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先前皇帝经验、猜疑心极重的秦始皇采取了比较极端的方式。在位34年、刚刚平定了北方，将天下变成40郡的秦始皇在咸阳设宴招待群臣和一些国内知名的文人博士。70位博士联名上前祝寿，其中一位叫周青臣的仆射“捧”得比较露骨一些：“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圣明，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帝听了这番话，很受用，顿时眉飞色舞，连呼“饮酒”。在座的其他文人儒士、博士听了则大不以为然，有的皱眉，有的撇嘴，有的假装瞌睡，来自齐国的博士淳于越则当即站起来，大声地说：“周青臣的话纯属奉承之言，绝非忠臣之语，应予申饬！臣闻殷周称王能够千余岁，原因何在？就是因为封了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事不师古而能长存者，非所闻也。”秦始皇听了，心中老大不高兴，但是大庭广众之下没有言语。随后，他将这一事情交给臣下在廷中商议。当然还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论得一塌糊涂。担任丞相的李斯大声说道：“五帝治理也不是重复的，三代更没有沿袭旧制，制度也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情势发生了变化嘛！今陛下开创大业，建立万世之功，这肯定不是一般的愚蠢儒生能够理解的，况且淳于越说的都是三代时期的事情，怎么效仿呢？”接着，李斯就开始上纲上线了：“从前，各国诸侯相争，用丰厚的利益招揽游学之士。现在天下已经平定，法令已经统一，百姓治家应专务农工，读书人应该学习法令。现在，这些儒生不学习今天的东西，整天捧着古书指责今天的事情，迷惑百姓，而且不依照法令教导百姓，反而在法令颁布后，千方百计地用自己的学问加以反对。他们表面上表示归顺，内心肯定不服！在外面街谈巷议，批评国事，以讽刺主上来捞名、以表示不同的意见为高尚，误导群众，尽诽谤之能事。如果这样的势头不加以制止，主上的权威肯定会遭到削弱，社会上也会形成小集团。对此，只有严加禁止，才会利于稳定。请陛下命令史官，凡不是秦国的史书，都加以烧毁；除了博士官职以外的人家，有藏《诗》、《书》、诸子百家著作的，集中起来焚毁；有敢谈论《诗》、《书》者一律处以死刑；凡是用古事批评今天政事的，灭其九族；官员如发现上述行为不举报的，与其同罪；命令下达30天内，还没有执行的，一旦发现，处以刑罚，并判处四年有期徒刑。只允许百姓收藏医药、卜筮、种树等书籍。如有人想学习法令的，就以官吏为师。”这番言论燃起了始皇帝内心积淤已久的怨气，当即说了一个字：“可！”接着，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焚书事件！焚书事件之后，儒生们还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继续以古非今，抨击秦始皇的政策，其中的卢生和侯生，在为秦始皇求仙寻不死药的名义下骗取了秦始皇的大量金银珠宝后，一走了之。他们在逃走之前，在民间散布言论，为自己的行为打幌子：“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除掉诸侯，兼并天下，为所欲为，自以为自古以来没有人能够比得过他。专任狱吏，博士很多，都是摆设，谁也不敢指出他的过错。天下事务无论大小，都由他一人决定，贪于权势到这种程度，我们不能为他寻求仙药。”这些话很快就传到了秦始皇的耳中。他大怒不已，下令严查，把在咸阳的儒生全部收监，最后圈定了所谓“犯禁者460余人”，皆活埋于咸阳坑中，留下了遗臭万年的“坑儒”事件。秦始皇本来的意图是打算用这种残酷、专断的方式禁锢人们的思想，从内心深处认可他及他建立的王朝，但事与愿违，人们并不因为看不到儒家以及诸子百家的书籍就没有了别的想法，反而因其暴政走上了铤而走险的道路。当时，太子扶苏对此行为进行了劝谏，说：“天下初定，远方的百姓们还没有完全安定，儒生们都尊崇孔子，现在主上用这么重的刑法治理他们，臣恐怕天下不安啊！希望陛下圣察！”秦始皇哪里听得进去，干脆把扶苏弄到北方的上郡（今陕西榆林南）督军去了，省得耳烦！到了汉初，刘邦当了皇帝，仍然面临一个如何收服人心的问题。儒生要求刘邦尊儒儒生陆贾经常找机会劝刘邦学习《诗》、《书》，尊崇儒家。一次，他的话把刘邦说烦了，汉高祖张口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老子是骑在马上得天下的，《诗》、《书》有个屁用！？”陆贾很了解刘邦的“混混”脾气，不为他的脏话所动：“您是马上得的天下，难道就可以在马上治国吗？况且，商汤、周武都是用武功夺取天下而用文治守护天下的，文武并用才是长久之计。当初，吴王夫差、智伯就知道用武而亡国；秦国制定了法律，终于灭掉了赵国。如果秦国兼并天下之后，奉行仁义，效仿先圣的做法，陛下哪里还能得到天下呢？”刘邦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听得进去别人的劝谏。陆贾的一番话显然打动了他，面色微微红了一下，说：“好吧，好吧，你给我写写秦朝是怎么失败的，我为什么能够获得天下，别忘了再写写古代的国家都是怎么成功和失败的！”结果，陆贾一口气写了十二篇《新语》，都是以儒学为治国之道。据载，“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可惜的是，刘邦还来不及系统地整合人们的思想就去世了！他所做的仅仅是在服饰礼仪方面用儒家的观点让臣子们有了很强的等级意识。董仲舒给汉武帝提供了强大的文化武器汉武帝时代到来了，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汉王朝究竟往哪里去？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尽管经过了文景的无为之治，但从统治原则上使用的黄老哲学只是让人们有了安息的时间，并不能给社会提供一套可以让人们认同的共同行为准则。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着高明政治头脑的年轻汉武帝已经看出，太后尊崇的黄老哲学不足以使他获得民心，也不足以让他的位置更巩固、国家更强大。他急于找到合适的思想工具，要求各地举贤良，他要亲自与他们面谈古今治国的学问理论。前前后后有一百多人前来应对，广川的董仲舒脱颖而出，其论系统而犀利，博古而通今，让汉武帝眼睛为之一亮。这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当汉武帝问及帝王靠什么来治理国家的时候，董仲舒说了一个字：武帝为之一振，问：“何谓‘道’？”董仲舒答：“道是国家达到治平所必然经过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达到治平所用的工具。”汉武帝也是一个读了很多书的帝王，不是那么好蒙的，更不是一个容易被说服的，他怀疑地说：“历史上，这些礼义学说真的那么有用吗？”董仲舒说：“周天子的子孙能够延续那么多年，天下安定宁静了很长时间，这都是礼乐教化的结果。”
书书网手机版 m.1pw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