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于1926年9月至1927年1月在我们厦门大学任教，在厦大期间，起初住在生物学院三楼东南靠海的国学院，不久即迁居集美楼上左边第二间房。1952年集美楼被辟为鲁迅纪念室，后与鲁迅文物陈列室合并，成为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鲁迅先生在厦大时间虽短，却留存丰厚：他讲授和编写了《中国文学史》和《汉文学史纲》，创作故事新编《铸剑》、《奔月》，写下了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共约17万字，还作了五次演讲。如今的厦门大学校园，大师的身影无所不在：不但有鲁迅纪念馆，还有鲁迅的花岗岩塑像、鲁迅广场；校门上校徽上的“厦门大学”是鲁迅的墨迹，信封上证书上的“厦门大学”是鲁迅的手书，连《厦门大学报》的副刊“波艇”和中文系的文学刊物《鼓浪》都沿袭了鲁迅在厦门大学时帮同学创办的文学刊物的刊名……
一
2005年的春天，鲁迅之子周海婴被聘任为厦大鲁迅纪念馆名誉馆长。周海婴向纪念馆赠送了珍贵的藏品，其中包括：鲁迅在厦大寄给许广平的明信片，鲁迅即将离开厦大时与林语堂等人的合影，鲁迅与许广平通信的《两地书》手稿的复制品。此外，由周海婴担任理事长，鲁迅长孙周令飞担任主任的“鲁迅文化发展中心”还聘任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为名誉顾问。随后，周海婴夫妇及周令飞夫妇参观了鲁迅纪念馆的馆藏，并与厦大中文系的学生们进行了座谈。
海婴说：“父亲从日本回国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实际上鲁迅也是一个教育家。父亲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他说话很和蔼，是一个温和的中文系老师。”周海婴表示，希望厦大鲁迅纪念馆能展示出鲁迅作为教育家的一面。他还说，鲁迅纪念馆与鲁迅家族之间，应该是一种亲密无间的亲戚关系，今后希望双方能有更多的交流，互通有无……
以上是陈巧云在《厦门大学报》关于海婴先生此行的报道文字，让我平生第一次见识“鲁迅家族”这个独特的语词组合，我这个饱经沧桑的老三届知青对血统论向来恨之入骨，接受“鲁迅家族”只是接受一个客观的事实存在：鲁迅与许广平、周海婴夫妇、周令飞夫妇和一双女儿，于是许多画面和感觉纷至沓来……
首先，读到周海婴“他说话很和蔼，是一个温和的中文系老师”的评说时，我的脑海里浮现的是1981年发行的《鲁迅百年》的第二枚“晚年时期的鲁迅”，邮票上的先生手持卷烟，含笑微微，一派为人师表的亲和。难得啊，纪念鲁迅的邮票有四套10枚之多，唯有此枚先生是面带笑容的。邮票如此，其他多年的宣传也大致一样，不是“孺子牛”的坚忍，就是“痛打落水狗”的“横眉冷对”，提起鲁迅，大家马上想到革命家、文学家、思想家，“三家”成为对鲁迅的最高评价。难怪海婴要特意说明了。“鲁迅也是一个教育家”，是啊，这是一个那么清晰明了的事实，怎么竟给人茅塞顿开的感觉呢？从北大到厦大，从厦大到中大……鲁迅上课、讲演、编教材、辅导学生……鲁迅应该首先是一个教师啊。在一部《两地书》里，“鲁迅师”与“MYDEARTEACHER”的称呼此伏彼起，谈学校论教育比比皆是……鲁迅教师的身份与地位是首当其冲的。“鲁迅先生”这个“先生”里，“教书匠”的含量成分应该是最高的，之所以很长一个时期没有人提鲁迅是个教育家，那是因为教育没有地位，或者说教育家远不如其他三家，或者某段时代说教育家是会伤及鲁迅“光辉形象”的。但归根结底，诚如周海婴所言，鲁迅应该是一个杂家，“知父莫如子”呀，可惜“杂家”乃至“大杂家”直至目前为止都还是一个地位不高的“家”，因为它在传统和正统观念里，不幸与“专家”发生了冲撞……
二
我本想去参加这个座谈的，可惜有会议无法脱身，不然找几件鲁迅的邮品恭请海婴先生他老人家签个字还是很有意义的。我是事后从学校的电视新闻镜头里看见周海婴的，他老人家面容清癯、额骨略高，依稀几分他老爸鲁迅先生的摸样，但令人惊叹的是周令飞更像他爷爷鲁迅，那眉眼简直克隆了一般。
