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续缘,关注社会
和新闻媒体续缘，是重庆晚报登了一篇虚假广告，内容是黑白电视机改彩电。我写了一封信，带着电子报刊登的打假消息找报社，经肖学初老师的指点找到总编辑。
最初他并未把这则广告当一回事，说我们是见公章登报，出了事盖章单位负责，在我的坚持下，总编改了口，为慎重派蒋锡巧记者亲自采访，调查报告和我的信，登在重庆晚报一九**年七月四日头版。
重回研究所后，九二年三月，重庆正开市人大和政协会，报上作了连续报导，重点是讲改革，一个重要题材是打破三铁，即铁饭碗，铁交椅…。
而在现实生活中，三铁简化为一铁，就是把职工的饭碗抽起来抡起（不能吃饭）。
事实上，一个国营或集体企业其兴裒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经营者，而不是职工，因此只瞄准工人的饭碗，而不把目光关注经营者，只能把改革引向歧途。
于是我给重庆晚报写了一封信“关于打破三铁的思考”，寄采访大会的两位记者黄铁军和王敏（见附录2）。很快我接到王敏的电话，她讲黄铁军副总编对来信的许多提法感兴趣，你的意见有可操作性，准备到所里采访。
不久，王敏记者根据我的信和采访的提问整理的文章，登在了晚报的头版头条，标题是“企业亏损，经营者不能一走了之”。
文章见报后，在市内振动很大，老百姓都以为，那些吃里扒外，搞亏企业的经营者，这下会跑不脱；钢家具厂的职工代表十余人来所，找我反映他们厂里的情况；振动最大的是本人所在的行业，见报没有两天各厂的领导上公司开例会，一位厂领导好心的提醒我，郑＊＊，明天的办公会，要把你背骂肿。
事情恰恰相反，正儿八经坐在一起，谁又会自动对号自讨没趣呢？最好的办法是装聋卖傻，此事与我无关，说的都是别人，心里不就平衡了吗？
这段时间我和重庆晚报的交往还有一件事，去信没有引起重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成千上亿的损失，至今我都耿耿于怀，恨新闻媒体的不争气。
事情来源于海狸鼠行骗。邻居黄＊＊向我请教，现在外面在宣传养殖海狸鼠发财，问我可行不可行，听了她的介绍后，我意识到这又是一场骗局，我讲，鼠仔能卖两、三千元一对，那么它长大了肉得卖多少钱斤，皮得卖多少钱张，一算接近几十元斤的海狸鼠肉谁买？几百元张的皮又有谁要？
九二年底，我提笔写了一篇短文“广告.法律.致富”揭露这场骗局，寄晚报陈薇莉记者（见附录3）。
年底一个体户约我去成都玩，搭便车去了趟成都。同车的有位老板是海猩鼠迷，深信能发财，一路上我和他展开了唇枪舌战，一个讲是骗局，一个讲能发财，当车过海狸鼠的发祥地四川资阳时，我认真的观察了下，没有醒目的广告，而在重庆却比比皆是。
九三年元月一日，从成都回来我写了第二篇文章“敛财有道，再谈鼠热”寄晚报陈薇莉，其中公开提到新闻媒体，为虎作怅。
不久，春节到了，初五川师物理系六六级同学聚会，我又一次来到成都。多年没来走到盐市口打不清方向，问一老者，他乐于为我指路，言谈中我知道他是位退休的老工人，是资阳人，一下便引起了我的兴趣。
他讲，海狸鼠是场大骗局，当地政府陷得很深，县领导如果不跟着骗下去，政府都要倒台。
究其原因他讲，你想嘛，资阳是个农业县，没有矿产资源，也没有工矿企业，不知从何时开始，兴起了所谓的特种养殖业，最初养熊，发生过偷重庆动物园熊的案件，后来是海狸鼠，养殖户都是贷款发展，如果骗局揭开，银行贷款都收不回来，你说政府担得起这个责任，只好跟着行骗。据说到重庆开拓市场的就有政府的官员，现身说法，养鼠赚大钱。
老人拒绝告诉我姓名和地址。但他的一席话，坚定了我继续揭开骗局的决心，回渝后我写了第三篇短文（原文遗失），寄晚报陈薇莉，与前两篇文稿一样，寄出后石沉大海。
时间推移，当海狸鼠骗局败露时，整个中国被骗的人成千上万，被骗的钱不下千万。
当重庆晚报纪念广告法发表一周年征文时，我以“广告媒体责任大”（附录4）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应征，试想，你把新闻媒体指责为行骗的媒子，谁又愿听你这不中耳的坏话。
