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三件大事：王朝持续的帝王首略
嬴政终于当上了梦寐以求的帝，但如何才能当的成个样子，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必须与以往的天子有所不同，至少在排场上应该如此！因为数百年了，百姓们都没有见过统一国家的帝王了。
当始皇帝出巡的时候，无数的百姓人群聚集在路两边，眼巴巴的想看看这个能够将如此分裂的国家统一在一起的人到底长什么样：
“就是这个人，把这么大的中国统一了？！太不可思议了！”
为了显示与以往任何帝王天子的不同，他发明了“皇帝”一词，过去只有“三皇五帝”或者“天子”，意思是说他“德迈三皇，功高五帝，只有集“皇”、“帝”这两个词才能代表他的丰功伟业，并说明他君临天下、惟我独尊的无上权威”。
可是究竟如何在现实中展示自己的不同呢？
始皇帝通过经常的杀戮有异动或者被怀疑有异思的臣民以显示自己独一无二的威权，而身边臣子真是绞尽脑汁想出了各种各样的点子，其中大兴土木兴建豪华宫廷和不断的出巡就是典型的显示权威方式。这本来是让百姓看看新皇帝是多么气派从而产生敬畏感，哪知道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当时的民工小头目不堪忍受暴政而又对皇帝的出巡威仪羡慕、反感，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号，揭竿而起！
沛郡的小亭长（相当于今天乡镇派出所所长）刘邦在京城咸阳服劳役，挤在人群中看到前所未有的壮观队伍时被震撼了：
“大丈夫生在世间，就应该如此！”
如果没有这一幕，会不会有刘邦的皇帝梦就不好说了！
另外一个场合：
整天无所事事的贵族青年项羽在会稽（浙江绍兴）听说皇帝来了，赶紧跟着叔父去看看皇帝是什么样的神仙，能够将他们项家服侍的强大楚国给灭了！当然他看不到始皇帝的脸，但是当他看到这么豪华的车队和气派的时候，忍不住脱口而出：
“这个家伙完全可以被取而代之！”
多亏人多嘈杂，卫兵们并没有听见。不过，这一句话还是吓坏了陪他出来看车队的叔父项梁，赶紧把他领走了！从此，项羽变得更加自信了：连那个不怎样的小子都能够统一中国，我这样的能力应该没有问题！
这些副作用是始皇帝和李斯等臣属想也想不到的！
实际上，统一秦朝的影响确实是全国性的，也是世界性的。英文“中国HA）”来源，一般认为是“瓷器ha）”，西方的历史学家经过考证认为：这来自于“秦”，是当时罗马人对于“秦h”的称呼,实际上，“瓷器”也可能来自秦。看来，秦对西方罗马帝国还是产生了些许影响，至少他们知道东方有一个同样强大的帝国。只是，这个帝国的建造王朝——大秦王朝却过早的夭折了。实际上，嬴政是比较关心持续的一个帝王，他自称始皇帝嘛！希望子孙能够二世三世乃至万世哪知道事与愿违呢！
之后的项羽进了皇宫，本来非常可能成为新一代帝王，但他却一把火烧了阿房宫，坑杀了无数的秦国旧臣，丧失了机会！
刚刚登上帝位的隋炀帝，本来是个非常有才华的君主，极有可能成就新一代的持续王朝，但却自以为天下太平，以致最后每天照着镜子对身边的女人说：“这么大的头颅，不知道谁能够砍下？”！
李自成、刘宗敏等都进了京城。也赢得了民众的一时支持，却兵败如山倒！
历史长河中似乎有一种冥冥中的意志让那些自以为是的人，不管他们是多么聪明、多么雄才大略、多么强大有力，尽管他们可能也希望持续，如秦始皇、隋炀帝、项羽等，历史总是驱逐他们尽快的离开！这个冥冥中的事物是什么？难道真的是上天的旨意吗？如果真有上天？这个上天又是什么样的呢？
帝师•帝王•贼人
