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不这样想，对工作上的事，我一贯的作风是认真。我总是给自己定下一些新的目标。那时侯，我们宣传股有一个大大的本夹子，里面是我们团见报稿件的剪贴登记。每次见报都剪下来贴在上面，当然也就是我和管富的见报登记了。从第一页开始，我俩的见报比例就是以成几倍的差距发展。每个月一统计，总是一样的结果，或者是我见报十篇，他见报两、三篇，或者是我在《解放军报》发了稿，他只在地方小报发了稿。
那时候，有的部队在《解放军报》发了稿件，都要给报道员立个三等功的。这在一般的团队可是百年不遇呀，全军多少万个团以上单位呀。可我每年都在《解放军报》发稿，可从来没人为我立功。我想他们可能觉得要是按那个标准立功的话，有点太便宜我了吧。我想要是真有那个好事给我的话，我的军装的前大襟就都是奖章了！
我们发稿越来越多，但是我们股的大剪报本并不见增厚，原因是都被我俩私下保存了。那时候部队订报也挺困难的，有的报纸只有一份，剪贴到股里的剪报本上，我们自己都没个底子没个纪念。有时候，我俩趁着没别人的时候，都会端着那个厚厚的大本子翻过来复过去地看，爱不释手。这都是我们的骄傲、我们成功的证明啊。所以到一两个月统计完了，我俩就分别偷偷地把自己的见报稿从剪报本上剪下来，贴在自己个人的剪报本上，清一色的个人作品。股里那个大本只留下了登记的标题、时间、报纸名和一个大窟窿。
掂量着日渐沉重的剪报本，我心里特别有成就感，白纸黑字，由小块到大块，由小报到大报，看着一篇篇剪报的排列顺序，正是我学习的历程，读书的历程啊。我知道，我的书没白看。
在我到报道组半年左右的时候，我们宣传股管新闻摄影的方干事也要调到上面去了。主任、股长还有方干事一起商量，决定把摄影这摊也交给我。所以方干事在临走前带了我大约一个月时间，他是我的名正言顺的师傅。这个工作上的变化，或者说给我增派的工作，是我从来不曾接触过的。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愧对我的师傅，因为说实话这是我不太喜欢的事情，所以没有几年我就放弃了它，或者说我也带了一个徒弟，并且匆忙地移交下去了。但是我不会真正地丢掉摄影，因为作为一门知识，它已经融化在我的血液里面了。当方干事把那一整套的摄影器材，连同一间暗室，和团里的一些历史图片移交给我的时候，我还是很激动的。因为我知道，我就要自己一个人住一个房间了，因为暗室同时也是摄影干事的宿舍呀。。我就是这么早地开始了我的独立生活。现在我看书，再也不用偷偷摸摸的了，甚至都不用挡窗户了。因为那是暗室呀，随我怎么看。
我搬进暗室的第一件事，是找大喇帮我把两个大箱子抬进去，他还别别扭扭的，怕以后看着不方便了。我说快搬吧，咱俩谁跟谁呀。我一直惦记着，原来有一百多本画报，都是《大众电影》、《电影画报》什么的，不敢拿出来看。现在好了，我就是正大光明地看也没人敢说啥了，我这是工作呀，我在学习摄影啊。我把那些我觉得最漂亮最好看的明星照都剪下来，也弄了一个剪辑，一张一张地贴在上面，当然基本是女明星，隔几页就贴一个男明星，叫谁看了都没啥说的么。
这个明星剪辑本，我的几个要好的朋友都知道，也都看过，但他们就是磨破嘴皮子，我也不会借出去，要看就在我的暗室看。所以我的暗室有一阵子特别招人。后来当文化又重新复兴了，很多人回忆起我的那些宝贝的时候，都说我的那个明星象册才是公认的宝贝呢。解决了我们的饥渴呀。什么饥渴？X饥渴呗。你看，水平不一样啊，看的角度就是不一样。我用它做功课，有人用它解饥渴。
这本画册，连同一大箱子的图片和底片，当然都是我照的新闻图片，终于被我移交给了我的徒弟。在我离开我们团的时候，我想了又想，最后仔细地从两个大箱子里挑出了十几本小说带走了。给我的徒弟留下了那两个大箱子。加上前面那个一共是三个大箱子。我是要象我的前辈那样，也给后人留下一点有意义的东西。我不是不再需要它们了，其实它们已经不会从我的生命里分离出去了，它们就是我的青春的见证，它们就是我年轻生命的阳光雨露。我带走的十几本书，是我永远的记忆；我留下的，是那大把大把的阳光，它会继续在军营在年轻的战友身上照耀。
从新兵连一步跨进团机关，我就象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这也新鲜那也新鲜，要知道，团部岁虽然不大，那也是个小社会呀，人过一百形形色色，这话绝对不假。回想那时候，跨进机关的门槛，各种传闻典故花边新闻，忽地一下子象一阵暖烘烘的风迎面吹来，直往你的耳朵里头灌，你不听都不行。
我那时候整个的脑袋都沉浸在我的宝贝书里面，也没记住多少。但是我们团的“四大怪”，我是不可能忘记的。准确的话我记不准了，比我凭记忆凑起来的要生动得多。大概是说：“白脸不如麻脸俏，团长的宝贝最有尿，老军医扛把大扫帚，大道不走走小道。”我明白了这几怪的意思以后，我认为这纯粹是瞎编乱凑到一块的。它们既不像“东北四大怪”那样都是贬义的，也不象“关东三件宝”都是褒义的。它们是既有贬义的，又有褒义的，其实是团机关名人轶事的大杂烩，也叫各领风骚雅俗共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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