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发展中的几个问题和对策
摘要：重庆升格为直辖市，机遇和责任并存。而重庆高速、健康、全面的发展，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起决定性作用的这两大要素情况怎样，有必要作一番分析，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
一、党要管党
二、成也基层、败也基层
三、扶贫与就业
四、教育与就业
五、抓大放小
六、信息与流通
七、科技与产业
一、党要管党
党内有一句名言，党员绝大多数（或者说95％以上）是好的。的确，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是让我们再仔细一点分析，却真不敢掉以轻心。
国营、集体企业大面积亏损，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不适应，但更多的原因，却出在企业经营者的头上。
笔者在92年投书晚报，以所在的行业为例说：亏损企业80％以上是经营者造成的（此文刊登于该报3月15日左右头版头条）。现在就本行业而言我可以说100％是由经营者造成的。
这些国营和集体企业的经营者，他们是党员，在行业的党员中只占极少数，但起的作用远远超过绝大多数正确党员的作用。
分析一下亏损企业的领导，第一绝大多数是党员，其智商一般较高，按道理讲，依据国营和集体企业的有利条件，发展生产再孬都有几分，然而多数企业，仍是一蹶不振，企业亏了，群众苦了，当领导的却肥了，以至于资不抵债，给国家丢下一个烂摊子。
时间到了97年，仍以笔者所在的行业为例，当官的依然故我。
一是赌，上自经理、书记、纪委书记下至厂长、支书，赌是小菜一碟，很难找得出一位不介入赌博的负责任的党的干部，有的人简直就是赌棍。
二是挥霍，工人放回家，退休工人连医药费都不能报销，而我们的领导大哥大照操，高级骄车照买（有的卖了孬的买好的）、照坐。厂房都出租了（保退休工资），车间承包了，厂长管什么？玩。卡拉ＯＫ、游山玩水，啥子都玩，反正用的是公家的钱。
类似的情形在其它行业、党政机关也不鲜见。试问，靠这样的党员干部，就能够因重庆市升格为直辖市而令其感动，重新作人，率领企业奋发向前吗？肯定不能。
**浸蚀着党的肌体，败坏党的家业，焕散党心、军心、民心。难怪人们说**人在整**。
重庆市的现任主要领导在解放前后生活了几十年，对这段生活有亲历，也有体会。应该说对现在**的存在和严重性，耳闻身受，有着切肤之感。
事实上，一个社会，**现象的出现本不为奇。关键在要有人管，动真格，制止**，严惩**，这方面的工作可以说很不得力。麻将赌博成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民族堕落的集中表现。
**整治不力，要想振兴重庆，难。
因此，建议市领导，在大政方针确定之后，书记和市长工作应有分工。书记应集中精力抓党的管理，反腐倡廉，艰苦奋斗，愤发图强，也就是说抓精神建设。党风好转了，就能带动民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重庆崛起才有希望。
二、成也基层、败也基层
基层好比一幢大厦的基础，其好坏直接关系大厦的质量。无论是工人、农民、市民，成天接触并与之打交道的是厂长、村长、街道、派出所等基层单位和领导。
新闻媒体常报导，市民冷漠，见义勇为的人不多。为何？基层领导的表现令人失望。连领导都没有是非观，你怎样去要求百姓呢？
不顾百姓死活，醉生梦死，称王称霸，胡作非为此类领导比比皆是。联芳村的村长，谢家湾街道的主任，中饱私襄的厂长这只是由于本人过于自信才暴露出来的典型。
我曾亲自看见，一个收废品的收购点，理麻他的是公安系统的人，保护他的也是公安系统的人，这样的事情太多，你说老百姓还有何话说。
再说不少亏损企业的领导，一些聪明的高智商的**员，聪明不是用在扭亏，而是人在曹营心在汉，一手掌握国营或集体企业的权，另一手不仅捞，而且在外办厂，很实在，亏损是国家的、单位的，赚了钱是自己的。
令市民和政府头痛的违章建筑，乱摆摊点，闯红灯的卡拉ＯＫ，游戏赌博行业，收贼货的旧物资收购行业，之所以屡禁不止，大行其道，都是缘于和我们的基层领导及工作人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重庆升为直辖市，不缔为这类领导找钱提供了更好的机会。他不可能，也不会自愿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全身心的投入振兴企业和重庆的事业中。
提出这个问题，说明党的第二项工作重点，应放在基层。基层风气正，社会风气才能正，才能做到党心、民心，众志成城一条心。
对于基层而言，上级领导它又是基层，同样从严要求，促使整个党风的好转。