据《论语》记载，子贡问孔子：“如何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孔子回答：“足够的粮食、强大的军队以及民众的信任！”子贡又问：“不得已的情况下，必须去掉一个要素，哪个先去掉呢？”孔子答：“那就去掉军队。”子贡接着问：“那要是再必须去掉一个呢？”孔子答：“只好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们都会死去，但是治理民众失去信任就什么都完了！”
有人对此持有强烈的反对意见。汉代的王充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他情绪激动的指责说：“如果治理国家没有充足的粮食，百姓就要挨饿，就要放弃文明礼义；文明礼义都不要了，哪来的什么信任诚信呢？！”
我想，这应该是王充先生对孔老夫子的误解，他讲得是领导者无论如何不能失信于民，人们不信任你了不就完了吗？即使在危机的时候，领导者你也不要失信于民，否则，你就失去了民心！这不是说粮食不重要吧！当然重要了！现在是你没有了粮食，也没有了军队，但还要得到人民的支持！怎么办？那还是要遵守承诺！项羽与刘邦的成败关键点就在于此！
孔子是“素王”，也就是平民中的“王”，雍正题匾“生民未有”至今挂在孔庙的门楣正中，意思是说，自古以来没有任何一个“民”能够有如此的地位和造化，被世代称为帝王之师，享尽中国人的极致荣誉，生前却一世蹉跎，偶尔当过一两次政府的官员，业绩并不如他的理论那么受人称道！因为他是一个强烈的理想主义者（很多文人从政都有这个特点），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同时是一个强大的洞察者！他对于治理国家以及如何让政权持续的策略和看法还是为诸多帝王视为圭臬！
实际上，很多不太成功的帝王也知道孔子理论的重要性，也了解一个帝王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要求。有的人做的好，有的人做不到！做到了就成功了！做不好就失败了！成功了，就成为开国皇帝或者中兴皇帝，失败了，就成了贼人！
混乱的两晋南北朝时期也并不全部是昏君当道，也有不少有着些管理意识的帝王，比如逼晋恭帝禅位而称宋帝的刘裕，其选中的太子刘义符继承了（在其三子刘义隆继承）帝位时（后称宋太祖），并没有因为是继承的帝王就感觉太平了，而是深深地了解这个混乱天下的治理难度。他曾亲自给作为军事重臣的弟弟刘义恭写信，谆谆告诫其管理应注意的关键事项。他说：
“治理天下是很难的，国家事务非常重要，虽说我们是守成的，但并不容易。盛衰安危，全靠我们兄弟自己，没有人会帮的了我们，因此，我们要千万存有惶恐之心！
我知道，你的性情比较急躁，心里想到什么就要做什么；心里不想什么，就随着外部的环境变化。这是你的最大缺点，一定要克服！关羽、张飞的下场值得注意！
如果以后我个人有什么不测，我的儿子还很小，你就要行周公之事，辅佐新君，不能有什么不恭敬的行为。那时，天下的安危就靠你和义康（宋太祖的另一个弟弟）两个人了”。
然后，他又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
“你要尽量少花钱，懂得节俭和体恤民众，学会尊重他人，以势压人，别人不会真正服你的；以威见人，才能赢得下属！
你要多见见基层的小官吏们，他们最了解老百姓和底层人群的想法和现状！”
也就是有了这样的治理主张，这个刘义隆当了近三十年的偏安帝王，在当时也算是个奇迹了！不过，他的继承人就没有这样的认识了，而且早把老爹的语录扔在了脑后，败亡也就在意料之中。
隋文帝、隋炀帝父子都是从乱世中打出来的天下，难道不知道这样的浅显道理？但是难以控制自己的和性格，因此也就难以做到位！有些人做到了，成了一代明君，建立了一代强势王朝；很多称帝的人都希望持续，但不知道如何持续，甚至认为只要控制臣子不造反或者完全听命于自己就可以持续了，隋文帝杨坚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王朝统治者，从个人的作风方面，杨坚谈得上是一个好皇帝，勤劳思政，经常在批公文的地方用餐，而且任用了一些有才能的大臣，但是从管理的能力来讲，他可以说是一个很差的皇帝，由于猜忌之心太重，又不会运用比较合适的管理方式，结果就是大批有才能且忠诚的臣子被冤死，以致最后为甜言蜜语的杨广迷惑而将江山交给了一个败家子！