周海婴动情地说：“父亲给母亲的信，后来编成《两地书》，厦大成就了父亲的爱情！”刹那间一股冲动的热流涌上我的脑海，一些压在心头长达四份之一世纪的话在胸口猛烈地扑腾了起来，真想对周海婴夫妇和周令飞夫妇四个人一吐为快：早年每当夜深人静，厦门大学的校园里都会回荡着金门国民党军方的广播，特别是涨潮的时分，声音异常清晰，对于那些宣传，听多了，也见怪不怪了。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初，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关于“鲁迅的孙子周令飞投奔自由”的消息那么频密地出现在对岸的广播里，却令我久久不能释怀！一时谣传纷起，其中一个流传颇广的版本是，周令飞去台湾是中了台湾“军情机关”的“美人计”，台湾女生张纯华是“女特务”云云。我是周令飞的同龄人，经过十年文革磨难和1979年思想解放运动洗礼的中国青年再不同以往，我压根就不相信金门的“反动宣传”，也不轻易地相信任何政治谣传，我深深为在日本留学的周令飞与台湾女同学不顾一切投奔爱情的壮举而感动，但也不由地为他所付出的代价而捏了一把汗，更为他的老爸老妈而担忧，咫尺天涯，父母与爱子将海峡永隔（那年代就是这么想的！）现在我只是很希望让“鲁迅家族”的当事人知道，当时在这所鲁迅曾教过书的校园里有很多善良的师生都是怀着这样特殊的情感来理解周令飞一往无前的爱情壮举！如果说20年代鲁迅与许广平的“师生恋”惊世骇俗，那么80年代周令飞和台湾姑娘的“海峡恋”则惊心动魄，海峡西岸的厦门大学见证了周家爷孙20世纪两次艰难且广受责难的爱情传奇！许多年后我得知，1981年周令飞携妻赴台时，他对围追而来采访的记者们说：台湾、大陆都是中国，一个中国男人和一个中国女人，有恋爱结婚的自由，也有选择居住地的自由。他大义凛然地说，这是他的“个人事件”，不是“政治事件”！好一个飞跃海峡的爱情宣言，掷地有声，坦坦荡荡！这就是鲁迅的孙子，这才是鲁迅的孙子！如果说祖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台湾开放大陆探亲以来，渐渐出现了海峡两岸男女挡不住的婚姻潮，那么鲁迅的孙子堪称这个潮头上第一个吃螃蟹的英雄好汉！
三
从周海婴所赠厦大的三件物品来看，最珍贵的应该是鲁迅在厦大寄给许广平的那张温馨的风景明信片了。查了一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8月版的《两地书》，这是海婴本人亲手抄正的“原稿”本，列入其中的编号为47的就是一张明信片了，也是唯一编进此书的“厦门明信片”。明信片的正反面被作为图衬放在了该书“第二集厦门——广州”的最前面。
这张明信片对厦门大学的意义确非同寻常，说是无价之宝也不足过:：首先它是一张校园全景的风景明信片，全英文的标注共三处：“明信片”、“厦门大学”和“厦门摄影者YINFONG”，可见厦门大学在创建初期就有了对外宣传的意识，可见当时厦门摄影者毫不含糊的知识产权意识。这张明信片留录了鲁迅对厦大全景的第一印象，并表达了他强烈与他所爱恋的“广平兄”分享校园景况的意愿（注意了，我用的是“景况”而非“风光”），鲁迅是喜欢写信而不大喜欢或很少使用明信片的，至少在《两地书》里这是绝无仅有的一张！
这张明信片完美地体现了鲁迅的书法艺术，如今我们厦门大学校徽上和公函信封上的鲁迅书法应该取的就是明信片上鲁迅手书的“厦门大学”的四字落款。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明信片背面横式的厦大全景图上先生飘逸的介绍文字真迹，一如山水国画留白中的题签，真是图文融会，墨香浮动，给这座初创于荒郊野岭的滨海学府平添一抹教育大师的文脉……哦，面对一纸珍稀，请原谅我的满腔痴爱，因为是厦大之子，又是资深邮迷，表达起来难免情不自禁，醉话绵绵！
这张明信片留下的邮政意义也有诸多值得玩味的地方，片上贴民国帆船普通邮票三枚，计灰棕色半分邮票两枚，桔黄色壹分邮票一枚。查民国邮票目录，这些邮票属编号为“普8”的“北京二版帆船、农获、牌坊邮票”，全套24枚，使用时间为1923年至1933年。它无疑是鲁迅先生书信生涯里相当重要的一套邮票。明信片正面有先生九月13日的落款，又有广州九月18日的落地邮戳，在当时交通那么落后，厦大那么闭塞的情况下，厦门到广州2分钱的普通明信片的投送时间前后顶多不过六天，再参照《两地书》里那么多关于书信发收时间的记载，可见当时邮务工作人员的劳作还是相当的严谨与敬业的。
这张明信片广州的落地戳是销盖在明信片的正面，这一方面与销票的厦门邮政日戳相互守望，使得关于邮递的时间信息得以一目了然，另一方面又保证了明信片背面图文融会的风景不受“污染”，真是一举两得。只是不知道这是当时邮政的硬性规定，还是邮递员偶然的天成。
