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伟出了两本散文集，第一本叫《厦门岛上走西口》，第二本叫《大路朝天》，题目上似乎都与行路有关，走到哪写到哪。后者的封面很好看，一条撒满落叶的路，金黄色的，一直通向远方，天空也是金黄色的，把沿路行道树没有叶子的枝桠也衬托得很悦目。我不明白作者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很雄壮的书名，他的为人，他的声音，他的性格，以及他多年来走的路，似乎一一都与雄壮有明显的距离，也许《小路弯弯》更切题，更低调，更符合他柔柔的个性，柔柔的文笔，柔柔的为人。
我和伟伟认识于那个百废待举的1977年，当时《福建文学》扶持新人的某期“新芽集”从数以万记的来稿中拔出了两株新芽。有缘的是这幸运的两株都来自厦门，一是在海港码头当搬运工的他，一是于校园食堂任炊事员的我。不过相知仅仅是对方的名字，以及从处女作中透露出来的些许境况罢了，如都是从闽西回城的老三届下乡知青，至于他是圆是扁，我一无所知。此后各忙各的，我们在不大的厦门第一次握手居然是七、八年之后，在厦门作家协会的某次笔会上，他已鸟枪换炮了——港务局的工会干部兼市作家协会的秘书长。不久他到西北大学作家班深造，越发地作家去了，却把秘书长的苦差丢给了我。他“走西口”中的好多篇章就是从那里走出来的。等他再走回厦门时，“走西口”的雏形就成了，其中一篇叫《下下签》是写我的，难得和他出一次门，游一次庙，抽一次签，我抽了下下签，他幸灾乐祸。尽管我从来不信鬼神，声称这种骗人小把戏岂能伤我堂堂无神论者之皮毛，但还是被他逮住了心虚的罅隙，开心了一番。
伟伟已经出了两本集子的时候，我却一本没有，有点伤感。如果是别人，总会用“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来安慰一番，他却很大气地说，“没什么，好象结婚，结完了就那么回事。”真是饱汉不知饿汉苦。可他望着自己书的新娘，眼圈里还是荡漾着幸福之波。不过也没有什么好妒忌的，他出的书都是自掏腰包，尽管努力掏得少一点，但终归是口袋里的血汗钱！如果是别人，难免对此含糊其词，自费出书似乎比公费的要低一等，更比出书赚稿费的要低三等。而王伟伟则不然，毫不讳言，不亢不卑我行我素，《大路朝天》，一个半边？人有个性，书就有个性，文如其人嘛，而有个性的文章是很难没有读者的！当然好散文除了个性，我以为还要有滋味，伟伟的散文耐品耐嚼，好几篇我早都作过了剪报。
2000余册的《厦门岛上走西口》居然在一个厦门就已经销得差不多了，这实在是个奇迹。记得多年前由我参加张罗的首次“厦门作家签名售书”活动中，专门前来为他捧场的人最多，而且不乏丽质的女士女生，确实引人注目，着实让貌似坐怀不乱的我悄悄地羡慕得不得了。不过这也是他多年积的功德——行事善解人意，说话温文而雅，很讨女孩子的好感。再说《半个月亮升起来》，“在那银色的月光下……”她们好些就是书中的主人，字里行间留录了多少青春的倩影和笑声，这样的书她们能不喜欢吗？！
单薄的《厦门岛上走西口》崭露头角时，市文联和总工会曾联手开了一个“王伟伟作品讨论会”，这个点子是本人出的。哪知开幕那天，始作俑者的我却飞到乌鲁木齐去了，多少留下了一些歉疚。当丰满的《大路朝天》翩翩而来，正好给了本人弥补的机会，一显干瘦的侠骨。我与某书刊音像公司经理有过一面之交，就毅然拍马上阵，帮伟伟联系售书事宜。
记得2003年我应邀到中央电视台参加“幸运52”节目，同年他写了短篇小说《幸运52》，貌似两厢呼应，其实根本风马牛不相及，人家伟伟兄哪里有郑启五那么浮躁？！我想作家是靠作品说话的，如果想进一步了解王伟伟文风之伟的话，不妨读读他那两本别具一格的散文选。
那多年王伟伟和我一同在市作家协会兼差，一年里总有碰面的几天，相处得很好，谈得也很投机，他绝对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可惜这两年他好像大彻大悟，金盆洗手，突然再也不参加作协的任何活动了，隐归“金锚”不复返，让我觉得好生孤单，《大路朝天》一个半边，也许都是那书名惹的祸。
王伟伟的第一本书已经15岁了，第二本书也已经年满10岁，“十年磨一剑”，现在他老兄可能是在忙他的第三本书了，那一定是他的小说集，以颇有影响的中篇《鸟粪岛》为首的一批力作，我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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