这个杨坚在没有称帝之前，人缘还是蛮好的，不少人愿意辅助他、帮助他，甚至愿意替他卖命，这当然一方面是南朝的陈朝实在是太不象话了，陈后主这样的，已经没有了帝王的影子，另一方面不能不说杨坚在当时是一个很有抱负、也有一定能力的人。一旦称帝，他的心态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与老同学、也是老部下元谐的关系变化就是典型：
元谐是汉化鲜卑人，出身原北魏皇族，家世贵盛，与杨坚同岁而且是国子监的同学，后来二人都从军，且都立下赫赫战功，惺惺相惜，对于杨坚的快速上升，元谐不仅没有嫉妒，反而对于杨坚的志气和才能很是佩服，当杨坚成为北周大丞相的时候，元谐则成为杨坚的最亲密、最值得信赖的追随者。
元谐是个野心不小的人，但却是一个甘当绿叶的人，他看出了杨坚不甘人下的心思，在一次私下的聚会中对杨坚说：“要做大事，必须有自己的亲信！你没有亲信，就像水中有一堵墙，很危险呀！”
这些话对杨坚称帝和统治都发生了难以替代的作用！登基称帝后不久，在一次与众多亲信大臣的聚会中，杨坚若有所思的微笑着对元谐讲：
“没有亲信。看来还真的很难成大事呀！”
元谐听了，欢喜且忧，欢喜得是这明显是说元谐的功劳，忧得是他知道杨坚是个猜疑心极重的人，这句话也是提醒他的！
不过，元谐尽管了解杨坚的为人风格，但是还是自以为是开国功臣加同学，杨坚怎么说也得买账吧，于是，在不少场合，有意无意的担当其谏臣的角色，他觉得他说这些问题是对杨坚负责，而且也只有他才敢对杨坚说些忤逆旨意的话。
一次，杨坚兴高采烈的登上大兴宫的南门——广阳门，大宴南征将士，元谐也在其中，他借机向皇上进言说：
“陛下大获全胜，可喜可贺，如今威望远播、恩德隆重，恳请陛下可以将战俘突厥可汗封为侯王、陈后主叔宝为令史，以便让天下感受到陛下的仁慈胸怀!”
尽管当时是私下场合说的，但是杨坚立即怒形于色，说：
“我平定陈国，把他从位子上拉下来，也杀了一些叛民，并不是为了扬威，是为了老百姓！今天，让他在我朝做官，老百姓会赞同我吗？突厥人更是狡诈多变，怎么能放虎归山呢？你的这些主意太书生气！”
元谐默然而退！
从此，隋文帝就对元谐有了看法，而元谐的仇家趁机诬告说：有一次，元谐、元滂兄弟去见杨坚，元谐悄悄地对元滂说：‘我才是这里的真正主人，殿上那个家伙，贼也！’结果，元氏兄弟皆被处死，家产遭查抄！嗨！人家兄弟之间真有悄悄话，别人是怎么知道的呢？！也是一个莫须有啊！
所以，有的人是真的不知道如何持续，只能是个短命的贼！有的是对于帝师的教诲很清楚，但是有意或无意的不做或做不到，只能是个短命的王朝，只有其中的少数人既深深的了解其中微言大义又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身体力行，成就了长寿王朝的皇帝。从历史的进程看，短命王朝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持续王朝的数量，短命“贼”的数量更是多如牛毛！因此，能够成就长寿王朝的开国帝王或者中兴帝王都应该是其中的佼佼者！
那么，成就长寿王朝的帝王有没有与众不同的方式。从管理的角度看，笔者觉得，有三件大事是事关王朝持续的关键，关注到位了就是成功的帝王，不关注或者关注不够就是一个不成功的帝王，王朝有可能出现崩溃，导致无组织力量和外力的侵蚀。
哪三件事？
社会丰裕、利益平衡、权力安全。
这应该是事关王朝持续的最基本的事情，优秀的领导者和帝王应该记住并尽可能的做到这些最基本的事情。
