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读了一条消息《施蛰存先生在沪逝世》，心里咯噔一跳！文中赐给享年99岁的施先生的衔头只有两个：“中国现代着名作家”和“文学翻译家”，似乎吝惜了点。不过他老人家在我的心里另有两个衔头：“厦门大学的教授”、“老爸老妈的老师”，多年前他老人家曾帮我收集过好些纪念邮票的。
“施蛰存，原名施青萍，笔名安华、李万鹤等。原籍浙江杭州。8岁时随家迁居江苏松江（现属上海市）。1922年考进杭州之江大学，次年入上海大学，开始文学活动和创作。1926年转入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与同学戴望舒、刘呐鸥等创办《璎珞》旬刊。1927年回松江任中学教员，1928年后任上海第一线书店和水沫书店编辑，参加《无轨列车》、《新文艺》杂志的编辑工作。1932年起主编大型文学月刊《现代》，成为专业文艺工作者。1935年应上海杂志公司之聘，与阿英合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1937年起在云南、福建、江苏、上海等地多所大学任副教授、教授。其间一度旅居香港。1952年院系调整后一直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并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1937年以前，除编辑工作外，主要创作短篇小说、诗歌及翻译外国文学。抗日战争时期写作散文。1950至1958年翻译了200万字外国文学作品。1958年以后，致力于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已刊行的短篇小说集有《上元灯》、《将军的头》、《李师师》、《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小珍集》，散文集有《灯下集》、《待旦录》，还出版了一些学术着作和大量译作。
“施蛰存以写心理分析小说着称，代表作有《梅雨之夕》、《春阳》等篇，着意描写人物主观意识的流动和心理感情的变化，追求新奇的感觉，将主观感觉融入对客体的描写中去，并用快速的节奏表现病态的都市生活，成为中国‘新感觉派’的主要作家之一。”
随后上海的报刊追忆施先生的文章接二连三，特别是在市民大众中最有影响的《新民晚报》，长文短章，娓娓述说着先生的文品与人品。因为在沪上的文化圈里，施先生是与巴金同样属于大师级的文学人物，其中署名“罗建华”的一则写得余味绵绵：“初冬的阳光是温暖柔和的。这个时候，施蛰存却迈不过九十九岁的门槛，他静静消失在最后的余晖中。施蛰存的名字对很多人来说是陌生的。但是，他于11月19日故去，新华社次日便发了电讯，诸多报章也都没有忽略这条讣闻。他寂寥的一生，以‘着名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作了历史终结，而我们只觉得又一位文化人完成了他的精神旅行，不由回望他长途跋涉的起点——上世纪30年代主编《现代》杂志。讣闻中便有这么一笔：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就是在《现代》上发表的。
“当然，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也不会忽略，施蛰存与鲁迅有过笔战。因为这一点，解放后他‘蛰’居在茫茫人海的黄浦滩头，‘躲进小楼成一统’做他的‘冷学问’。尽管如此，1957年仍戴罪‘右派’，更加埋首在故纸堆角落中去了。待到新时期复出，一时文坛有了‘出土文物’的说法，可见人们意外之惊喜……”想来历史确实不公：青年施蛰存是以何等的勇气与胆识，冒着何等的风险，编发了鲁迅先生气血方刚的革命檄文；却也因为与鲁迅有过一次笔战，竟低头做人几十年！
