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真相：安平是怎样的抗战英雄（三）（转自萨江的BLOG）
谢谢大家努力为萨江提意见，有很多人在留言里面质问萨江的政治立场，问萨江是国粉还是共粉，萨江觉得这很可笑，因为研究历史的人是要努力克复自己对于历史的偏见的，虽然萨江本人的专业并不是历史专业，但是这个原则还是知道的。但是因为这段历史离我们太近的缘故，不免夹有我们个人的种种偏见，萨江已经在努力克服了。同时我要申明一下，我写这个系列的文章并不是为了说明说安平在抗战中什么功劳战绩都没有，看了我的文章的人都看得出来，我是严格按照资料来推论安平在战争中的功绩的，没有抹杀他应有的功劳，我这只是为了反驳那些不切合实际地妄意地夸大安平功劳和所谓的指挥军事能力的说法，本文的本意是没有明显的批判和赞扬的立场的，就算是有也是根据具体的资料来的。
同时萨江也为上一篇文章写得过于简略而道歉，长城抗战中日双方作战军队和部署的军队加起来超过了五十万，是七七事变之前最大的中日冲突，想要详细地描述安平三个多月都具体干了什么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方面萨江建议网上的朋友看看张学L的回忆录，里面写的比较详细，而且我总结的安平做的事情一部分是直接从这本书里面得出来的，一部分是参考了《战争回忆录》这本书，这部书里面记载大部分解放后留在国内的国民党将领和**的将领的回忆，真实性比较高，吕正操的事情时任东北军参谋长的荣臻和代替万福麟出任军长的黄显声都有提到，都说是安平提议趁着日军骄横打一个伏击战，具体的计划和建议都是吕正操提出来的，当然，安平和张学L全盘接受并且让吕正操一个上校指挥也算得上是知人善用了。
在长城抗战之后，张学L虽然在长城率部抵抗住了日军的侵略，但是丢掉了热河是事实，国民政府不能不有所表示，正好蒋委员长第四次围剿失败，正在筹划第五次围剿，就把张学L南调，委派他为豫皖鄂剿共司令，围剿豫皖鄂苏区。华北的军事还是交给了何应钦，何应钦在华北主政的时候对日妥协导致华北门户大开，接着察哈尔宋哲元也对日妥协，签订了一系列的对日本让步的协定，导致日本人在华北势力大胜，拉拢了一大批汉奸搞起了华北自治运动，到了35年何应钦和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免去了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等对日不友好的官员，取缔抗日团体和镇压抗日活动，划冀东五县为非武装区，这就相当于把日本人的势力放进了长城了。本来宋哲元是因为日本人觉得他让步让得不够大而抗议让国府把他免职掉的，但是日本人接着就在华北策划自治运动拉拢寓居天津的宋哲元当汉奸，国府一看在华北地区国府完全没什么势力，又启用宋哲元主政华北，这就是为了让二十九路军能够填补**势力南撤之后河北的兵力的空虚，关键的时候宋哲元顶住了日本人的压力，没有当汉奸，但是日本人在华北的势力已经相当大了，不断的提出华北自治的要求，这个时候就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
本来应该直接讲安平的，但是讲了这么多是不是废话呢？不是，自1933年长城抗战之后安平一直在做什么呢？他一直在建工厂，建公司，连委员长请他加入剿共参谋部他都没有参加，而是忙着在四川云南等地买地等。刘文辉和潘文华等人的回忆录里面都有记载，提到抗战开始之后安平凭借这些工厂土地发大财的事情。同时安平还参加了**德械化的军事采购，主要是给埃里克森先生争合同，还有就是广东政变后帮助国民政府和广东广西福建组成的西南政府沟通，这是长征过程中的一件大事，要不是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吸引了委员长的注意力，中央红军的损失还要大（关于广东政变，萨江以前写过一个考证的帖子，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段时间，安平一直担任财政部副部长的职务，虽然挂上了正式的少将军衔，但是并没有参与军务，没有带兵，没有自己的下属，只是参与军队整编而已。并且他大多参与的是外交事务，包括第五次围剿之后到北平以商务考察的名义拉拢宋哲元，压制一二九学生运动，策划大学南迁等等，而且在国府在1936年的币制改革中也有他的身影很明显，当时国府的币制改革主要依靠美国和英国的支持，而美国方面埃里克森收购的美洲国民信托储蓄银行正在中国开展业务，这里面有他们的参与也很正常，而且因此我们就可以从安先生的行动中得到一个大致的印象。
委员长主要是利用了安平的外交力量，他和宋哲元及其属下在长城抗战里有交情，又不是国府正式的高官，可以掩人耳目，所以在绥远形势紧急的时候，安平受命到了绥远和山西他的任务也是协调中央与阎锡山、傅作义之间的关系，在日本人在绥远扶植伪蒙古国政权这个问题上加强沟通。因为当时很有可能陕北剿共即将成功，委员长不希望因为绥远的问题让陕北的剿共停止下来，而且寄望于苏联方面的干涉，希望绥远能够利用地形上的优势坚持住，直到苏联方面和国际上干涉；阎锡山不希望自己的实力被日本人削弱，希望中央能够派兵支援绥远。中央和地方各有各的打算，所以需要派一个人去做协调工作，这个人选就是安平。选择安平也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他不是单纯的委员长的人，他和福建广东都有交情，和张学L关系也不错，并且在山西和阎锡山也有经济上的合作，又有海外关系说起话来没有顾忌。沟通起来比较方便的话，那么绥远战事的前期的沟通安平的作用是很大的，帮助了蒋委员长下定了抵抗的决心，同时根据傅作义的说法是安平帮助提供了大量的新式的机枪和小口径炮的装备，这就更加说明问题了，傅作义的指挥水平不用怀疑，是国府里著名的将领，而且不仅仅精通打仗，治理地方也很厉害。所以说安平在这次战斗中又扮演了一个参谋和后勤部长的角色，同时因为他提供武器收取现金的缘故，还一度卷入了贪污救国会捐款的丑闻中。按照老萨的看法，这些钱极有可能是被安平统一收取作为武器装备费用的，很多人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就认为是安平贪污了巨款，实际上极有可能是傅作义和蒋委员长把钱移交给了安平作为采购资金用，如果安平的身份就是后勤官员的话，这就正常了。
