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6日，国民政府的教育部任命37岁的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的物理学家、机电工程学家、福州名门望族——萨家的才子萨本栋为私立改国立的厦门大学的首任校长。然而隔天竟是震惊中华的“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义无返顾的萨君断然迎着烽火走马上任，历史注定把“抗日战争”、“厦门大学”和“萨本栋”三个关键词紧紧地栓在了一起，栓在了闽西的山城——长汀！
萨本栋把厦门大学内迁长汀，在抗战的烽火硝烟中，凭着坚忍不拔的意志，竭尽全力想把厦大打造成“南方的清华”，愣是把这所伤筋动骨后近乎支离破碎的学校，办成南中国最有影响的高等学府，创造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教育抗战”的传奇，“本栋精神”不但为世人津津乐道，更成为厦门大学重要的精神财富之一而永远滋润着“南方之强”！这一切自然是萨本栋个人的人格魅力和能量、才华的卓越展示，也离不开厦大人艰苦卓绝的奋进斗志，同时也与日理万机的萨校长身边的一位秘书精心的辅佐有关，他就是王梦鸥先生。长期以来，在萨本栋的光环里，他被忽略了，甚至被淡忘了，拂去历史的沙尘，其实王梦鸥先生出众的才能、横溢的才华、兢兢业业的人品，以及不朽的抗日剧作，也是“本栋精神”的重要构成，也是非常值得厦大人引以为傲的。
王梦鸥1907年生於福建长乐，1939－1945年任教厦门大学，兼任萨本栋校长的秘书。萨本栋调离厦大任职中央研究院总干事长，又请他去当秘书。关于王梦鸥先生在厦门大学的作为，留下的文字和史料很少，幸好有郑朝宗先生1983年写的短章《怀王梦鸥先生》（收入厦大出版社1988年版《海滨感旧集》），为他留下生动的白描：“一个白面书生，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教书之外还会导演话剧，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典型的福州才子”，“忠于职守，兢兢业业地敬事萨本栋校长”；对他的才学有很高的评价“他确实是个博学多能、天分极高的人，他没念过大学，但笔下功夫要比一般中文系毕业的人高出几倍，文言白话全都拿手，难怪萨本栋十分器重他。他心灵手敏，不仅工书善画，写得一笔娟秀的赵体字，而且擅长工艺美术，学生演话剧，舞台设计的模型往往由他一手包办……。但他一心向往的大业别有所在，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近尾声，纳粹匪军败如山倒，东方的日寇也正在垂死挣扎，眼看抗战胜利的日子快要来临了。他忽发奇想，要为中兴的国家制礼作乐，因此工作之余便关起门来攻读《礼记》、《乐记》……。每回我去看他，总见他聚精会神地用朱笔点读这些著作，心中暗笑他的迂，但也不免对他存有敬意，因为他确实是热爱祖国的。”“梦鸥天性敦厚，是个极好相处的人。他对人谦虚诚恳，从不卖弄才华，对学生尤其热情，几乎是有求必应。”
在郑朝宗先生温煦的文字里，王梦鸥的轮廓渐渐明晰了起来，同时我还欣喜地发现，早在艰苦的抗战时期，萨本栋在最讲究文凭的高等学府里就有“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先例；而厦大“爱生如子”的情怀，在长汀的校园里近乎蔚然成风。
我父亲郑道传在他的回忆文章《萨本栋和抗战时期的厦门大学》（1980年应全国政协文史委要求而写，后被收入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版的《萨本栋博士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和2006年版的《魅力厦大》两书）中有四处涉及：
1、在他（萨本栋）任职期间，刚好是硝烟弥漫的抗战岁月。当时我是经济系的学生，由于爱好文学，与戏剧家王梦鸥先生结下忘年之交。王梦鸥长期当任萨校长的秘书，在与王的交往中我时常耳闻萨校长呕心沥血办校的事，加上自己的目睹，就竖立了萨校长在我心目中非凡的人格魅力。