退休后，我的目光，转向了关注社会，关心我所在的城市。重庆直辖我给蒲海清市长去信，题目是“关于重庆发展中的几个问题和对策”，现把标题罗列于后，党要管党；成也基层，败也基层；扶贫与就业；教育与就业；抓大放小；信息与流通；科技与产业。
退了休，有的是时间，打算每年给市长去一封信。我想第一封信，你总谈问题，说人家的不是，听起来不入耳，所以第二封信，我转换话题，谈“重庆农业产业发展前瞻”。就建设三峡生态林业区，提出了举民族之力，以出让山林命名权的方式，建设三峡生态林业区的设想。
解放后，历来都说如何如何重视植树，打倒四人邦后，四川日报有一篇评论员文章“植树造零”，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客观现实。
按我们报上登的，领导者咀上说的，把解放后五十年植的树加起来，中国大地，难以找出一块尚未栽树的土地。
而事实怡怡相反，水土流失，荒坡遍地，显然，重视的结果是不重视，植树的结果是只管栽，不管活，栽得多，活得少，栽时轰轰烈烈，栽后偃旗息鼓。
说白了，多数情况是做假过场，倒头来，害人害国家，唯独不害己，因为他仍然当他的官。
这种作风，已经深深地浸润在执政者的政治生活中。
前不久，重庆晚报大众话题刊登了一位中学教师荆轲的文章“再作秀，我们区输不起！”，讲某区领导植树，当他高谈阔论时，他脚下挖的树窝窝，却是一群学生和教师辛辛苦苦，预先挖好，为他作好的嫁妆。
据我读报的回忆，这次植树活动所指的区就是渝北区，植的行道树就是机场到市区的高速公路，参加者还有重庆市的最高负责人贺**。
荆轲文章见报后，群众有反响，都认为晚报的报导击中了时弊，但那些领导，依然当他的领导，连脸也不红一下，这种沽名钓誉的作法，出现在高层，可见，要搞好重庆，搞好一个自以为高度重视，年年在讲的植树造林问题，按现在的搞法，难。
这种作法，同样也反映在中央的决策。朱总理讲，我们国家粮食富裕，可以搞以粮换林。好像这种办法一出来，中国大地的绿化将更上一层楼，出现一个崭新的变化。
我认为，这只是一相情愿，我算了一下，农民退耕还林一亩地，每年给三百斤粮食，折合人民币约一百五十元，每年补助二十元，另五年给五十元育苗费，也就是说退耕一亩农民一年的收入是一百八十元，相当于城市一个人一个月救济金的收入。
试问，靠这点收入能让农民安心植树吗？靠这点收入，农民几时才能脱贫致富？
团中央搞了一个活动，捐五元钱植一颗树，看似轰轰烈烈，实则只务虚，不务实。一颗树，树苗值多少钱，种下去，人工费要不要钱，种下后，浇不浇水，防不防虫害，这些又要不要钱？五元钱，买一颗树苗都难，何况还要在山区栽下去，长成才，显而易见，五元钱是种不活一颗树的。
既然如此，我们为何不把植树的预算造够，足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干点实事，为民族，为子孙后代留下点福祉呢？
有关生态绿化的窘境，最近重庆晚报的一篇报导，更说明问题。
重庆南岸区一对老人带领儿女，辛勤耕耘十八年，植树四十余亩，七千余株，老伴去世了，儿女结婚的结婚，出嫁的出嫁，家里只剩下她一人，已无力照顾这四十余亩的山林，区林业局只打算出一万六千元，收回经营和所有权，老人嫌代价太低。
现在是树又不能砍，转让又没有人接，成了她人生的一件包袱。的确，设身处地想一想，一万六千元报酬也太低，七千颗已成材的树，每颗只值二元多钱，换一种算法，十八年，每年报酬不到一千元。举这个例子，说明一个事实，在我们许多人的心目中，树不值钱，因此对植树不感兴趣，要么也只是说得凶，做得少，甚至于做假过场。
因此，我建议中的三峡生态林区，以出让山林命名权的方式集资，举民族之力，命名者出钱，重庆市出土地，出人力，按现代化林业的要求，植树，灌溉，防虫，防火，交通运输通盘考虑，把三峡建成祖国大地上的生态肺，长存久远，为民族造福（附录５）。
书书网手机版 m.1pw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