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大学，知识便高了一等，仔细想来除了中文系类的文科，学理工医农林的，就语文知识而言，也就一个高中水平。换言之，小学和中学的语文教育，对一个人的文学修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小学到中学，读了十几年语文书，印象深刻的没有用过一本字典。
一则，新华字典尚未编出来，二则，有四角号码字典，没闲钱也买不起，再则，讲清词义是教师的基本职责，查字典备好课，老师已准备得服服贴贴。走上课堂，胸有成竹的老师旁证博引，洗耳恭听的学生聚精会神，举一反三。
与现时不同，刚入学教师就送你一本砖头重的现代汉语大词典，好像教会了你查字典，二、三年级的小学生便可借此打开语文的门户，登堂入室。
天天讲减轻学生负担，减轻书包的重量，我想教育部应该明确规定，中小学生不准使用现代汉语大词典。
有三位中学语文老师我终身难忘。一位是初中老师谢德全。有次作文课，正值苏联发射了载有小狗的人造卫星，我即兴以“小狗莱伊卡”为题，写了一篇科幻作文，意思是多年后，我们也发射了卫星，我搭载卫星上了天，与小狗莱伊卡在空中相逢。
这篇作文没有多少文采，但天真烂漫的想法令老师称道，作为范文，在班上表扬。
一个语文教师不拘一格，从学生作文的只言片语中，发掘进取的精神加以鼓励，难能可贵。他未曾想到，就此一个学生将他的形象深深地藏在记忆里。
语文教师的素质除了上好课，博学外，学生就看你敢不敢写作。我曾看过谢老师写的一篇以学校附近何家咀的何二嫂为题材的民俗小说，不知是否发表。
五七年反右，谢老师没有逃脱噩运。在我们班，他曾悔恨地检讨，痛斥自己忘本，新社会将他一个沦落街头的叫花，变成新人，当上中学教导主任，后调十三中任语文教研组副组长。为任职事，鸣放时他提意见，上纲为攻击党诬蔑党天下。
划为右派后他离开学校去了长寿湖农场，前后余三十年，当他落实政策返校时，已经老矣，双目几近失明。
第二位是高中语文教师孙凯。孙老师身材清瘦，戴一付眼镜，身体不是很好。教学上他要求严格，一丝不苟，难得表扬一个人。
一次作文课，将张衡的地动仪由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我的译文，十分成功，没作一字更动，以范文公之于众。这样的机会他给了我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不久他因肝炎久治无效病逝。
第三位是高中语文教师蒋士杰。在他手下，我学业倒霉，政治也倒霉。
他是语文老师，又是我们班主任。倒霉，也是因一次作文。那时我们班去龙凤公社龙凤生产队支农，带队的是班主任，回校后，由他命题作文“记一次有意义的支农活动”。
这道题难住了我，病残后我拄着双拐，不可能也根本未去参加支农劳动，作文下课又得按时交，无奈，只好过去的积累加想象，于是你追我赶热气腾腾的劳动场面在我笔下，一挥而就。
作文评讲，我的作文是范文，也是挨批的奇文。老师讲，文章源于生活，他去都没有去，还写得头头是道。
心想写劳动的作文不可能天天有，批一次也无妨。
到了期末，班主任不知依据何在，给我写了对党的方针政策认识较差的评语。这句话我没放在心上，倒是原来的老同学高二直升四川行政学院（西南政法大学）的王德高，深知这几句话的份量，再三叮嘱，让老师改过来，我想这办得到吗？
病残的我整天拄着双拐，读书就认真读书，不可能天天去谈政治，去参加劳动。在蒋老师看来，不过问政治，只专不红，顺这一思路下去，对党的方针政策认识较差，出自手下不足为怪，大气候使然。但他可曾想过，这几个字也许会断送一个尚未走上社会的人的一生。
机遇如此，一九六二年高考，政治放在一边，考生升学首次实行从高分分到低分，我以二十个志愿中的倒数第二个志愿（最后两个志愿都是该校）被成都四川师范学院物理系录取。
作为残疾人，我深深感谢康乃尔，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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