2、萨校长用人以“精兵”为本，校长办公室只有4个人：一个秘书、一个文书、一个职员、一个工友）。教务处为5人，处长是兼职的，下有一个注册主任、两个职员分管教务和学务，再外加一个工友。重要的图书馆也不过十几个人。大小机构，因事设人，没有专门当官的闲职。
3、1944年初，国民政府教育部特邀几位外国专家来华讲学，其中有一位英国人来到长汀的厦大。萨校长设宴欢迎，王秘书要我和另一位同学作陪。
4、1944年5月7日，师生员工们特在大礼堂举办《欢送萨本栋校长赴美讲学——“厦大艺术展览会”》，身为厦大经济系四年级学生的我担任了这次展览会的主席。展览会内容十分丰富，有余謇、虞愚、何励生、陈三畏的书法，三畏、枫野、世权的金石，一雄、启典、金徕的水墨写生，尚安的铅笔画和纪杜的漫画；还有许多木刻和校园摄影，以及《厦大一日》的十篇优秀征文。大四学生出版股连夜出版了多达四张的《艺展壁报》。师生们争先拿出自己的特长，抒发对萨校长依依难舍的情感！展览会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两张照片，一是萨校长八岁时的旧照，二是萨校长与萨夫人伉俪的结婚照，使整个展览会亲和地象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我别开生面的展品是《萨校长来厦大的前前后后》，选辑了一叠叠的电文和信扎，让历史的邮件真切地诉说当初萨师创业的艰辛！
从以上只言片语管中窥豹，家父当时是流亡厦大的湖南穷学生，且一贫如洗，能得王梦鸥的如此厚爱，可见郑朝宗的描写“对学生极为热情”所言不虚；萨校长用人以“精兵”为本，可见王的才能和忙碌的程度；校长宴请外国贵宾，王秘书居然安排学生作陪，可见当时的师生关系，可见王的事无巨细与用心良苦；家父能整理展出有关校长的电报和信札，幕后人当是王秘书无疑，可见家父与王“忘年之交”的程度。王梦鸥先生对郑道传同学特别关照可能还另有原因，因为王师母是长沙人，因此他们对这个长沙一中来的流亡学生更多了一分呵护之心。当然这是我本人在撰写此文时的猜测与推断。
1949年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家父自然与恩师王梦鸥没有了任何往来，1957年家父被打成了右派，对这些往事更是噤若寒蝉。文革时父亲已经双目失明，他的“交罪材料”大都是他口述，我执笔，从那个特殊的年代开始，我对厦门大学在长汀的情况有了了解，也产生了莫名的兴趣，但当时父亲对他在台师友的情况始终守口如瓶，能隐瞒就竭力隐瞒……
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工作，经常可以看见在文化名人的活动中见到“王梦鸥”的名字，台湾文学作品的评奖他要么是评委，要么是颁奖嘉宾，可我压根不知道他与厦门大学的渊源，更不敢想像他居然还是家父的恩师！
沧海桑田，1990年6月，我们家来了海峡对岸一位重要客人、台湾戏剧界首屈一指的剧作家和美学大师——姚一苇先生，姚是父亲在厦大读书时最要好的同学，两人亲密交谈得几乎废寝忘食，这些事情后来父亲写入《难忘的友情》，发表在《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4期上，后经我手收入《热血与坚忍——郑道传纪念文集》一书，在此不多言。姚当时给父亲带来许多惊喜，其中之一就是王梦鸥先生还健在！
据姚的介绍：王是当时厦门大学在台校友中最有影响的一位，著述甚丰，德高望重，他1949年随中研院来台，1956年转任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1979年退休后获聘为辅仁大学讲座教授。王梦鸥的夫人梁静训是著名的英文教师，曾任蒋经国先生子女的英文家教，也曾是*的英文老师……
父亲极为兴奋，就这样他与王梦鸥先生的联系在中断了41年后又接上了，书信来往不断，此时的王梦鸥已经84岁高龄，但一手硬笔书法潇洒依旧，可见其矍铄与硬朗！1995年王梦鸥来信请父亲为他办一件急事：台北的大学生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拟重排王梦鸥当年在厦门大学创作的历史话剧《燕市风沙录》，但全台湾居然找不到剧本。王当时匆匆赴台，许多旧作早已遗失。王说他记得厦门大学的图书馆有这本书，希望还能找到，并将其复印快件发往台北。