我见过许多企业家喜欢阅读皇帝传记，甚至沉迷于帝王权术之中，有着难以释怀的皇帝情结（这也大概是不少中国男人都有的情结吧！），但是往往忽视了那些成功帝王在构建持续王朝时候的意志、智慧和能力。比如我曾经认识一位企业家，非常喜欢阅读皇帝传记和看皇帝电视剧，在一次与我的谈话中，他对我大谈谁是他的纪晓岚、谁是他的和珅等等。我一看此人已经“走火入魔”了，就说了一句：“要是你的纪晓岚跑了怎么办呢？”
他哑然！
如果你真的有皇帝情结，千万别忘了优秀帝王的真正智慧是什么？他们的管理核心是什么！他们在管理上最关注什么！
社会丰裕：长寿王朝帝王的第一件大事
李自成靠什么成功进军北京？就因为那句“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许多王朝为什么被倾覆？《易经》讲：穷则思变！
学生问孔子：“治理国家的最根本的方法是什么？”
孔子答：“使民富且寿”
秦王问尉缭：“如何使国家更加强大？”
尉缭答得很艺术：
“要称王，那就要使民众富有，要是称霸，那就让谋士富了就行！勉强生存的国家，大臣都比较富有。无道的君主都是国家的仓库满满的，老百姓的口袋空空的！有道的君主应该是让官民共同富裕”
这大概是最早的“和谐社会”本质的描述！
当齐王问管仲“如何治理国家”的时候，管仲则直截了当的提出：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
他的结论是：
“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
这大概是我国最早的民富论吧，将“藏富于民”作为治国的基础！我觉得，这也是最早的“发展是硬道理”。
从社会最底层上来的刘邦深深了解这一点，上台后的休生养息政策直接影响了他的继承者－文帝与景帝。历史上也就有了“文景之治”。汉武帝就是因为祖父及父亲积累了大批的物资能够让他大张武力，而他的武力尽管让汉朝的光芒照射进了西域，让周边的其他民族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并臣服，却让他之后的西汉历朝皇帝都备受社会疲惫的困扰而软弱。
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尽管出身皇族，但身世艰难，历尽千辛万苦，取得了江山！他很清楚，为什么自己会赢得百姓的支持。一次，太子问他攻占的谋略。他若有所思的回答：
“当初，卫灵公问孔子排兵布阵之事，孔子没有回答。现在，这也不是你要了解的！”
他大概想说的是让太子应该更多的关心民众的疾苦，更多的掌握社会丰裕的管理能力而不是攻占打仗的能力。
要想让老百姓富裕，就得让他们耕者有其田。战乱导致了大量的流民，汉光武帝刘秀知道，如果不能让更多的流民得到足够的土地，民间的贫穷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他在民间的时间很长，早就知道天下的垦田已是分配不均了，即使进行丈量也是多不确实，尽管让各地官员着实丈量，但仍然受到利益集团的软磨硬抗，本来就没有完全平息的民间造反势头似乎有抬头的迹象！
刘秀真急了，亲自抓土地问题，要求各郡直接将公文呈送皇帝！刘秀在阅读陈留郡报告的时候，发现该报告的一页边脚上写着一行小字，他仔细一看，写得是：
“颖川郡、弘农郡可以问，河南郡、南阳郡不可问。”
刘秀觉得有些蹊跷，就问负责公文的官员：
“这公文是从哪里来的？上边这行字是什么意思？”
这个官员不敢说，就撒谎说：
“陛下，这是从长寿街上捡到的”
刘秀怒从心头起，连骂：“荒唐！”
身后的12岁皇子东海公刘阳赶忙遮掩：
“当地的官吏接到郡府的敕令，要求他们要与其他郡的丈量土地数量进行比较！”
刘秀更觉得可笑，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说河南郡、南阳郡不能问呢？”
刘阳只好实话实说：
