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厦门文学》从“黄后楼时代”进入“陈元麟时代”，刊物显得年轻了起来，封面改革的力度更大，美女与美文共舞，广告与新人齐飞，似乎努力在适应时代的发展。两年后陈元麟从泉州调来了咄咄逼人的谢春池，一时间张力、阎欣宁、王佳兆、谢春池、鲁萍人人张牙舞爪个性张扬，连白皙文弱的沈丹雨也不时露出狼的本性，《厦门文学》很快进入了一个杀气腾腾的“七匹狼时期”，谁也不服谁！这个“狼”字颇有想像的空间，也有调侃的余地，什么“大男”呀、“色狼”呀、“恶郎”呀，都是很有进攻色彩的角色，说者得意洋洋，受者暗自高兴……
“七匹狼”们也恰恰在这个时期，几乎是同时进入了各自创作鼎盛的巅峰期，张力的“海盗系列小说”、阎欣宁的“手枪系列小说”、王佳兆的乡土散文连同夺得全国大奖的歌词(乘机与天眼的博文呼应一下)、谢春池的诗性革命长篇《喷薄欲出》在《解放日报》的连载、鲁萍的“音乐诗”、沈丹雨的“寡妇村”长篇等大作活像六条面包流水线一样滚滚喷香出炉，陈元麟当官、创作两不误，散文篇篇越来越精，且层出不穷！群狼因被圈养一处而激发潜能，这在文学界倒是一个很奇特的文学个案，尽管中国的文学刊物编辑部成为“编辑”专业写作的乐土是众编辑心照不宣的秘密。
尽管有点大言不惭或“王婆卖瓜”，我还是要骄傲地说，这期间我的幽默小说成了《厦门文学》的一个亮点，有《秃头会》、《多毛会》、《喂饭大战》、《眼镜和我》等多题作为头条。其中新主编为扶持闽南作者而推出的“金三角”小辑，我首当其冲被推介，在1989年的第8期同时发表了我的两篇小说、一题创作谈和一篇傅子玖先生对我的评论。傅先生挂有《厦门文学》的编委，是我哥哥的恩师，也一直对我关爱有加（傅子玖先生听说近来身体欠安，在此慰问一下）。我的幽默小说曾经在多家省级刊物发表，并两度被《小说月报》转载，风流一时，但我的写作十分随意，兴之所至，就发挥一通，否则就写别的更有滋味的东东。我与幽默小说的姻缘始于《厦门文学》，也止于《厦门文学》，算是“好合好离”了。十分有意思的是刊发我的幽默小说《秃头会》的那期刊物偏偏在封面上选用了一个浓发美女的大彩照，让人忍俊不禁，这就是反差带来的快乐！
九十年代文学刊物的读者锐减，各家刊物都在可读性上挖空心思，谢春池作为编辑的才华和潜能因此而得到极大的发挥。他先后打出的三张牌：闽南作家群、厦门知青、结婚那一天同题征文等都是切实可行，打出了特色，也打出了格调，使处于雅俗两难中举步维艰的《厦门文学》有了可圈可点的表现。我也各有作品应和了“三张牌”，特别是“老知青”这一张！先后有《帽村客店》、《将军绿》、《深山邮迷》、《寻访老知青》等散文，以及后来的《厦门知青的歌》等等。
记得1991年台湾女作家三毛自杀，徐学、黄橙和我曾密谋连手写一部长篇纪实文学，并作了具体分工。可不知怎么回事，真正动手的只有我，一气写了近万字。这时《厦门文学》加大的纪实文学的力度，风闻我的动向，就把我的稿件拿去了，春池赶到印刷厂，撤下了别人的稿件，把我的《三毛之死》挤入刊中，并在目录上抢在了头条。现在重新再看此作，并没有因为是纪实而过时，看来当时动笔时确实是下了工夫的。也为日后自己纪实作品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七匹狼”时期我还参加了《厦门文学》举办的不少活动，什么研讨、座谈、外出、笔会以及编选《厦门优秀文学作品选》等等活动，连刊物的合办单位厦门中药厂的“参芑冲剂”也没少喝。大家年龄差不多，每每活动，总是有话说话，有屁放屁，舌枪唇剑，无所顾忌，一帮人相处得都还蛮痛快的，在那些风华正茂热情洋溢的日子里，为推动或维持厦门的文学事业干了不少实事！我还参加了《厦门文学》和厦门海关组织的一次阴盛阳衰的“东山笔会”，参加的美女作家居多，海滩别墅，真是风情万种，大家都玩得很开心，连不苟言笑的杨均炜同志都忍不住开怀地笑了。最是笔会结束前的“沙滩篝火联欢晚会”，两位美女作家的爱子连手表演了节目让人感到基因的神奇，但姜还是老的辣，我关于沙滩夜恋的“新闻特写”扑朔迷离，而不甘示弱的武阳滨表演的黑熊把晚会的气氛推到了最**，谁也想不到他老兄有这样一手绝活，真是“藏龙卧熊”啊！
随着时代的发展，“七皮狼”分化瓦解：鲁萍下海了，张力上山了，欣宁调走了，春池专业创作了……最终导致了《厦门文学》改朝换代，进入“沈丹雨时代”，七匹只剩下细雨绵绵的“一郎独秀”，女士们开始接踵进入，好一个新的《编辑部的故事》，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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