重庆市的工作，市民经常看到这样的报道，某某市长（或付市长）怎样怎样，百姓不禁要问，那些搞具体工作的人（或领导）又在干什么？其原因就在于，基层不动，或动得不好，政令就不可能畅通，重庆发展就不可能有希望。
如果我们把每一项工作，每一项事业的成败和好坏，都看成是对我们每一个**的干部，每一个政府官员，每一个责任机关能力和水平的检验的话，也就是说搞不好某项工作就是责任机关，政府官员，党的干部的耻辱，就是无能。
把职位、能力和具体的工作结合起来，而不是奖状一大屋，问题一大坨。
重庆不是评了许多最不清洁地区吗？其实市政府完全可以点那里的区政府的名，点那里的街道的名。
再举两件亲身体验的事为例，说明基层问题的严重性。乱张贴广告，市里有明文规定，段上的居委会老人每天清洗，就看不到街道城管有何动作，广告上有地址、有电话，只要走一趟就解决问题。
但就看不到城管的影子，也看不到好转的迹象，而一些固定的经营户，却往往成了这些人出来罚款的靶子。
又如从今年春节前五天，到现在，华新街制药六厂路段清晨六点半左右已发生六次抢案，至今未见好转（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每次作记录）。试问在这种氛围中，百姓又是怎样来看待重庆升直辖呢？
三、扶贫与就业
关心百姓疾苦，是**人的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应该是党的又一项中心工作。扶贫广义上讲，重庆升直辖市后，有一批贫困县，急待扶助。
除此之外，城市中不少亏损企业职工家庭，也处在十分困难的生活境地中，由于新提供的就业机会不多，沉淀的不少待业人员，增加了城市居民的贫困程度。
贫困县及城市的扶贫工作，都应立足于发展生产。贫困县之所以贫困，一是生产发展滞后；二是交通、信息闭塞；三是缺少市场。前两点，当地的领导已经意识，出现了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黔江精神。
两地一市划入重庆后，重庆主城区有责任、有义务，提供较好的商业口岸，乃至于让涪陵卷烟厂修建宏声大厦、太极药业修太极大厦，以及万县、涪陵、黔江农付产品批零中心等，让其产品尽快走向重庆市场，再走向国内乃至国际市场。
如果有那么一天，农民辛苦种植（养殖）的农付产品，不愁销路，且能卖上一个较好的价钱，而城里人也能享受到成都的便宜物价时。扶贫才算取得了真正的实效。
城市扶贫，一是现有企业的扭亏及发展，以改善在职、待岗和退休职工的待遇；二是开辟新的就业渠道，提供就业机会。如果从平抑物价发展生产提供就业，从而改善人民生活的角度看，第三产业商机无限。
市总工会为困难企业搞的平价商场，作出了榜样。事实上在现阶段要切入商场，且立于不败，最好的方式，就是货真价实，薄利多销。
现在商家的利润有多高，谁知道？以购买空调为例，日立凉霸1.5Ｐ冷暖空调。有的标价八千多，优惠七千多，展销六千多，有人就买成五千几，中间相差两千多元，商家还要赚钱。
追求高额利润无疑是商家的自杀，也给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我主张多办街道或社区商业。只要求政府加以引导，适当扶持（类似于进城的农民），由市民自己出钱，自己集资，或个人，或集体兴办小商业和服务业以及平价连锁。问题就在于城里人办事，有时就不如农民方便。
四、教育与就业
教育问题，重庆晚报曾展开讨论，有人提出应从应试教育转变成素质教育。
凡是从五十、六十年代过来的人，对当时的教育，都记忆尤新。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提笔能写，劳动能挑，能唱会跳，劳逸结合，令人终生难忘。
那时升学仍以考分为主，都以成绩好为荣，以学习差为耻。有句民歌曰：张家那个二娃子有志气，高小毕业当会计，可见当时的教育是成功的。
教育应该是涉及社会、学校、家庭的系统工程。而我们却忘记了这一点，把社会、家庭要做的工作一股脑儿丢给学校。这正如国家足球队拣起了体能训练一样。
社会应该告诉下一代，读书有用，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兴旺，社会的进步需要知识，知识就是力量。
家庭应该告诉子女从小艰苦朴素，遵老爱幼，刻苦学习，有理想，有志气，有目标。
现实是，社会告诉您，读书有用，博士比硕士有用，硕士比大学生有用，但都不如关系有用。
至于绝大多数停留在高中水平的学生有用吗？谁也说不清。
至于家长，应该是子女的表率，现在又颠倒过来，有的忙打牌，有的忙找钱，有的闹离婚。
试问在这种氛围中，除农村的孩子为跳出农门，而刻苦攻读外，有多少学生认真的对待了上课时的45分钟。学生负担重，重就重在上正课的45分钟都没有投入。
现在小学生都背一本几斤重的现代汉语大字典，五、六十年代不少大学生大学都毕业了，连一本新华字典也没有，教育的问题可见一斑。
为在社会和民族中，造成读书有用的氛围，有必要加强就业指导，对全市就业人员提出文化素质要求，规定体力劳动和技术工种的起始工资差距，树立科技兴渝，知识有用的新时尚。