“河南郡，是帝王之城，有很多圣上身边的臣子和亲戚；南阳郡是圣上的家乡，更是有很多圣上的近亲，田地住宅很多超出了规定的标准，不好作为丈量的标准。”
刘秀大怒，召集相关人员进行质问，果然如此，当即下令：
“无论是什么地方，无论是什么人，土地丈量必须如实进行！”
对于处事不公，弄虚作假的官吏予以刑罚处治！
看来，刘秀之所以能够将祖先刘邦开创的汉代王朝持续上百年，正是抓住了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
历代的开明君主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形成了共识，例如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来自草根，很早就清醒的认识到：“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认为“保国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则亲，民穷则离”，但是他的那些在宫中出生的孙子后辈们不大知道这些了，他们足不出宫，即使出宫，不是玩耍就是象征性的找几个地方看看，你可以想像这些继承帝位的皇帝是如何了解基层的，即使现在网络如此发达了，交通和信息这么发达了，乡骗县、县骗市、市骗省、省骗中央的事情还屡屡发生（比如小煤窑的安全问题、粮食储备问题、违规批地等）。何况那时呢？！
明朝弘治皇帝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年轻帝王，他登基17年（1504年）的一天，他召见了年近70的兵部尚书（国防部长）刘大夏，问：
“朕好几次打算任用你，你怎么总是推辞呀，究竟是什么原因？”
刘大夏的话听起来倒也无懈可击：
“陛下，臣老了，浑身是病，精力也不够了！”
弘治也不是好糊弄的皇帝：
“这是托词，为国家卖命是臣子的本分哪！何况现在正是朕用人之际！”
刘大夏很诚恳的回答：
“陛下，现在天下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万一出个什么乱子，兵部肯定是要负起责任来的！老臣的能力实在是不足以面对这样的问题，害怕辜负陛下的一片信任哪！”
弘治默然，为刘大夏的话震惊不已：
“你以前也对朕说过‘天下民穷财尽’的话，可是祖宗开国以来，一直按照规定征收税赋，怎么一下子就到了这种地步呢？”
刘大夏说：
“陛下有所不知，问题就出在不按规定征收税赋上。比如广西每年取木材、广东每年取香药，都是数以万计的银子。这类的小事情尚且花费如此之多，其他就可想而知了。”
弘治又问起军队的情况，刘大夏说：“和老百姓一样穷。”
弘治真的有些想不通了：
“军队每月都发口粮，出征还发补贴，怎么会穷呢？”
刘大夏说：
“那些军官们克扣军粮补贴的比例超过了一半，又怎么会不穷呢？”
弘治长叹一声：
“嗨，朕当这个皇帝这么久了，竟然不知道天下军民这样贫困，如此下去，祖宗的江山非断送在我的手上不可！我凭什么做人主呀！”
于是，他下诏严禁。不过，从后来的越来越严重的情况看，禁令似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奉命去山东曲阜祭孔回京后给皇上描述了一幅更加具体的图景：
“臣奉命匆匆一行，正好赶上大旱。天津一路，夏麦已经枯死，巯（秋天的）庄稼也没有种上，挽舟拉纤的人连件整身的衣服都没有，种地的农民各个面有菜色。盗贼猖獗，青州一带的治安尤为严重。从南方过来的人说，江南、浙东的路上满是流民逃户，纳税户越看越少，军队兵员空虚，仓库里的粮食不够十天吃的，官员的工资拖欠了好几年。东南本是富裕之地，承担着税赋的大头，饥荒到了这样的程度。北方人懒，一向没有什么积蓄，今年秋天再歉收，恐怕会有什么不测的事情发生啊！”
