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6年12月1日至28日，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长沙举行，标志着湖南农*动进入全盛时期。
1927年1月，农会会员人数激增到200万人。
到同年4月，全省已有63个县成立了县农民协会，农会会员猛增到200万人，参加革命斗争的农民达1000万以上，湖南农*动成为北伐战争时期全国农*动的中心。
在中国的领导下，湖南农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村大革命。
他们在政治上打击土豪劣绅，通过清算,罚款,游乡,逮捕,枪毙等形式，使地主豪绅的威风扫地，在许多地方形成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新的政治局面。
他们还建立农民武装，建立农民自卫军，农民协会还组建了庞大的梭标队。
在经济上，他们开展谷米限价,禁运,减租,减息,减税,减押斗争。
在社会制度改造上，他们冲击一切封建宗法制度，如族权,夫权和神权，开展禁烟禁赌,剪发放足,解放妇女,改良婚丧仪式,兴办学校,破除迷信,清除匪患等活动，使农村出现一派崭新气象。
在中国千年的黑暗社会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普遍的社会现象。
封建文人也有对此不平者，然而阶级的局限不过使他们多少有点怜悯而已。
他少年时代对家中轿夫,女佣产生的同情，开始也是出于此。
但慈善与施舍不可能改变社会面貌。
国民政府是国共合作的政府。
要解决农民问题，仍需要在国民党内尽可能地统一认识。
三月十日至十七日，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分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他和邓演达,陈克文向全会提交了《土地问题案》和《对农民宣言案》。
十六日，全会正式通过《对农民的宣言》和《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
《宣言》明确表示：革命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使农村政权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手中，转移到农民的手中”,“农民应有自卫的武装组织”,农民问题主要是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
因此，“本党决计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致使土地问题完全解决为止”。这些提法，基本上体现了的思想。
从四月八日到五月六日，土地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了两次委员会，五次扩大会，四次专门审查会。
这时正是四一二政变的前后，政治局势异常严峻，如何解决农村土地问题成为更加紧迫的问题。土地委员会每次会议都讨论得热烈而详细。总是力陈己见，往往成为会议的中心发言人之一。
二.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终于告诉了先进的国人解决社会矛盾的一条根本出路―“剥夺剥夺者”。于是，他领导着千千万万饥寒交迫者，呼出了要“造反”、要“共产”的呐喊。
当然，按照科的最根本定义，“”是一个名词，根本意思是以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来解决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
但是，在当时中国的贫苦农民的口中，“共产”主要被理解成一个动词，就是要把土豪劣绅们的不义之财拿出来“共”，以此解决生存（当时还谈不上温饱）这一最低层次要求。
在中国的特定国情下，这恰恰能形成“红旗卷起农奴戟”的革命风暴。夏明翰的可贵，正在于他成为掀起这一风暴的先驱者，并以他那“砍头不要紧”的气概谱写了最雄壮的战歌。
一个人所走的革命道路，在当时的人乃至今人看来，都是极不平凡的。
在中国近代阶级剥削压迫深重的社会中，他本人的出身原来属于地主阶级，但却在后来坚定地成为反抗土豪劣绅的先锋，他是湖南农*动的发动组织者之一，直至为此殉难而不悔。
这种行为，恰恰表现出代表先进阶级的革命思想的巨大感染力，以及这种精神力量能够转化为改造社会的物质能量。
他认为，解决土地问题是要废除封建制，使农民得到解放。
在当前来说，“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
它的直接作用是：“能够解决财政问题及兵士问题，……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
这确是解决当时武汉政府面对的困境的唯一出路。
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认为是没收土地。
“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
现在湘鄂农*动已经到了一个，他们已经自动地不纳租了，自动地夺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他就得了。”
怎样实施没收土地呢？
提出的步骤是：一般地说，先搞“政治没收”，如“土豪劣绅,军阀等等的土地”，以乡,区土地委员会按人口重新分配,然后再搞“经济没收”，即“自己不耕种而出租于他人的田，皆行没收”。
但不同地区又要有不同要求。
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如湖南，已经可以实行经济没收了，办法是不向地主缴租。
会上的争议很大。
最后议定：当前只能做政治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都应加以保护，地主及佃农制度尚不能完全消灭。会议相应地通过《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等七项决议案。
书书网手机版 m.1pw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