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以类案，人以群分”，此言到了聚宴厅，似已延伸成“桌以官分”。君不见，总有那么一微妙成形的“首长桌”，又称“主桌”，头面人物依次环坐，既便是相当开明的文人，也往往照样跟着感觉走，君君臣臣，各自为桌。当然遇上坐不满，也要东招呼西拉扯，亲亲和和地纳“非官人士”入席，趋之若骛者有之，沾沾自喜者有之，但我则极怕！本人笃信：赴宴，吃为首任，与官共餐，举筷、开口、咀嚼三不自在，对食欲干扰可谓大唉！每每“吃机”临头，我总是远避中心的官儿们，一头扎到“边区”尽兴，此“群众观点”已“百炼成钢”。
天有不测风云，凡事都有例外与意外的，记得十多年前年到省里凤凰池参加某文学研讨，会毕，有一例行的“加菜”，与会诸君无不期待。我慎重地把十指洗了又洗，以防筷子一旦不力得以亲手施夹，虽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可洗手痛失选桌权，我一进餐厅，四下“群众桌”已无虚席，看来芸芸众生“英雄所见略同”，唯“首长桌”尚有空档，看来在下此餐再劫难逃！
正襟危坐，我举目四顾话桌友：左边是省作家协会的老主席郭凤，右边则有作家协会的两位副主席刘登翰与魏世英，再有文学教授Z与C，以及省出版界的元老L等等，一时间把餐桌坐得尤如主席台。我不幸“沾官”，既来之，则安之，想来唯采取“见机出筷，埋头苦吃”之战术以度难关。
苦未临头，倒先尝酸的。主人为各桌备了一瓶加饭薄酒，刘副主席见之，便鼓吹酸饮，“杯中加一颗酸梅，酒泡片刻，味奇也。”话音一落，他便先身士卒，奔出餐厅，几分钟后已喘吁吁地购回酸梅一袋，叮叮咚咚，逐一投入各怀。我小斟一口，果然不同凡味，“加饭酒”平添开胃之魅。
正当“刘氏酸饮法”广泛深入人胃之机，滴酒不沾的郭老吹响了他的饮食宏论，谓“适口即美食”。我与一宝书《文化老人谈生活》失之交臂，便抓住此机频频发问，聊补失书之憾。郭老谈兴渐浓，一方面对豆腐大唱赞歌，一方面对国人敬酒的陋习猛烈抨击，观点绝对的爱憎分明。其实老人上述诸论已经成文，发表在《人民文学》（19933）上，想必读者已有万千。但能享用这篇散文“亲声版”者，肯定不多。由此我私心一动，油然生出几分“因祸得福”的窃喜。
不知是郭老对敬酒陋习的现场抨有立竿见影之效，还是在座的“文官”们本身修养有加，文明敬酒蔚然成风。身为本次会议会主的刘副主席与庄明萱教授两架“眼镜”，不时出访邻桌。他俩西装革履，但餐巾缠腰，形象极为可爱。每回半杯便班师回朝，其乐融融，自不在话下。
席间人人轻言细语，从披露的50年前斯大林“钦定”新中国纪录影片获奖的逸事，谈到闽籍蔡老诗人登桌安灯泡一脚不慎跌断对头的传闻；从文联办的酒家的菜式与得失，谈到两作家出访台北的观感，谈笑风生，令人吃一餐长六智。
擦嘴巴时回味绵绵，与官同桌，食、听、说三不误，精神物质双丰收，真划算！我的“官念”为之松动。有人质疑，弄墨的官儿能算官吗？说得在理！但本人倒是想得很开。算官不算官，那是组织部的事；至于餐饮部，嘿嘿，“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
199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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