我想写一点补充，网上所称早年施先生“在云南、福建、江苏、上海等地多所大学任副教授、教授”中的“福建”，指的就是我们厦门大学，当时为躲避日寇的炮火而迁至闽西的山城长汀。《厦门大学校史1921—1949》（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在198页上有如下记载“文科与理科在1940年到1942年间，也不断充实师资队伍，新聘来的教师有：施蛰存，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家，原任国立云南大学文史系副教授……”可以肯定1940—1942年施蛰存先生是在厦门大学任教的，但施先生什么时候离去的，这部详实的厦门大学校史并未有进一步的记载，这恐怕多少也归因于鲁迅给他的“洋场恶少”的骂名。施蛰存教授在厦大上的有跨系的国文大课，精彩至极，受到学生们热烈的欢迎，至今仍为许多老学子津津乐道。家父郑道传（厦门大学经济系1940级）和家母陈兆璋（厦门大学历史系1942级）都是施师的学生，对先生的人品和文品，特别是他的贫民意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回忆说施先生大致是于抗战胜利后不久离开厦门大学的，这样先生在厦大任教应该有五到六年的时间，几乎贯穿了厦门大学整个的内迁长汀时期。
我在《施蛰存作品精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6月版）里读得他写于长汀的精美散文《栗和柿》，“南寨是长汀郊外的一个大树林，但自从大学迁到这里来之后，它变成为一个公园了……这里是一个绵延四五里，横亘一二里的三种树的果树林。”这篇美文的结尾是如此地出人意料，体现了作家敏感的贫民意识，“一个摘柿子的妇人曾经对我说，明年是梅子的熟年，将上市有很好的糖霜梅和盐梅，她并且邀我明年去买她的梅子，但是她始终没有邀请我在新年去看梅花，多么现实的老百姓啊！”先生来自十里洋场的上海，却是以多么平实的目光投向社会的低层！
家父当时为校园里十分活跃的文学青年，是学生社团《笔会》的干将，他曾在回忆录《长汀厦门大学“笔会”和“诗与木刻社”》写道：“‘笔会’不设顾问，但进行活动时，有时邀请王梦鸥、施蛰存、林庚和虞愚等老师出席指导。”（《福州文坛回忆录》海潮艺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版376页）。想来当时穷困的家父也是非常的有幸，一个日占区的流亡学生，因为热爱文学，就轻而易举地结交了那么多的文学名家，而且每位都一直来往不断！那个年代的师生关系真是至纯至珍，一如青铜器，随便摩擦，就锃亮有光！而因为集邮，我从小就知道父母与在上海有一位姓施的老师经常通信，不但贴来的大多是漂亮的纪特新邮，而父母贴去的邮票，我也会在邮票下用歪歪扭扭的圆珠笔字写下“邮票请寄回，集邮用”，对方那位老先生肯定会照办的，不但照办，而且往往还会多夹寄几枚，我因此收集了很多邮票，但也因此毁掉了无数极为珍贵的实寄封（不过当时乃至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收集实寄封的习惯。）可我怎么知道，这些平平常常的书信一旦保存下来都是无价之宝呢？！
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施蛰存先生和家父这对师生分别在上海和厦门双双被打成“大右派”，但他们依旧书信不断，真不知道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们何以如此“狗胆包天”地进行着心灵上的“串联”。“文革”前，大概是1961年和1966年初，我父亲两度到上海治疗眼疾，施先生多次亲自到医院探望，送去了水果，两人又有了面谈的机会，细节不得而知，也许是那份亦师亦友的真情又平添了同病相怜的右派命运。但他们的交往到底是让“文革”的急风暴雨给打断了。