这是明朝中期的“心血管病”发作的征兆。
实际上，历代王朝中的造反契机与五代十国的乱世迭出都是这种“病症”的大发作，你想想看，两晋时期的晋惠帝，当大臣说有饿死人现象的时候，他竟然说出“何不食肉糜（粥）？”的话，能不走向乱世吗？
秦始皇、隋炀帝、貌似强大的元帝国之所以成为短命王朝不能不与频繁的征伐、奢靡而导致的社会贫瘠有关！而刘邦、唐太宗、朱元璋、康雍乾等帝王正是对此有着深深的体验而推出修生政策，将社会丰裕奉为不可动摇的国策！
唐太宗认为：
“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如果庄稼不能丰收，国家也就没有富裕可言了！”
康熙皇帝倒是对这种思想深有同感：
“自古国家久安长治的根本，就在于以让百姓富裕为首务！”
利益平衡：长寿王朝帝王的第二件大事
谈到平衡的时候，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清乾隆时代刘罗锅、纪晓岚与和珅的争斗故事，让臣属之间形成制衡似乎被看成是帝王御人的根本技术，其实，笔者谈到的平衡主要是帝王关注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和一体化，不是臣子内部的平衡和制衡。对于一个优秀的帝王来说，这才是最大的平衡。
秦朝完了。有人说，秦朝就是遭到天下人的憎恨才完了的：
秦始皇焚书坑儒，文人儒士恨透了秦国！
秦始皇灭掉六国，六国后人恨透了秦国！
秦始皇不封子弟，子弟功臣怨透了秦国！
秦始皇里外不是人，其国不亡才怪呢？！
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恨秦始皇，其实是一个虽然简单但秦始皇本人不太理解的原因，那就是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平衡。
据说，西汉末期靠不正当手段也过了一回皇帝瘾的王莽因很早就在政界打拼，深通其中潜规则，练就了一副高超的政治手腕，尤其擅长于在官员之间制造平衡与制约：
王莽上台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整顿朝中大官，千方百计的压制他们的气焰，一方面可以收取民心，另一方面也稳固了自己在朝中的权力，毕竟朝中大官才是身边最有威胁的对手，特别是对于他这个以外戚身份登上皇位的人。
王莽规定，公卿大夫走入皇宫者，随从名额按照官阶大小有一定的限制。一次，太傅平晏入宫，带的随从人员超过了规定的标准，皇宫门卫长将这些人挡在了门外，而且大声宣读规定，平晏的火一下子就窜了起来，他哪把这个小绿豆官放在眼里，立即要身边的心腹警卫把门卫长捆了起来，扔在一边，扬长入宫。事后，门卫长哭着把这件事报告了王莽，王莽听了大动肝火，当即派数百军队包围了太傅宅邸。平晏开始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一打听才知道是捆绑门卫长一事捅了漏子，赶紧将那名心腹警卫送了出去。这名为虎作伥的警卫被军队活捉，被公开处死。这一招确实利害，不仅吓得太傅不敢仗势胡为了，就是其他的京城大官也都夹起尾巴做人，免得灾祸临门！
客观的说，王莽上台以后还是想做些事情的，而且对于官员之间的制衡，手段也是比较高超的，但是，他最致命的要害在于不明白成功帝王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利益集团的大平衡问题，他的王朝短命也是来自这种致命伤：他身边缺少支持的力量，仅仅靠本家有外戚转换过来的人员是不够的，所以，他的失败倒不是由于他是篡权上去的，其他篡权者，如建立大宋王朝的赵匡胤、建立隋朝的隋文帝以及曹操家族、司马懿家族等，关键的败因在于不能平衡各大利益集团，失去了几乎所有利益集团的支持！
