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民党反动当局疯狂反扑，全国陷入白色恐怖中，大批员被杀害。
地下党组织为积蓄发展革命力量，保护爱国学生，采取措施将大批爱国学生疏散到边远地区的根据地。
虽然国民党当局同租界当局互相勾结，巡捕房和上海的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公安局狼狈为奸，互通消息，共同缉捕和革命群众。但是，租界“国中之国”的特殊性，使它同国民党当局之间成了“国与国”的关系。
国民党的警察，宪兵和特务不能进入租界执行“公务”，更不能在租界开枪和捕人。
巡捕房捉到的人，国民党当局只能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引渡”，不能随便提走。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活动在这里的人的“安全系数”也为党组织营救被捕同志提供了种种合法或“非法”的手段。
由于上海租界的特殊状况，加之这里是中国产业工人和进步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所以中国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上海作为自己根据地。
一个正当盛年的老板长期鳏居，会引起旁人的怀疑。
何况，作为中央政治局机关，自然少不了机密文件，以及各种办公用品，包括洗抄机密文件的密写药水等等。这些东西都需要专人保管和整理。
谢文瑾要管理机关，还要兼任他的中央会计工作，一个人忙不过来。
于是，中央就给谢“老板”择了一门“亲事”。
为他配备了一位“老板娘”。
这位“老板娘”就是许芳萍，她是从千里之外的汉口“远嫁”而来的。
一位蓄着胡须，身着长袍，腋下夹着一个公文包的中年男子迈着沉稳的步伐，朝着闹市方向走去。
站在路口值勤的是一个印度巡捕，当时的上海市民把这些肤色黝黑，头缠红色包巾，专在街上路口巡逻的印度巡捕称为“红头阿三”。
看见这位颇具学者风度的男子走过来，这个身材高大的“红头阿三”下意识地向他微微点了点头，以示礼貌。
二．
那个懂得尊敬斯文的印度巡捕并不知道，每次“教授”走到震旦大学的门口，都没有进入校园，而是径直向前走去。
因为，这位受到他敬意的男子并不是教授，他就是受到国民党当局重金通缉，租界巡捕房的侦探们千方百计想捉拿到手的王春立。
王春立以擅长化装多次骗过敌人，数年来一直为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地下党员们津津乐道。他也是一名是众所周知的地下党负责人。
是蒋介石悬重赏捉拿的“匪首”，在大革命时期又长期担任过国民党党政方面的重要职务，不仅黄埔军校的学生，国民党内的许多人也都熟识他。
因此，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他的处境就格外的危险。
在险恶的环境中，王春立以他过人的机智和冷静，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他不停地变换姓名和住址。
一般居住的地方大多只住个把月，有时只住半个月就搬家，最长的一处也只住了半年，而且每换一个住处就要改一次姓名，知道他住处的只有两三个人。
由于社会上认识他的人太多，除了特殊情况，严格地把自己外出的时间限制在早晨七点以前和晚上六点以后。
他对街道里弄进行过仔细的研究，尽量少走大街。
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电车或到公共场所去。
通常，他化装成上海滩随处可见的商人，后来又蓄起了长须，因此在党内留下了“胡公”的雅号。
素来爱慕虚荣，贪图享受。
从国外回来后，仍然迷恋布尔乔亚的生活方式，经常出入茶楼酒馆，舞厅剧场，并且不遵守秘密工作纪律，有时外出很晚才回家。
多次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们非但不改，反而心怀不满。
当时，工作人员每人每月的生活费只有二十元，以当时上海的物价水平，这个数字足以维持普通市民的生活用度，但要想常常出入酒馆舞厅，就远远不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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