在这方面政府是能有所作为的，特别是两地一市的加盟，为重庆提供了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劳动力（指高中以上学生）。
五、抓大放小
企业管理的抓大放小，已提出很长一段时间。最典型就是放小，事实上变成了不管。
企业的生死不管，职工过好过坏不管，企业领导为所欲为也无人管。
从历史角度看，今日的许多中小企业都是从几个人入股的合作社发展起来的。放小，最好的办法是恢复其原来的面目。如果让每一个职工都持有一定的股份，至少经营者不能为所欲为。职工对于企业才能有真正的主人翁感。
即使一些经营者过去为所欲为，干了损公肥私的事情，让主人翁来清查总比不清查，或走过场的清查要好。
国家应集中主要精力抓大，而对中、小企业，可由现主管局工作人员分流，成立国有或集体资产管理所，和经营财务审计所。
前者负责资产的核定和管理，后者负责日常管理的审计，以保证国有和集体资产的不再流失和增值。其费用可由所辖企业提供。
在弄清家底后，尽快实行股份制，让资产执有者，国家、集体、个人成为企业的真正主人。
相信只要家底清楚，经营者尽心尽力，职工有主人翁的责任感，企业的振兴是指日可待。而这两个从政府中分离出的管理所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六、信息与流通
重庆直辖市是全世界仅有的以大农村为依托的特大城市。其首要的责任是带动本地区的广大农村，发展生产，脱贫致富。
现阶段能作的就是尽快敞开市场，让现有农付产品、养殖品、工业品进入重庆。
记得数年前当黄桃烂市时，重庆日报曾刊登过一篇报导，救救我们的农民兄弟。最近重庆晚报还刊登过万县大量红橘在树上的报导。如果不是报上登，市民也不知道。即使报上登了苹果批发价每千克1元，梨子2元，荸荠1.5元（见晚报97.3.26），但消费者在市场上见到的依然是苹果每斤1.5元，梨子2元，荸荠1.5元。
农民一方是价贱卖不掉，消费者一方是价高买不起，除送人、病员、小孩、老人外，不敢大量消费。问题就出在信息和流通上。
重庆市有必要加速建立农付产品信息网，该网将市内的批发中心与区县的农付产品生产基地联系起来，重庆市场的价格和需求量，当天就应在各区县的市场和生产基地反映出来。
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以生产苹果闻名的陕西省石泉县，它的苹果产销信息的联网，基点已到了生产队，买主在县城就对当地的产销一目了然。陕西苹果之所以长驱直入占领重庆市场，这无疑得益于其信息和价格优势。
重庆市政府下大决心以对口支援的方式扶助贫困地区，我认为在注入的同时，一定要下决心让当地的工业品、农付产品进入重庆市场，要让当地的领导和群众看到只要靠科学，靠技术，靠信息，靠流通，靠自己的双手生产出来的产品，仍然可以致富。
对口支援还为敞开市场，促进流通提供了好的机遇。当年黄桃烂市，观音桥的批发价才二角一斤（而市面售价0.6－－0.8元/斤）时，我曾建议用直销的流通方式，将农民的收购价提高到0.25元/斤，而市场售价则定为0.4元/斤，保证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头受益。
比如，以重庆大学为例，如果他从对口地区购进黄桃（或其它农付产品），下去的单面可以只算成本运费，转来照算运费，由学生勤工俭学销售。只要一车多赚500元，就可以再把农民的收购价提高0.05元/斤。
这种为农民分忧，为政府分忧，不挫伤生产者积极性的销售方式才能使农付产品走上生产促消费，消费促生产的良性循环。对口扶持，一定不能再让万县农民的红橘，潼南的黄桃等农付产品再烂惨了。这个起码要求，市政府一定要下一个硬杠子。
七、科技与产业
科技兴渝，谈了很久，有效果，但不显著。从全国看，靠自己的科技开发，取得领先优势，形成产业的，只北大方正一家。不管海尔也好，长虹也好，重庆的嘉陵、长安也好，都是靠引进技术，形成规模经营，占领国内市场，取得好的效益的。
至今国人谈长安车，还在谈国产化率，可见技术上的差距不是一点点。摩托和汽车作为重庆的支柱产业，不知道市里以及庆铃、嘉陵、长安集团公司在依靠科技进步方面有何打算。
据说韩国现代汽车，就汽车的研究开发，集中了百多位博士，大投入得到了大回报，现代汽车驶向全世界。
在我国至今尚未听说有那一家企业有如此气魄。听得多的到是技术骨干的跳槽。嘉陵、长安靠股票上市积累了资金，也让职工发了一笔。事实上就应该用这笔钱（赚的钱）投入在人才的引进上，投入在科技的进步上。
向海外招聘，向台湾招聘，向香港招聘，向国内招聘。也许有人认为招聘的人养不起，其实不然。知识分子很重感情，士为知己者死，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
为何中国的高新企业跳槽不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权者在取得了成绩后，忘乎所以，贪图享受，气走的。