而这边绥远抗战刚刚打完，那边西安就发生了张学L和杨虎城扣押蒋委员长的西安事变，接着安平就飞到了西安，希望能够和平营救蒋委员长，在走之前他给南京方面、西安方面和广东方面都发过电报，做好了沟通的事情，然后才飞的西安。
按照以前我们国家的一些历史学家的分析，安平之所以积极参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主要原因是他在政府里面的主要的合作者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一旦蒋下了台，很有可能是何应钦主军，汪兆铭主政，这两个人和安平没有什么好的交情，而在长城抗战的时候安平和何应钦就有了不小的矛盾，所以安平不能够承受蒋委员长不能够安全回到南京。而刚好他和张学L也有交情，所以直接飞到了西安。按照我们之前的资料来看，安平是公开发表过文章支持蒋委员长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的，这也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不喜欢这个人的原因。党内当时有笔杆子总结中国的危害的时候把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作为官僚资本主义的代表，安平则是买办资本主义的代表，后来为了统一战线的需要，这篇文章在很长一段都没有被提过，一直到文革的时候才又被人挖了出来，当然这是后话了。不过在当时，谣言满天飞的情况下（一度有传言说张杨和**勾结将要杀害蒋委员长），安平敢一个人直接飞到西安去，这也算是一种胆量了！
我们的教科书的说法是，国民政府内部亲日派企图取蒋而代之，我党深明大义，在关键时候定下了逼蒋抗日的政策，同时派出周副主席为首的谈判小组和张学L、杨虎城、蒋委员长三方会谈，迫使蒋委员长同意了建立统一战线的要求，这就是国共第二次合作。不少人的看法是当时即使是杀了蒋委员长也于事无补，反而加深了国共双方的仇恨。这都是事后的见解，而当时希望能够杀蒋的不仅仅是南京方面的亲日派，东北军内部和我党内部高呼杀蒋报仇的不少，我党从大局出发难得可贵。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没有讲的是共产国际方面的压力，苏联方面认为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中国的抗战可以帮助苏联拖住日本，而苏联方面认为中国方面需要一个强力的能够指挥全国的武装进行抵抗的领袖，这就是蒋委员长。安平在回忆录里面记载了他当时的想法，等到他看到苏联的《真理报》刊登了批判张学L杨虎城，并且申明苏联方面和这件事情没有关系的时候，他就马上坐上飞机去了西安，这就说明在政治上，安平把各个方面的态度吃得很透，结果果然如他所料，各个方面其实都不希望蒋委员长有事，南京的何应钦开始还高呼要武装讨伐张杨，结果最后倒了大霉，连带着他那一个派系的军官都遭了殃，其实当时即使是各地的军阀虽然心里面想要将委员长死掉，口头上也没有人说出来，李宗仁的回忆录里面就记载了即使是当时最反蒋的西南政府里面的胡汉民，也不得不发电支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正因为有了这些军阀口头上的支持，宋子文和孔祥熙才能够控制住国民政府同意和张杨谈判，并且和蒋夫人一起亲自飞到西安谈判。西安事变能够快速进入谈判的阶段，安平的功劳不小，一开始蒋夫人就发电称安平是她的私人代表，希望能够和张杨及**协商，安平打好了前站，后面的谈判就进行的很快了，然后就是订立条约，商量改编等事情，这都是细节问题，西安谈判定下的是大局，这对于国共合作就非常重要。
所以可以看见，安平最大的作用是外交，或者说是内交上的作用，因为种种原因他和各地的军阀都有交情，同时也有商务上的往来，在国府里也有很深的商务和海外的背景，能够中立的处理很多事情，对于帮助中央沟通地方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具体的很多事情可以参照洪学峰的《安平抗战年谱（1931—1945）》，抛开里面大肆吹捧说安平指挥军队的情况的话，这本书的可信度还是蛮高的。所以说安平在西安事变里面的表现对于日后建立统一战线的帮助很大，最起码是出了大力的，就凭借着一点他在抗战史上的地位就不能够绕过，但是他最引起人们争论的是抗战开始后的淞沪抗战和南京守卫战，这个我们在下一篇文章里面将和七七事变合在一起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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