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城武汉，陷于一片腥风血雨的前奏之中。
沿江的各大码头上，全副武装的警察,宪兵以及身着便衣的密探在严密地盘查过往船只。
鹰犬们的目光紧盯着每一张脸，竭力想在乘客中发现被通缉的要人。
因为这些人差不多每个人的头上都悬有一笔令人垂涎的巨额奖金，警察、宪兵和密探们谁也不想放过这升官发财的绝好机会。
警车不时在街头呼啸而过，凄厉的警笛令人不寒而栗。
骑警的巡逻马队疾驰在大街小巷之间，马蹄敲击着地面有如雷呜一般；各个旅馆客店都受到警察仔细的搜查，车站码头上更是岗哨林立。
暗探的眼睛在四下搜索，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国民党和租界巡捕房张开有形和无形的网，企图将人一网打尽。
他们的保护是利用功夫及武器等，万一发生危险，他们立刻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抵抗敌人，一部分保护各要人出去，这是在房内。
房外保护，有自行车队员的巡查，还有许多做小生意的，皆负有保护使命。
如果有人来破坏而发生危险，就用规定的特别记号按门铃，通知戒备。
如他们有时为保护党的安全而杀一个人，方法很多，或在路上，或在敌人家里，因事制宜，没有一定。
内部同志如有自首者，他们便要设法活捉回来审讯，看看是否有其它阴谋和其它小组织，然后再杀。
国民党的失败，情报战，间谍战远不是决定性因素，国民党整个大局输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更输在民心向背上，情报战，间谍战只在局部具有关键性作用。
但不管怎样，国民党的情报战总是输了，而且输得很惨。
人都是情报战行家里手不消多说，周恩来是领导情报战老手，以上两次漂亮的间谍战可说都出于其直接领导和策划。
可令人惊异的是，其它高层人物对搞情报布间谍，似乎也都是行家里手，一点也不陌生。
当时，对中国秘密组织威胁最大的莫过于党内的叛徒。
面临大革命失败后严酷的白色恐怖，党内不少的意志不坚定者和投机分子纷纷，一时之间声明或启事充斥各大报纸的版面。
这类人如果只是脱党，对党组织并无多大危害，那不过是大浪淘沙，反而使各级党组织更加纯沽。
但严重的是，其中一些人还进而叛变投敌，出卖组织，不惜用昔日同志的头颅作为自己在国民党那里的进身之阶。
中国的许多著名的领导人就是因叛徒告密而被捕牺牲的。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血腥屠杀人和革命群众。
二．
何键利用唐生智去河南前线的时机，在汉口召集了一次高级将令会议，密商发动清党的军事叛变计划。
参加这次秘密商谈的主要人物，有副军长叶琪,第八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李品仙,独立第十三师师长夏斗寅,三十六军副军长兼代湖南省政府主席周阑等人。
会上，夏斗寅是主张最积极的。
他迫不及待地说：“何军长，只要你牵头发动，我马上响应，越快越好。”其它人则担心唐生智反对，怕闹下乱子，都不赞成草率行事。
叶琪说：“我们的行动应该秘密进行，斩而不奏，不能惊动其它人。”李品仙也附和道：“对，我们要有周密的计划，行动越隐秘越好。”
关于发动叛乱的地点，最初他们曾考虑首先在武汉发动。
李品仙对何键说：“我们有部队驻在汉阳，何不就近举事，之后，首先将邓演达,抓起来。”何键摇了摇头：“第四军的叶挺师就驻在武昌，武汉三镇工人纠察队的势力也不可轻视，在武汉贸然行事，成败未可预料。”
经过反复研究之后，何键决定避开武汉，改在湖南发动。
5月17日，夏斗寅首先叛变，勾结四川军阀杨森进攻武汉。
接着，何键下令在长沙的部下许克祥发动事变，屠杀人和工农群众。
深夜,长沙城内一片寂静。昏暗的路灯下，黄包车夫拖着疲惫的步子，拉着车，慢慢走着。马路上，偶尔驶过一辆汽车，引擎声在空旷的马路上回响着。
“叭一叭!”
晚11时，几声凄厉的枪声划破夜空。
紧接着，浏阳门外，东茅巷和南门口一带枪声响成一片。
驻长沙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率部突然袭击了国民党省党部，省,市总工会，农民自卫队总部，以及工人纠察队，他们搜查,捣毁并查封了这些革命机关，夺走了农民自卫队和工人纠察队的枪支，放走了拘押在特别法庭的土豪劣绅人犯，还撕毁了“打倒蒋介石！”
“拥护武汉国民政府！”
的各种标语。
顿时，长沙城里火光冲天。
大批员,工农群众，倒在了血泊里。
领导的革命群众，对这场突然发动的叛变虽处于被动，但仍进行了坚决抵抗。
激烈的枪声中，还可以断断续续地听到有人在呼喊口号。
22日晨，市内枪声慢慢停下来。因中文电报用韵目“马”代表21日，所以人们称这次反革命事变为“马日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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