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尊女卑的旧思想也在母亲的脑海中留存。儿子是个宝。母亲是个文化人。大姐的出生，第一个孩子给母亲带来了喜悦。母亲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白玉一样无暇。母亲就是培养和教育白玉的人，于是大姐的名字就叫“琢玉”。二姐三姐的名字看出来母亲的着急与不安了。
在农村谁家没有儿子就是老绝户，当然这种封建的思想意识还是要封存。我和弟弟就是辜负了母亲的期望，每人一个姑娘，真真的给老卢家绝了后。时代变了，母亲的思想也是跟着时代在走。父亲没有兄弟姐妹，只是自己一个人，用母亲的话来讲就是“蝈蝈腚上一根毛”。这根毛可是了不得，不得了。所以母亲是变着法子一个一个的生。
二姐出生了，母亲看看又是个姑娘。母亲急了起名就叫领弟。为了这个“破名字”，同伴都笑话。二姐也没少和母亲打仗，但是打仗归打仗，母亲一叫“领弟”，二姐还是乖乖的应“哎”。
母亲很多的想法，她不跟我交流，我无从知晓。但是透过三姐的名字，我知道母亲是迫不及待了。三姐出生了，还是个黄毛丫头。母亲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母亲向来是“两手准备，从来不打没把握的战争。”这是母亲的原话，也是母亲多年来的原则。“娜子”拿子的谐音。母亲是不达目的不罢休了。
我出生的时候，已经是计划生育开始的时候了，我就是计划外指标。在生育了三个姑娘后，母亲下定了决心，真的是排除了万难，“我怎么也要生个儿子.”母亲的执着终于感动了上苍。母亲一下子迎来了上苍给她双倍的厚礼。
当年母亲也曾经坐在牲口棚的大院和众多的育龄妇女接受着计划生育工作。但就是任凭妇女主任展姑如何的做工作和苦口婆心的教育，母亲依旧没有反悔自己的意志。任凭铜牙铁口的妇女主任磨破了嘴皮，跑破了鞋底。最后还是母亲十月怀胎，一下子生俩。
母亲生育了我们两个，大姐二姐还行，只是受苦，没有受累。只是苦了三姐，比我大三岁的三姐在我出生后就没有享受到丁点的优待。从三姐七岁开始就每天的挖野菜。不懂事的我们哥俩为了丁点小事，也是欺负着三姐。没事有事的就逼着三姐趴在地下当驴，我和弟弟骑着玩。
农村的生活，短缺的就粮食，母亲为了一家人的口粮而犯愁揪心。千方百计，想方设法的去用野菜，槐树花，蚂蚱菜，荠菜，南瓜，地瓜面来填补填补胃口日益渐渐扩大的生态大军。
我这个年纪，按理说是不应该受那么多的苦了，现在说起来吃野菜，比我大个十来岁的人不以为然，往往以为我在说天书，说笑话。但是我因为家里孩子多而贫困，在小的时候，的的确确的吃着，是经常的吃着野菜。我痛定思痛：面对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既然经历了那段历程，我就是一百个反对多生，超生，偷生。
的确是少生孩子多种树，十年以后就是万元户。母亲养了五个孩子，遭受了太多的苦难，我常说母亲是自找的，但是，是我们整个胶东，整个山东省，乃至全国在那个时代的旧思想老脑筋给自己带上的沉重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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