美国领导力权威约翰•加德纳说：“今天的国家领导人必须懂得如何与各种分裂的社会团体打交道，这些团体很难彼此理解或取得共识。”
实际上，中国的古代帝王中比较优秀的人对此都非常清楚，他们尤其关注皇族与贵族、统治者与民众以及与边族等利益集团的平衡。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自己一味要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肯分给别人，自己也是得不到的，即使得到了也守不住！
刘邦大概是最早看透着这层道理的一个君主，自己既没有很好的家族背景，又没有什么过强的具体本事，但他清楚让各个利益集团代表者能够获取应该获得的利益才能获得这些人的支持，而且不让一方过于强大是最基本的道理。
刘邦封雍齿是一个典型情境，实际上他对韩信的态度更值得玩味：
韩信确实是个带兵打仗的天才，但是毛病很多：固执、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嘴上没有把门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也没有什么固定忠诚的信仰，个性随意，有时不顾大局，对别人的感受不太敏感，几次对刘邦的自尊心都有很大的伤害，而韩信自己没有任何感觉！所以，刘邦从心里就不大喜欢他，由于是个打仗人才，他也就忍了下来，何况还有很多能征惯战的将军们都是从别人的军队过来的，一旦韩信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其他将军可能会想到自己的问题，因为在他们眼里，韩信的威信还是比较高的，那个时候，能够打胜仗的才是老大！
《资治通鉴》里有一段比较形象的描述：
楚汉相争的胶着之际，韩信东进，拿下临淄，俘虏了齐王，在派人报捷的同时，送来了一封书信，上写着：
“齐人虚伪、狡诈、变化无常，这里是个反反覆覆、屡降屡叛的地方，请求封我为齐国的假王（也就是代理国王），这样才能镇服齐人”。
刘邦一看就火了，这不是关键时候进行要挟吗？！当即大骂：
“，我被围困在这里，日夜都盼着你来帮我打败敌兵，你这小子却要封个什么假王……！”
就在这时，张良拉了拉他的衣服、陈平踩了踩他的脚，刘邦立即醒悟过来，眼睛直盯着韩信使者，继续大声粗气的说：
“韩信，你这小子也真没出息！大丈夫平定了诸侯，就应该是真王了，还做个什么假王！”
他派张良亲自拿着印信到了临淄，封韩信为齐王，仪式非常隆重，韩信很受用，对刘邦的指令自然也就很服从了，其他将军有的也先后封了王，即使没有封王的也心中充满了希望！将军集团的利益获得了充分的满足，也激起了他们消灭项羽的斗志！
最大的强敌项羽在垓下自杀了，他的头颅被割下请赏去了，他的身体被一帮军官分割了去邀功，汉天下有了雏形，刘邦在洛阳南宫大宴群臣，得意之余，问道：
“诸位王侯、诸位将军，你们今天说实话，我之所以得到天下是什么原因？项羽之所以丧失天下是什么原因？”
高起、王陵马上站起来回答：
“陛下在命令人攻打城池夺得了土地之后，将得来的土地都封给了攻占土地的人，和大家共同分享利益；项羽就不这样，对有功的人加以杀害，对有才能的人起疑心，不肯信任。这就是陛下得天下而项羽失天下的原因吧！”
可见，刘邦的分封在与项羽的争战中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他得意的说：
“你们只说对了一半！要说运筹帷幄而能决胜千里之外，我比不过张良；要说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粮饷，使前线用粮不断，我比不上萧何；谈到率领百万大军，每战必胜，每攻一定会夺得敌人土地，韩信绝对比我强得多。那么，各位，我做了什么呢”
“……”
“我能够重用了这三个人，而项羽有一个范增都不能用。这就是他被我擒杀的根本原因！”
