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所谓“特殊”，就在于当时在中央处于极其秘密的地下状态，处境极其险恶：党的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随时都处于可能全军覆没的危险之中。
火卫是负责直接保卫党中央的特殊警卫部队，那么特科则是在一个特殊历史环境下保卫党中央的另一支特殊警卫部队。
肩负着保卫党中央的重大使命的特科，也处于极其秘密的状态，也是随时险象丛生。
这是一支超小型的精锐“特种部队”。
成员都经过严格挑选，个个身怀绝技，胆识超群。
藏龙卧虎，精英荟萃。
到底特别情报科有多少耳目，多少工作人员？
谁也说不清楚。
在他为国民党画出的示意图上，中间的圆圈写着“侦察科长陈辉”，向周围辐射的许多小圆圈，分别写着“某通讯社记者”，“上海警备部某女侦探”，“上海军械局”，“青帮老大”，“日本翻译”，“高丽人”等许多联络人，这些人又再辐射更多联系人。
除了上海和南京，还有香港，满洲的情报团，有些具体姓名连他也不知道。
但是他向国民党供出:“第二科对于全国政治，经济以及国际方面得来的消息非常敏捷而有实用价值。
尤其是如要破坏他们的机关，他们事先已经知道，因为每天编有一种叫《敏捷飞》的情报出来，所以消息灵通。
同时又设法破坏敌方，有时制造种种相反消息，以挑拨对方内部，使其互相猜忌，力量分散。”
所有侦探间谍都是单线联系，只认识自己的直接领导者。
手枪指向角落里的叛徒，拉低帽檐，侧面表情冷酷。
“子弹由前额洞穿后脑，脑浆迸裂而亡”。
打进敌人内部获取情报，筹款，制裁叛徒，侦查手段绝不许在组织内进行历史比戏剧还要精彩。
身世富有东方传奇色彩，而且舞姿性感,撩人，这一切使她在国外迅速走红。
同时，凭借独到的奉承男人的本领，她很快成为国外社交界红得发紫的高级交际花。
姣好的容貌，机敏的头脑，无数男人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他们的任务是掌握敌人动向，以便抢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行动，以保障中央机关和党的领导人的安全。向苏区通报军事情报也是情报科的职责。
因此，情报科人员必须利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或打入敌特机关内部，或在敌特机关发展内线建立特情关系。
二．
租界内，人口众多而复杂，鱼龙杂混，又不实行国民党的保甲制度，不查户口，住房也很容易找。
租界的街道里弄四通八达，出现紧急情况容易转移。
这些，就为设立党的秘密机关，进行地下活动提供了便利。
虽然国民党当局同租界当局互相勾结，巡捕房和国民党警备司令部。
公安局狼狈为奸，互通消息，共同缉捕和革命群众。
但是，租界“国中之国”的特殊性，使它同国民党当局之间成了“国与国”的关系。
国民党的警察、宪兵和特务不能进入租界执行“公务”，更不能在租界开枪和捕人。巡捕房捉到的人，国民党当局只能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引渡”，不能随便提走。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活动在这里的人的“安全系数”也为党组织营救被捕同志提供了种种合法或“非法”的手段。
当年的天蟾舞台，东面隔壁有一幢那个时代上海常见的广式里弄住宅，住宅门开在云南路上，门牌是“云南路447号”。
这幢住宅的主人是谁，现在已不得而知了，不过，房东的名字倒有记载。
此人名叫周赍生，是个开业医生。
他租下了这幢楼，在一楼开了一家私人诊所，招牌是“生黎医院”。
开私人诊所用不了多少房间，周赍生便将二楼的三间屋子转租出去，当上了二房东。
租下二楼屋子的，是一位四十出头的湖南人。
他在这里开了一家经营家乡湖南土布土纱的商号，招牌上写着“福兴绣庄”。
这位“老板”看起来似乎有些钱，因为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却娶了一位年仅二十上下的“老板娘”。
老夫少妻，在那个时代是有钱的象征。
然而，就连楼下的二房东周大夫也不知道，每当夜深人静，这对白天看起来恩爱和睦的老夫少妻却分床而眠。
“福兴绣庄”是由他一手建立起来的。
自从接受任务后，他立即以商人的身份四处觅房。
几经周折，最后找到这里隔壁的这三间房子。
这个地方的确很适合秘密工作的需要：它同天蟾舞台相连接，从戏院的楼梯可以直接到达房间。
楼下是医院，每天前来求医问药的人很多，来这里联络接头和办公的人员混在其中，一点也不引人注意。
房背后另有楼梯通向一条僻静的弄堂，出弄堂就是繁华熙攘的汕头路，遇到紧急情况时转移起来十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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