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言回答:想那么多干啥
九0年11月调回研究所，所里已不再搞研究，在刘＊＊的带领下，借用以前弯曲竹家具的经验，突破了多层弯曲木家具的工艺关，实现了批量生产，全所就靠这个当家产品生存和自立。
我的工作主要是产品销售，刘＊＊出差时，代他管管所里的事，大家配合默契，相处很好。
我去的第一年，所里不仅扭亏为盈，而且有盈余，利润也不低。这时我向刘＊＊建议，研究所位于重庆市渝中区，木工机械的噪声，严格禁止，不适宜在此长久搞生产，是不是利用生产发展的盈余在郊区购地，另建一个重庆家具研究所，而原来的地方，办公楼和车间改为宿舍，以解决职工住房的困难。
经过反复斟酌，由刘＊＊归纳为如下意见，苦战三年，三年之内研究所的折旧，管理费，利润不上缴，我们用这些钱，在渝北区新牌坊购地，重建一个研究所。
这个方案的本身，就是给研究所的领导和职工加担子，说白了就是自讨苦吃，当然最终职工也受益，几乎每人都能分到一套住房。
需要人家付出，当然应该考虑适当的回报，不管怎样讲，家具公司的资产是增值而不是贬值。
我提出这个建议，还有一层意思，刘＊＊从家具研究所调木工机械厂后，失去了一次分配住房的机会，回研究所后仍然是借住木模厂的宿舍，而家具公司一时半会，也不可能给他解决。
一个有能力管好一个企业的人，作为上级领导按理应该想到这些事情，既然想不到，又没有这个能力，通过这种方式，我们靠自己的努力也照样能够解决。
遗憾的是总经理赵＊＊否决了这个建议，并劝慰刘讲，想那么多干啥子。其时，我们已经作通了市国土局的工作，研究所作为事业机构，划拨几亩土地，地点就在新牌坊，仁睦家具厂后面。
这个建议的否决，使刘＊＊不得不考虑个人的问题，就是自己办厂找钱，有钱后才能买房。
刘＊＊的这种想法和作法我有同情的一面，也有不能接受的另一面。同情他如果自己不想办法，个人的住房也许永远不会得到解决，出此下策迫于无奈，不能接受的是其结果势必损害单位的利益。
不久，他以儿子的名义，办了一个厂，就打家具研究所的招牌，不开票，分钱税都不缴，要开票，就由家具所出，所里收几％（含税）的费用，收多少反正由他定，此其一；其二，所里的业务很自然的变成了他的业务。
我接了一笔外贸大楼的业务，每个条型桌子赚一百元，五十个，尽赚五千元，所里完全能做，他一句话，就成了他厂里的业务，连一分钱的介绍费都不给家具所；其三，所里的汽车变成了他的汽车，替他拉货也是分钱不给，我说过一句话，光运输费一月就要占所里一千多元的便宜。
所里的汽车，他在就由他安排，他不在由我安排，因找不出任何理由找我调车，他儿子感到十分不便，很快刘＊＊找我谈话，直接了当讲，今后汽车就由生产车间小陈安排。
我到不在乎他走了能管十几天的车，矛盾的是拿着研究所的工资，我搞不清楚自己在为谁干事，是单位，是私人？茫茫然，令人不得其解。
我产生了尽快离开的念头，眼不见心不烦，便以自己腿残为借口办理了病退手续，我愿意走，当然人家也希望你早走免得碍事。
五十岁病退，这一连串的变化，让我始料未及，各级执政的党组织究竟在干什么？从这时我开始拒交党费，我深深地感到不该参加连自己的成员都听之任之，不过问的＊＊党。
一次重新调回所里的唐世龙和刘＊＊作我的工作，叫我交党费，我说不交，并讲，你知不知道老百姓在怎样骂＊＊党？二位也很会说，总没有骂你啥。下来后我给所里的人讲，当然不骂我，但骂你你也听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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