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霉的是工人－铁饭碗砸烂之后
民以食为天。当人们知识范畴狭窄，认为呼吸的空气，喝的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时候，把吃饭摆在了首位，产生了这样一句成语。
解放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人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亦把吃饭摆在了重要的位置。
感谢袁隆平，培育出了杂交水稻，某种意义上讲，提供了人们的基本食粮。
在这个时候，也就是九十年代初，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动用各种媒体，同声唱起了一支歌：打破三铁。
其中二铁，一是打破干部的铁交椅，二是打破百姓手中的铁饭碗。第一条，百姓拥护，问题是打了十余年，不仅没有打破，而且这把交椅是越打越牢靠，越打越结实；与之相反，百姓手中的饭碗却是实实在在打得彻底：咱重庆硬是一片一片的企业破产、倒闭，众多百姓的饭碗，转瞬烟消泯灭。
退休的，不管你是八级，六级，二级，一四六九，月领三百多元钱的养老保险金，如果老太婆没有工作，娃儿下岗待业，只好大家凑合有口饭吃，至于生疮害病，就靠上天保佑，或者相信什么不吃药的精神疗法，说实在，你还生得起病？看得起病？
不到退休年龄的则更惨。三、四十岁，正是上有老，下有小，承担重担的顶梁柱，对不起，不景气，或者明说你的位子，要照顾领导者的亲戚、老表舅子，你的出路则是让路下岗。
不是我厂长狠心，国家有困难，报上、电视都不在说要砸烂铁饭碗吗？连铁饭碗都要砸，何况你小人物的一般饭碗，不仅该砸，而且砸得有理。
砸烂百姓的铁饭碗，决策者深思熟虑，而地方政府却措手不及。于是，笔者所在下属单位（注：重庆红旗木器厂）的一位老师傅，因厂里困难交不起养老保险金，最初几年，社保部门就以此为由不返还养老金，只得拄着拐棍去拉圾场拾菜邦子。这个时候，除了靠自己，你还能靠谁？
当砸烂铁饭碗甚嚣尘上的时候，我一直弄不明白，政府何以非要出面砸百姓的饭碗，一届政府不让百姓安居乐业，那么百姓还有指望么？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他又该干什么？
砸铁饭碗的理由之一，是企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劳动生产率低下。面对这一现实，决策者本应反省和研究，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何在？出路在何方？
而不是简单地把问题归就于工人端上了铁饭碗，就躺在国家的企业上靠企业，吃企业，直到吃垮企业。为此，在一九九二年三月本人以“关于打破三铁的思考”为题投书重庆晚报，
***老师：
拜读了您在晚报上采访市人大会议后，有关打破三铁的两篇报导，想了很多。
打破三铁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一个问题，而在我们不仅是一个问题，而且是改革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个关键问题。搞得好，中国的改革会给社会代来进步，给人民带来幸福，否则不好设想。
我认为，就打破三铁而言，无论是报上介绍的各地的办法，或是新闻机构舆论的导向，都忽略了一个核心的重要问题，就是对企业经营者的约束。
资本主义社会，资产的私有制，企业经营好坏，直接关系经营者（或财产所有者）的切身利益。因此，它需要时时，事事关心企业的经营决策，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经营者不仅受法律的约束，或要受财产所有者的约束（股东或老板）。
我国由于所有制的不同，在五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由于**刚执政，崇尚廉洁奉公，无私贡献；又由于运动不断，尽管伤害了许多人，但也使更多的人受到党纪国法的震撼，不致贪赃枉法，胡作非为。
近年，经济不景气人们找原因习惯上讲，一是大气候，二是和个体经济竞争不平等。就家具行业而言，我认为，亏损企业80％是经营者人为原因造成的。
企业法规定了厂长负责制，也就是说厂长说了算，但厂长行为的规范却十分不力。如某家具厂厂长，在改革浪潮中被吹捧为能人，先进党员，在厂里为所欲为，损公肥私，打击异己，厂里人心涣散，负债累累。
就在他负债近百万元的情况下，仍可以大笔一挥，一次印挂历7万元（90年挂历），后被免职，调走。搞垮一个厂他有何责任？钱捞走了，关系网建立了，到外头照旧找大钱（后电话更正：该厂150人，90年广告费近三十万元，印挂历1万元，500－600份）（此人最终遭报应，洗澡时一氧化碳窒息死亡2001年补充）。
正因为约束不力，现时在任的不少厂长可以脚踏两只船，一边在单位挥霍浪费，利用手中权力，建立关系网；另一边或在外办厂，或合股经营第二职业，大不了离开单位当个体户，试问能靠有这种心态的领导者去振兴企业吗？
厂长说了算，权力够足了，谁来约束它，经营者怎样才能时时，事事意识到应对其自身行为负责，靠他本人行吗？那又靠谁？
打破三铁，第一条打破干部的铁交椅，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如何打破，报载以企业经营者好坏决定经营者的任免，不行就地免职云云。与以往相比，就地免职较之调离为官有进步。但这种约束仍是死后验尸，受害者是职工，是国家，对经营者毫无损害。
重庆要振兴，关键在领导。作为经营者（绝大多数是**员）除了按党章的要求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以振兴企业，造福职工为己任外，我认为一定要在法制上对经营者的行为加以约束，经营者应当对于自己的行为及结果承担责任。……（记者对笔者的采访和相关报导，载晚报九二年三月十七日头版头条）
这封信重点谈了企业亏损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责任不在职工，那么板子为何要往职工身上打呢？
所谓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劳动生产率低下，说实话，很大程度上也是制度和管理者造成的。即使到了现在，那一个国有企业，不是党、政、工、青、妇，肝胆俱全。
那个时候，与生产无关，也不关心生产的人，在一个单位所占比例不低于10％，如果加上基干民兵，联防，企业背的包袱还不止这个比例。如果再加上，领导为了安排自己的子女能坐进办公室，虚设脱产岗位，人浮于事的现象更加严重。
而处于第一线的工人，却有明确的指标考核和约束。比如上班有考勤，工作有定额，违反一项都是要扣工资的。不难看出，上述弊端与第一线的工人没有直接关系。
由于政府对企业责任者疏于管理，导致了国有大中型企业，集体企业，在市场经济的竞争面前，溃不成军，兵败如山倒，其直接受害者却是对企业经营的决策起不了作用的广大工人。
当企业倒闭或破产的时候，我们的政府显得无能为力，但又有谁去思考过，何以一贫如洗的总是工人，而不是企业的经营者。人们爱用穷寺庙，富方丈来形容这残酷的现实，和奇怪的现象，但就没有人去深层次地研究和探索其中的规律和问题。反正吃亏的人不是他，最终倒霉的是国家，与己毫无关系。
解铃还需系铃人。当大量的失业者拥入社会的时候，不管是领取所谓的社会养老保险金也好，还是吃低保也好，责无旁贷又落到政府的身上，寅吃卯粮，政府也显得捉襟见肘。至于社会上究竟有多少人就不了业，或待业，政府就只好睁只眼，闭只眼了（甚至连完整的统计也没有一个）。200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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