当时厦大学生演出的话剧在长汀影响极大，郑朝宗在《汀州杂忆》中写道：“山城看不到电影，那一时期演话剧成为一时风尚，厦大师生颇有一些擅长此艺，他们演出了许多中外名剧……长汀人对话剧也感兴趣，每逢演出，他们辄扶老携幼，蜂拥而来，座无虚席。”厦大1945届校友鲍光庆在《长汀时期的厦大剧社》回忆道：“在厦大我还演过由于伶编剧、王梦鸥导演的《杏花春雨江南》；由王梦鸥编剧导演的《燕市风沙录》（杨思文演主角文天祥）；还和朱植梅合演过《放下你的鞭子》……”厦大1947届校友苏仁骊在《汀州剧坛琐忆》一文中写道“最令我难忘的是1944年‘三八’妇女节演出的巴金原作曹禺改编的《家》和杨村彬编剧的〈清宫外史〉，……王梦鸥老师是我们的总顾问，分幕自导自排，再由总顾问复排……那时剧运风起云涌，先后有机电系的〈钦差大臣〉、〈燕市风沙录〉，教育系的〈万世师表〉，法律系的〈人为财死〉等演出”以上两文发表在厦门大学1947届校友刊物〈同窗行〉总第7期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期刊物还发表了一张厦大剧团演出〈家〉的演职人员合影的珍贵照片，我在照片里找到了父亲郑道传，他可能是作为剧务参加的，照片中还有萨本栋的儿子萨支唐，他扮演了钻在新房床底下的小孩。
不过回过头来审视当时的剧运，众多剧目中意义最大的应该还是〈燕市风沙录〉，据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研究海峡两岸文学渊源的著名教授朱双一介绍，王梦鸥当时在很艰苦的条件下，为厦大学生写了三部话剧〈红心草〉、〈命运之花〉和〈燕市风沙录〉，有时甚至是在防空洞浑浊的空气中写成的，全都是抗日题材的。可见王秘书的匠心、爱心与苦心，更有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至于王梦鸥先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中为学生业余创作的剧本艺术水平如何，我查到了民国政府当年的一则话剧评奖公告：“1943年以后评奖改按年度进行，仍由教育部主持，聘请有关人员组成‘优良剧本审查奖励委员会’，从当年发表或演出过的剧本中遴选。该项评奖统共搞过两届，共有21部话剧获奖。1943年度(1——10月)获奖剧目为：老舍、赵清阁《桃李春风》，于伶《杏花春雨江南》，姚苏凤《之子于归》，沈浮《金玉满堂》，王梦鸥《燕市风沙录》，吴祖光《正气歌》，王进珊《日月争光》，郭沫若《南冠草》，陈铨《无情女》，陈白尘《大地黄金》，曹禺《蜕变》，王平陵《情盲》，李庆华《春到人间》，共13种，全是话剧。”获奖者中名家云集，我们厦大王梦鸥业余创作的〈燕市风沙录〉跻身其间，可见其分量与不俗！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半个多世纪后台北市的大学生才拟定重排《燕市风沙录》。至于台湾年轻的学子们何以知道曾经有这么一部不朽的抗日名剧被深埋在历史的风沙下？是王梦鸥先生的自吹自擂吗？不可能，他为人谦虚谨慎，一贯低调。我想这“始作俑者”应该是姚一苇先生，很可能是他向台北市的大学生们郑重的推荐：当年姚是《燕市风沙录》后台默默无闻的勤杂人员，去台湾后创作出《红鼻子》等几十部名剧，有“台湾的曹禺”一誉，称他为台湾现代话剧的祖鼻与泰斗也绝不为过。厦大长汀校友中，姚一苇是继他的王梦鸥老师之后，又一个业余写剧本的天才，且青出于蓝胜于蓝。姚的推荐自然是一言九鼎了！当然斯人都已故去，这仅仅是我美好的顺理成章的推想，但不管怎么说，传接这一历史剧本的重任已经义不容辞地落到了我们家里！
接到父亲的电话，我立即到学校图书馆，真的很幸运，一下就在卡片柜查找到了《燕市风沙录》的书卡！厦大图书馆的旧书保藏得很好是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1945年抗战胜利后，厦大从长汀迁回厦门，鉴于运输的困难，大部分图书留在长汀，而后由于内战，又而后由于厦门金门的炮火不断，这些幸运的老书一直到春暖花开的1979年才得以完全运回厦大。我兴冲冲地下到书库，可结果怎么样也找不到这本书，它前后卡片上的老书都在，偏偏就它没了踪影！