我在我的全校性的选修课《基础集邮学》上，一五一十地介绍了这张80年前的明信片：鲁迅在明信片上关于上课，关于台风，关于住处，寥寥数语，前后两面总共86个字，套用现在的手机用语，就是“短信息”了。然而这样的“短信息”带着墨香，带着邮香，还带着爱情的温煦，跨越时空！这是传统书信文化的魅力，也是集藏嗜好的魔力，这样类比的似乎有些牵强，但在不经意间也许会给当代大学生们一点小小的启示。
四
厦门大学的鲁迅纪念馆创办于1952年10月，，这是目前国内唯一设在高校的鲁迅纪念馆。2006年4月厦大对该馆进行了重修，新赠了不少珍贵的实物展品。
目前厦门大学的鲁迅纪念馆有五个展室。首先是他当年的卧室，简单的家具和卧具。在一张陈旧的木方桌上摆放着一套茶具，是棕褐色的紫砂大壶，还有四个同样色泽的紫砂茶杯，让人想到了他的《喝茶》，还有先生其它关于喝茶的文字……
重修后增设了“鲁迅与许广平”专题展室，镇室之宝是鲁迅之子周海婴先生赠送的一只木制行李箱，这只木箱从北京到厦门，从厦门到广州，再从广州到上海，陪伴鲁迅多年，弥足珍贵。该室还展出了鲁迅1926年在厦大寄给许广平的明信片、鲁迅即将离开厦大时与林语堂等人的合影、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手稿的复制品、鲁迅与许广平使用过的一些生活用品如指甲刀、毛线团、老花镜、放大镜等等珍贵物件。引起我特别关注的却是该展室里一件比较平淡的展品——茶壶套。如果没有文字说明，看不出这个白布的物件是个什么东东，白布原来可能是一条手绢，一条绣着葡萄和葡萄叶片的手绢，经过缝制与改良，变得臃肿起来，成了“茶壶套”。它文字说明是这样告示的：“许广平为了让鲁迅冬天也能喝上热茶，特缝制了这个茶壶套。”而看着这个茶壶套我们应当可以推定，鲁迅先生是喜欢喝茶的，而他在读书写作手不离壶的当头，却又常常怠慢了茶壶，因而茶壶也就怠慢了他——给他一壶冷茶！冷茶伤胃，冬日尤甚，这点先生不会不懂的，只是一旦专情投身于读写，也就自然冷落了喝热茶的欲念。以至于许广平看了心疼，于是才有了这个特殊的展品——茶壶套。
我在《关于〈喝茶〉》一文中曾断言鲁迅是不会喝茶的，也曾就此论调在一家茶网“三醉斋”发过帖子与各路茶友探讨，我写道：“鲁迅与周作人难得有同题的文章，不料清茶一杯，兄弟俩喝出的感觉竟有天壤之别！周作人的《喝茶》写于1924年，鲁迅的《喝茶》写于1933年，后者似乎有点跟老兄‘对着喝’的味道。不客气的说鲁迅是不会喝茶的，他如果也有周作人的闲情逸致，（这种如果，其实无异于如果普希金不去决斗，如果聂耳不去大海畅游一样，似有阉割人物个性之嫌），他的肝火一定可以减半，而寿命极可能倍增。”
我的观点其实已经是很清楚了，这里谈的“喝茶”，实际上是“品茶”，说鲁迅先生不会喝茶，实际上是说鲁迅先生不会品茶，不会品闲情逸致的茶。可我这么说似乎也是对鲁迅的大不敬，引得不少茶友口诛笔伐，弄得我实在郁闷得很。这可见长期以来人们对鲁迅的神话和圣人化，也难怪因此有不少人会把先生在《准风月谈》的《喝茶》中写的“有好茶，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必须有工夫，其次是练出来的特别的感觉”当成了诱导读者演练喝茶的“特别感觉”的语录，仿佛一时间孺子牛的鲁迅成了喝茶养生的行家了，而拦腰切去的却是先生随后对这种“敏锐细腻”的“特别的感觉”所进行的极端尖酸的挖苦，他说：“假使是一个使用筋力的工人，在喉干欲裂的时候，那么，即使给他龙井芽茶、珠兰窨片，恐怕他喝起来也未必觉得和热水有什么区别罢。”鲁迅在《喝茶》这样休闲的文题里依然闪动着他匕首和投枪的锋芒，喝冷茶的或者是没有工夫去喝闲情逸致的热茶的鲁迅写出的文字分明让穷苦百姓看得热乎乎！
海婴说，厦门大学的鲁迅纪念馆更加突出鲁迅的教育活动，展现鲁迅置身提高国民文化的思想和关怀国人命运的情怀，以及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让人感受鲁迅温婉的一面。由此笔者认为这个小小的茶壶套显现的是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让我们看到的是鲁迅也需要许广平照料的一面，从而让我们感受的是一个更加全面的鲁迅，而不是一个全能的鲁迅。2006/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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