“文革”之后，他们都高兴地得知对方大难不死，于是通信再度恢复。1979年中国的“右派问题”在胡耀邦等人的努力下得以全国性的“改正”，施先生和我父亲都得以重新复出，时年施先生75岁，家父则刚好60岁，值得一提的是施先生当时在华东师大被称为“出土文物”，而家父在厦门大学也有“出土文物”一称，可谓“大巫见小巫”！再后来的情况自然是翻天覆地了，“臭老九”重新鲜香四溢，我父亲和母亲都得到了重用，外出开会和讲学的机会也随之多了起来。1985年家父和研究生一起到南京开会，路经上海时探望了住在华东医院的施先生。当时81岁高龄的他刚做完肠癌手术，有点伤感地对我父亲说，“1981年厦大60年校庆的时候曾邀请我参加盛典的，当时没去，现在真的很后悔。”他似乎感到死亡是威胁。双目失明的父亲回来后赋诗一首，要我抄正后寄往医院，其中有：“汀江梅林梦难断/‘北极’青松薄云天/春风桃李遭浩劫/雨过天晴平奇冤”等句子。“梅林”与“北极”是长汀时期厦大学子们晨读与放歌的故地，那飘逸的梅香和摇曳的松影都浮显着特殊年代师生间情同手足的友情。我母亲陈兆璋也曾于1984年到上海探望了施先生，上述这些情况她大致都记在了《着作等身的施蛰存老师》一文中，收入了《厦门大学1946届校友毕业50周年纪念特刊》（1996年6月福州印行）里了，她写道：“他一方面给我许多鼓励，也提出一些中肯意见，对其中一篇描写一个自制自售苏打饼的老头的文章，他问我，在我的思想深处，是否对该老头的劳动有不够尊重的地方？”看来她的回忆再一次印证了施先生自然而然的发自内心的贫民意识。
有一次，母亲浏览了我给研究生修改的作业后大摇其头，她情不自禁提及了施蛰存先生：当年施师总是把学生的每一篇作业改得极为认真，如果你的文字特别精彩，他就会用红笔在下面划上两条杠，那是先生对学生的最高奖励，当时施先生已经是颇有名气的作家，于是同学们都期待着自己的作业本上出现作家赐予的“两条杠”。她记得同班级有一位叫郭成九的同学，写了一篇《在去梅林的路上》的作文，里面描写当地人的衣着打扮时，用了“似俗非俗”四个字，施先生即刻在那下面划上“两条杠”，引得全班同学半是羡慕半是妒忌地探讨了许久。事情飘过了半个世纪，可先生的“两条杠”却鲜红依然，令后学们刻骨铭心，这就是施先生为师的魅力。坦率而言，如今研究生的国文水平还远不如当年的本科生，原因固然很多，但我们为人之师的缺乏像施先生那样的学养和敬业精神，当是要因之一。聘用文学名家进校任教，陈嘉庚独俱慧眼，厦大创办伊始，就有林语堂、沈兼士、鲁迅、顾颉刚等纷至沓来，后来又有洪琛、施蛰存等的跟进，前后延续了20余载，他们极大地激发了各科学生对文学的兴趣，提高了国文的水准，滋养了人文的情怀，这段铿然的历史回声，至今仍然是厦门大学作为名校之名坚实的根基！面对施公这面镜子，后生我也似乎有他老人家当年在校的学衔与名份，却远远没有他的素养与精神，既无《柿与栗》的妙笔，更无“两道杠”的目力，敬业精神相差十万八千里，真是尸位素餐，羞愧得无以复加。
施蛰存先生走了，他在抗战期间与厦大学子结下的师生情缘一直延绵了整整六十个春秋，2001年厦大1946届同学毕业55年上海聚会时，探望病中的施先生是他们的“重头戏”！许多同学是从大洋彼岸飞过来的，一群年近八十的学子结伴探望年近百岁的先生，几位圣洁的白衣天使和一篮盛开的鲜花目睹了这场挑战世纪的“师生会”，老人们动情的热泪潸然落下，这泪的珍珠纯真得令我们这一代人难以理解，更是令我的下一代难以置信，但它真真切切地落在了21世纪第一个冬日温煦的阳光里，宁静而晶亮！
我现在珍藏有施先生在1991年12月25日给我父母亲的一张贺年明信片，那是原邮电部生肖贺年有奖明信片首轮的首枚，珍贵的遗片是我家的“传家宝”，先生自成一格的手书所向披靡地穿过了岁月的烟云，伴随着这一枚明信片的是先生慈爱的微笑、高洁的人品与文品，还有汀江边那片当年厦大师生魂牵梦萦的梅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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