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几年，正是陈辉军事才华的进一步迸发期。
他南征北战，屡建奇功，而他的属下则是他的黄埔故旧。
内部齐心，给了他很多机会。
为红军和中央提供了很多军事密电码。
当年红军电台有一条基本要求：“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
遇到危急关头，首先砸电台毁电码。
机要人员都会毁掉一切机密，直至牺牲也不泄露。
国民党军队被红军成师,成旅地消灭时，却一再出现电台连同密码一同被俘获的现象。
凭着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和出色的侦察工作，才免于全军覆没而到达陕北。
在万里征途中，红军时时受敌重兵围追堵截，却未中过一次埋伏，在国民党军设置的包围圈中都能准确地找到空隙钻出，这主要是依靠电台侦察及时掌握了准确的情报。
长征的先头部队中，有一批侦察兵，抓舌头,化装探路立下了大功，不过这类侦察一般只具有战术价值，很难了解到敌军高层计划和整体部署。
在长征途中不间断地侦破国民党的密码，才是红军侦察工作最出色之处。
如今，尘封的档案已公之于世。
而那些隐蔽战线英雄的历史功绩，也终于可以大白于天下。
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破获了他们的密码。”
红军能在无线电侦察中取得杰出成就，归功于中央对电讯工作早有远见。
1929年，周恩来便在上海秘密组建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并委托苏联帮助训练了一批电台工作人员。
苏联的无线电侦破和保密技术，在世界上已处先进之列，中国的无线电通讯工作从建立之初，便体现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本国人员艰苦奋斗相结合的精神。
打入国民党高层和特务机关内的中央特科人员，也智取了敌核心部门的一些密码本，不仅以此译出许多重要情报，也掌握了其编码规律。
红军的电码破译活动达到了最，敌军的电令大多数都能截获，破译成功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
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台长宋逸夫，内部外号“本子”，意思是他拿到电台收到的国民党军电码，不用查对密码本，便能心中有数地把它的内容念出来，基本上不会有差错。
二．
从1929年起，日军陆军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三省先后秘密组织了四次“参谋旅行”，侦察情况，制定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作战方案。
1931年6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制定“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大纲”，确定了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具体步骤。
7月，陆军参谋本部把攻城重炮秘密调运至沈阳，对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
8月，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在日本全国师团长会议上叫嚷：满蒙问题只有用武力解决。
随后进一步做了发动此次战争的各种准备。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
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
在中国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人民奋起抵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出现了东北义勇军和各种抗日武装。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吞并中国，称霸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而采取的一个蓄谋已久的重要侵略步骤。
早在1927年夏，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
坂垣征四郎被称为关东军的“大刀”。
他1916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1919年任中国驻军参谋，之后任云南，汉口等处日军特务机关长，1929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
1930年6月，坂垣征四郎在与石原莞尔进行了多次密谋后，组织了横跨中国东北三省的“参谋旅行”。
“参谋旅行”是他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前哨战。
他们在哈尔滨，锦州，旅顺等地制定了日军在这些地区作战的攻防战略，在“旅行”中提出了日本占领满蒙的计划，并称，“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
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大的关系”。
石原莞尔被称为关东军的“大脑”。
1918年，他以全校第二名的总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当时曾有人评价说，石原莞尔的头脑是陆军大学“有史以来第一的头脑”。
1922年，他留学德国，研究过拿破仑军事思想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但他的全部兴趣和爱好，都集中在如何完成日本的侵略扩张方面。
1928年10月，他由日本陆军大学教官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与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形成团伙，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土肥原贤二是日军中的“中国通”。他1912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职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随即被派往中国，开始了长达30年的特务生涯。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讲几种中国方言，1930年任天津特务机关长，“九一八”事变前３０天，他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
虽然“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不在沈阳，但由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却是发动事变的中心。
事变发生后3天，土肥原贤二即从东京返回，就任沈阳市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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