父亲知道了后一脸不快，陷入了沉思，我也像作错了事情一样无奈无言地站在一边。当时王梦鸥的大儿子在南京，王把此任委托父亲，显然有更高的期待。事后父亲与母亲两人商谈了很久，当时的情况是，我与母亲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瞎子父亲的秘书，母亲主内我主外，母亲和父亲是在长汀厦大校园的文学社团“笔会”相识相知相恋的，同时也是《燕市风沙录》演出的历史见证人，父亲在他的回忆文章《长汀厦门大学的“笔会”和“诗与木刻社”》（收入徐君藩等主编的《福州文坛回忆录》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1993年版）中写道：“‘厦大剧社’是校内著名文艺团体之一，曾演出《北京人》、《原野》、《锐变》、《家》及《燕市风沙录》等巨型话剧，其演出的宣传工作就是全部由‘笔会’承担。”
瞎子父亲向来有情有义，尽管书海茫茫，大海捞针，但这个决不言弃的盲人心里却是亮堂的，他知道这根“针”可能存在的落脚，进而一摸再摸！不知道父亲和母亲为寻找这部抗战时期出版的剧本《燕市风沙录》写了多少信打了多少电话，我只知道数周之后，一部复印得清整素净完好无缺的《燕市风沙录》挂号寄到了我们家的信箱——厦门大学101号邮政信箱，寄件人是福建师范大学的徐君藩教授。父亲要我立即航空挂号转寄台湾王梦鸥先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王的信址是“台北木栅一支341信箱”。在转寄的当头，我忍不住草草浏览了一下剧本的内容，大致是讲文天祥被捕大义凛然，义士谋划营救未果，剧作者意在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激发国人抗日杀敌，为国尽忠。书中还有舞台布置设计的草图多幅，估计也是出自王的手笔。
我现在无从想像徐君藩教授是如何奇迹般地找到《燕市风沙录》，他应该不是可能轻而易举地从师大图书馆获得，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该校在文革中期曾被撤消，师资被强行压成一个教育系并入厦门大学，图书资料和教学仪器遭到严重毁损。此刻我几经搜索，对徐有了大致的认知：著名教育家和编辑家、福建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早在1936年就曾与人合著《课外活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抗战时在永安主编《现代青年》，晚年参与主编《福州诗文选》、《两岸故人集》等分量很重的文集，曾约郑道传撰写抗战时期厦门大学学生笔会社团活动的回忆。我推测父亲与徐的关系应该就是在抗战时期建立的，是一个文学青年与一个文学编辑的关系，而且关系不浅。因为我记得父母亲在接到徐的复印书稿后曾为复印费的问题发生争执，父亲认为复信言谢便可，另找机会答谢，如果把那区区十几元的复印费寄回恐怕会伤了朋友的心。母亲则认为人家为你办事还要贴钱，情理上说不过去，汇钱时可称复印费我们这里可以报销。
但可以说，在海峡两岸为一部尘封多年的抗日历史名剧的复出而奔忙，本身就是一个佳话，我们一家子都特别高兴。至于《燕市风沙录》在台湾上演的情况，我就不大清楚。但台湾的“时报文化出版社”在1995年12月出版了王梦鸥的《中国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其中收入了《燕市风沙录》，它的光荣出土是确切无疑的了！该书的主编为台湾彰化师大国文系教授林明德，林在序言里进一步肯定了王梦鸥剧作对抗战的贡献，他写道：“创作方面，分戏剧与传记，前者又以三幕剧为主，例如：《红心草》、《生命之花》、《燕市风沙录》，与《乌夜啼》，后者即《文天祥》一种。这些创作均完成于抗战期间，对国民不无鼓舞作用，显然是知识分子参与抗战后援会的实际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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