一个成功的引进人才的例子，是以生产电脑主板闻名于世的台湾华硕。四个在宏基公司工作过的年轻人，离职后办了生产华硕主板的公司。他们引进的对象是宏基的退休总工（先于ＩＢＭ开发出386电脑的主任设计师），一是给他以遵重（给权），二是生活上关心。
该老总是个工作狂，四个年轻人轮流排班，陪伴老人工作，实际上就是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公司发展后第一笔购车款就是给老总买车，而老总本人又坚持不要，最后用这笔车款的四分之一买了一部二手车。
该公司至今没有秘书，也没有像样的高级骄车，其创业精神，就像我们的五、六十年代。其结果，他们生产出世界一流的主板，其价格比其它主板贵10－25％，仍然畅销不衰，真正体现了科技进步的魔力。
如果我们的支柱产业只停留在规模生产，不下决心走出自己技术进步的路子来，面对国内其它地区的大投入，和国外公司的挤入，是不可能立于不败之地的。
发展支柱产业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尽快做大。以摩托为例，国内最早搞正三轮摩托是嘉陵，但他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十几年无变化（不如山东的轻骑），始终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状态，也就是说无视了市场的这种需求。
回过头来看，如今本市和外地靠正三轮发财起家的不在少数，连建设也搞起了正三轮摩托。如果在十年前，我们从集团角度，或者说从摩托城的角度，投入一定精力搞正三轮摩托，想必重庆的正三轮也将风靡全国。
又如汇利达，既然显示器、主板行销国外，最近又推出了兼容机。就以兼容机为例，在本市（四川、西南）做大，很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
不明白的是，其推出的特惠价，比外来的品牌机力普和优创都贵。如果我们在亏损的电子行业中找一个企业，租凭它的车间，招聘它的待岗工人，把汇利达兼容机品牌分出来，由汇利达去一、二个人，按私人企业的机制进行管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政策上适当扶持，做大兼容品牌机是完全可能的（北京的彼岸、建峰、万思帝等兼容品牌机的价格就极具竞争力）。
也就是说发展支柱产业，一定要有长远观点，重视科技进步，首先就是要重视人才，求得深度上的发展；其次，在抓主业的同时，要重视以主业核心技术为支撑，扩大产品品种，以适应市场的不同需求，求得广度上的发展。
上述是我对本市一些问题及对策的看法，难免片面和言语过重，仅供参考。
重庆市公民退休职工郑祥光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一日
此信曾于四月寄重庆市委办公厅。
最近，重庆市召开了党代会、政协、人代会，蒲海清市长代表几位副市长表了个态，受到热烈欢迎。因此，此处只补充一句话：光几位市长严于律已，一心为公(尚不知道是否能做到)，没有几千、或上万个市区县各级政府官员的律已、为公，要振兴重庆肯定不行。
党内一个官员的财产申报，一个当官的多占住房，议了近十年，至今少有结果，前者是世界上不少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措施，但在事事都讲与世界接轨的中国就是行不通。老百姓讲，修广场也好，搞灯饰也好，只要有钱谁也能搞，重庆咋样，三年后再看。
97.6.16
＊＊＊
蒲海清市长：您好！
今年四月，我曾就重庆发展中的几个问题和对策，给市委办公厅去过一封信。其中第六的个问题信息与流通最后一句话是，对口扶持，一定不能再让万县农民的红橘，潼南的黄桃等农副产品再烂惨了。这个起码要求，市政府一定要下一个硬杠子。
在这段文字中，也谈了促销黄桃的建议。言及的事，不幸今日再次重演。
今天重庆晚报头版头条：20多万果农却忧在心头，因为──五千吨黄桃急寻销路。文中谈到，目前还没有一个固定收购点开秤收购，果农焦虑万分，纷纷要求有关部门帮助解决“卖果难”。
考虑到前一段时间成都龙泉驿水蜜桃贱卖的教训，这条信息应该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我在信息与流通一段中的建议，请市长看看，能否有所启示。令人不解的是，同是信息媒体，今日重庆日报第七版有关潼南黄桃却是另一番议论：市场教会农民，农民走向市场,潼南黄桃产量翻番销售顺畅。对比两条同一时段的信息，我更相信前者。
由于右眼白内障，书写不便，用电脑打印，鉴谅。
市民郑祥光97.6.176:3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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