命令办。
其实蒋阿大进警察分局时，态度很随和，看见了李玉彬，两手一拱的说，李局长这个**的游击队员从你们分局跑出来了，被我们的巡逻的士兵碰到了，抓了起来。我们一审问，他原来是个冒牌货，还乱咬了殷铁珊殷校长，害得人家蹲了几天牢房。按照勘乱期间的规定他和他同伙是可以就地正法的。殷校长宽大为怀，说大人不记小人之过。我想来想去还是交给你来处理为好。要杀要关，要捉要放，都由你来做主吧，不过不要再去牵连殷校长那样的无辜了。”蒋阿大并没有等李玉彬回过神来，又是两手一拱说：“鄙人军事繁忙，告辞了。”就带着士兵，丢下那个假游击队员走了。李玉彬的一脸紧张情绪顿时松懈了下来。他既觉得严家这老家伙既抓到了把柄又息事宁人，背后可能还有什么名堂。继一想，现在人证已经交还到自己手上来了，可能是要留点余地要我来妥善处理。一种是把到手的钱送回去，或者送一半给蒋阿大，大家弄点好处？可“劫财难舍”啊，已经到手的金条还能往回吐，这绝对不可能！不可能！最终他决定，静观其变，到哪山刈哪柴，看看对方的动静再说。吩咐警察把那个假游击队员关起来再说，人抓在自己手上，先胜了一步棋。
但是李玉彬这回想错了，不但蒋阿大不再过问这件事，就是严庆堂和殷铁珊也自认倒霉，花钱消灾，也不再去追问这笔钱了。而李玉彬花很长时间提心吊胆不敢把那个假游击队员放掉，以免失去证人造成被动。
殷铁珊为了感谢蒋阿大为自己洗刷污水，又能妥善解决这件事不为自己留后遗症，心里很感激。殷铁珊一向自恃清高，对那些身穿“两尺半”的人有一种天生的厌恶感，但经历了鸾红被绑和自己被抓以后，也觉得在当兵的一族中也是良莠不齐也有好人，也有善良者。他当然也知道蒋阿大的出身和经历，也隐隐的知道对自己女儿有这么一点意思，所以怎么感谢他也很犹豫。不表示吧，从内心也过不去；表示吧，又怕引起蒋阿大的误解。他那晚睡在床上左翻身右翻身地睡不着，总想不出一个妥善的办法来，最后一下决心找女儿殷宝芬商量以后再说。
女人在情感问题上是敏感的，尤其是象殷宝芬这样被丈夫遗弃的女人，父亲的询问，使她预感到了父亲在征求这事的背后还隐含着些什么？预示着些什么？
她说：“爸爸，我还能有什么主见呢？”接着又说：“一连串的事，把我困扰得神经衰弱了。”
殷铁珊感慨地说：“王熙凤说得对，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是啊，过去我总认为，象我们这样的人家，谈不上富贵，一日三餐，温饱有余，只要没有非份的想法，不做非份的事，就可以平平安安的过日子。这是什么世道啊！”殷宝芬说。
“这么多年来，我在想一个问题，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有两群人是很艰难的，一群是穷困的人，吃了早顿没中顿，为填饱肚子受尽欺凌；还有一群人，他们不为肚子发愁，但自己没有势力，身后没有背景，人们称之谓肉头，是砧板上的肉，只要人家有把刀，就可以宰你，也最容易被宰的。真正的穷人他能宰到什么呢！”殷铁珊很感慨的说着。
殷宝芬说：“所有的事情都在发展和变化，今天神气活现的人，很可能明天变成了砧板上的肉。有的人在日本人的时候那么神气，抗战一胜利就霉到底；还有严家，有这么多人在外面官场上能呼风唤雨，但也奈何不得家门口几个小痞子。”
殷铁珊长长的吁了一口气：“沧海桑田、春夏秋冬，世道多变，世道易变，奈何！好了，我们不谈这个事了，还是谈谈你的意见吧！”
殷宝芬并不愿再谈这些事了，她心里隐藏着许多想不透的疑团。她自己觉得在短暂的二、三十年中，遇到的最大不幸是爱情的愚弄和婚姻的失败。她想在工作中寻觅快乐抹去伤痕；她曾下决心不想什么爱情什么婚姻，但接连而来的许多事又有力的撞击着已经闭锁的心扉。她并没有立刻回答她父亲含糊不清的问话，也已同样含糊不清的回答：“到那时再讲吧！”
殷铁珊很理解女儿的心态，也很满意女儿的回答。他觉得女儿婚姻的不幸遭遇有他的责任，虽然是她自己的选择，但与他的鼓励、支持、推动分不开的。他太注重门当户对，太看重青梅竹马，太迫切希望自己的独养女儿能有一个终身享有富足的安乐窝了，以致被表面的现象迷惑了。他实际上早就察觉到从小看他长大的女婿去外面读书后的变化，但并没有勇气把它和女儿的婚姻联系起来。这是作为父亲的最大的不该了。所以现在面对着蒋阿大的另一种方式的婚姻攻势，他不得不慎重的思考，更需要听到女儿的真实想法了。不能不问不能不管，不能多问和不能多管，是应该遵循的原则。他笑了一笑说：“也好吧！这事处理等你想定了再讲吧！”(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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