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傍晚，我正在曲江河边散步，一位熟人跑来给我带了个口信：快到公社拖拉机站去拿东西，是一百斤大米！
这可真是天上掉馅饼，哪里来的一百斤大米呢？是谁雪中送炭来了？
我急急忙忙找了挑米工具，一路小跑向拖拉机站冲去。到了那里才知道，这大米来自一个遥远的地方——活龙坪，那是一个让我终身难忘的地方。
一九六九年十月，文革中我被充军到了离县城最远最偏僻的活龙坪，我孤身一人来到那里，人生地疏，举目无亲。在活龙坪的学校里，我结识了余老师一家。
余老师的妻子与我同姓，我就亲切地称她为“姐姐”，余老师一家有四个小孩，都是吃商品粮的，所以一家人吃饭不成问题。而我，由光棍一个发展成五口之家，却一直没有解决好户口问题，家里一直缺粮。那时候，余老师一家对我们关怀备至，从吃到穿，都给了我们无私的支助。远亲不如近邻，不是姐姐胜似姐姐，我们一家都喜欢到余老师家去玩，到了他家，孩子们就像在自已家里一样自由自在，快乐无比。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余老师他们都不是活龙坪本地人，和我一样，也是因为出身不好，才被充军到活龙坪。同样的命运，让惺惺相惜的我们心紧紧地连到了一起。
在活龙坪，我们生活了八年，一九七七年八月，我们告别那里，回到了妻子的家乡。
我们离开之后，余老师一家还时常惦记着我们，得知我们的户口还没有落实，吃饭比较困难时，他们还特意托人从那么远的地方带来了一百斤大米。从活龙坪到妻子的家乡有两三百里路，中间还要到县城中转一次，当时又没有班车，要带这么重的东西，还真是不容易。
经过严冬的人，才知道太阳的温暖；受过饥饿的人，才倍感大米的可亲。我们一家人捧着这来自远方的白生生的大米，眼里噙满了激动的泪水。
我们与余老师一家相处八年，在特定的环境下，建立起特殊的友谊，这种友谊是牢不可破的，是永恒的！
二零零七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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