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铁厂创业
黑白铁制品厂和红旗木器厂类似，是重庆市二轻局属下三个全民性质为军工配套的工厂，生产枪口帽、军用油壶等产品，因该厂前身以黑白铁皮的加工为主，所以保持了原来的厂名。
文化大革命后期，曾吹起一股发展电子工业的风，二轻系统先后有一些厂转产搞电子产品，其时重庆大学搞出了半导体收扩对讲机的样品，厂里去了一批以电工为主的工人前往培训，带头搞起了无线电车间。
为加强厂里的技术力量，局里先后分了一批部队转业的干部、重庆大学和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学生，以及部队家属和解放军七医大留渝的技术工人。
我分到厂里时，从人数上看已经有了一定规模，一去就下到车间流水线，从事“开口”工作。
这道工序是组装后的第一道技术工序，连好线组装好的机蕊，在我这儿用万用电表检查工作点电流，正常封口，不正常排除故障，然后中、短波要收到电台（开口说话），对讲能工作；下道工序，用示波器检查不失真波形，达到指标要求；再下道工序进屏蔽室用仪器对机器进行统调；然后包装，听后抽检；合格后出厂。
当时，半导体对于所有的人都可以说是一件新生事物。包括提供样机的重庆大学也不例外。
产品毛病很多，基本上都是修修补补出厂，典型的例子是那年国庆，重庆市交电公司（现新世纪百货）要二十台产品供应市场，动员了全车间几十个人，突击搞了一个月，总算交了差，算下来每天不到1台的合格品（也是修出来的），这样的生产状况，这样的效率，很难令人满意。
一群以厂为家，关心厂里前途命运的大学生和转业军人，每天聚集在车间里侃侃而谈，厂里要发展，只能靠自己。
也没有经车间主任同意，自己提了个口号，刷出标语，挂在车间的墙上“奋战九十天，完成三百六十台”。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把提计划者自己推上了准进不准退的境地。
我的责任是把好“开口”关，对讲机输出功率较大，调试和维修中反映出音频自激严重，毛病很多，防不胜防。
我认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总不是办法，应该寻找问题中的规律，对症下药。一本英国人T.K海明威的书“电子设计员手册”给我启示，书中第242页布线的问题写道，线路的连接是正确的，但有时一根导线的连接沿着同一个导体移动一寸却有成败之别。
对讲机输出是音频大电流，而音频输入级进入的是微电流，按道理它们应该分道流通，互不影响。而我们的产品在设计时就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让这两种电流同时在一段地线上流动，造成了自激严重的后果，按此一试，效果不同凡响。
理论上站得住脚，实际效果十分明显，我告诉了车间主任吴光耀，他拍板改过来。这点改进，也为后来设计的印刷线路板所接受。
大家关注的目光是统调屏蔽室，把关的是空军十航校转业的刘长柏。刘长柏和吴光耀（两位都是重庆市南开中学高中毕业，抗美援朝战争投笔从戎毅然参加空军，后任太原航校教员）同是航校的教官，足球一级运动员，不同的是他曾任空军足球队教练，经常念叨的是国家队的李宙哲就是他要来的。
他因肾病转业，但为了厂里的发展，也和我们一道拼搏。下班了，他还关在屏蔽室里，大家焦急的期盼他那儿的最终消息，“今天几台？”，“三台！”，“四台！”，“七台！”。
为了解决短波频率不均衡的问题，进入屏蔽室前增加了一道工序，用高频微伏表检测本机振荡频率电压，由张怀修老师负责。
通过大家的努力，我们实现了自己提出的努力目标，而最大的收获是流水线能够正常，稳定的生产，这是在国庆节（此前总产不足五十台）前想都不敢想的事。
去上海取经的同志曾介绍，开口工序，上海流水线工人一天的定额是八十台，我们的条件简陋，工作凳是包装铁桶，工件就放在地下，全凭手工传递，经过360台的考验后，在这种条件下，我也曾达到日开口八十台的记录，显示出重庆工人并不比上海工人差。
注：开口工序：包括涉及开口的故障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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