尽管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并没有天下太平，如何对待韩信等重臣仍然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项羽部下大将钟离昧在项羽自杀后潜逃，刘邦由于多次败在他的手下，因此恨透了这家伙，一定要将其生擒而快之，而钟离昧走投无路之际偷偷到以往交情很好的韩信那里躲藏了起来，不久，刘邦就知道了，大为光火，有人则趁机说道：“韩信这小子肯定想造反，发兵一起杀了他算了！”刘邦咬牙切齿，看了看陈平：
“陈平，你说呢？”
陈平冷静地说：“那人上书告韩信造反，韩信知道这回事吗？”
刘邦说：“应该不知道。”
陈平问：“陛下目前的军队在作战能力方面能够与韩信的军队比吗？”
刘邦说：“恐怕不如韩信！”
陈平接着又问：“那您觉得在座的诸位将军在指挥作战的能力上有比过韩信的吗？”
刘邦说：“没有！”
陈平说：“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您觉得能够发兵与韩信作战吗？”
刘邦沉默了，缓缓说了一句话：“你说该怎么办？”
陈平说：自古以来天子有巡狩、召会诸侯的仪式，以显示对于地方民心的关心。陛下可以以巡狩云梦地区的名义会诸侯于陈、蔡之西界。韩信接到天子巡狩会诸侯的消息后，肯定会依照诸侯的礼节前来拜见您，而且也不可能带什么部队过来，那时擒他用一个力士就足够了。”
刘邦很赞同陈平的计谋，就下令通知附近诸侯的巡狩计划。韩信闻讯后，半惊半疑：天子到此真的就是为了巡狩，是不是为了钟离昧而来？如果真要起兵反叛的话，这么多诸侯都在这儿，自己势必遭到围剿而亡！焦虑之际，一位谋士对韩信说：“楚王（韩信当时的王位），天子无非是为了钟离昧而来，只要杀了他，将首级交给天子不就完了吗？为了他与天子闹翻不值得！”
韩信最大的弱点就是大事糊涂、小事明白，自以为明白实际上糊涂，军事上明白、政治上糊涂。他觉得谋士说得很有道理，就闷闷不乐的来见钟离昧，向他透露了天子要来的消息！钟离昧一听就明白了，说了一句话：
“这是我给大王您惹的祸，大王您一定要明白，即使真把我杀了交给刘邦，他肯定还是饶不过您的！”
韩信低头没有说话！
钟离昧进到里屋，长叹一声，横剑自刎！
年底，刘邦果然如期会诸侯于陈地，韩信也果然提着钟离昧的头来见。韩信刚刚拜见完毕，就被刘邦身边的武士拿住捆绑了起来，韩信大喊：
“我何罪之有？”
刘邦气愤地将别的诸侯揭发的状子扔在他的眼前：
“你私藏国家重犯，置朝廷，命令于不顾！究竟是怎么回事？”
韩信无话可讲，在被押解到京城长安的路上，韩信对身边的人慨叹：
“我真是该死，早就有人告诉我：‘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啊！这么简单的道理我都搞不懂！”
但是，刘邦忍住了没有杀他，而是在拘留了一段时间后将他贬为淮阴侯，一方面韩信代表了军事功臣集团，杀掉了之后恐怕会引发军事重臣的过敏反应，毕竟天下还不是十分太平，同时也是给功臣看看他对于功臣还是比较宽大为怀的。
为了制衡军事功臣集团的权力，刘邦大量分封诸刘姓子弟为各地之王。首先把韩信的楚王封地分为两个封国，一部分交给了堂兄刘贾，然后，逐步分割，形成了新的分封局面。随着韩信、彭越、陈豨、英布等功臣王相继被消灭之后，刘姓诸王基本上控制了各地的局势。不过，刘邦这个人是个很敏感的人，他发觉在军事功臣逐渐失势之后，自己的皇后吕稚为首的外戚势力有所加强，而且他很清楚吕后是一个不甘寂寞的女人，要是自己有个三长两短的话，这个女人可能会对刘氏江山构成威胁！
怎么办？眼下也看不出什么明显的征兆！为了防患于未然，他想了一个不是主意的主意：盟誓。这是中国最传统的约束性行为。
他选了个黄道吉日，诏令文武大臣皇族到太庙参加祭祀刘氏祖宗的典仪，吕后及诸多外戚当然也受命作陪。
祭桌上供列着整牛、整猪、整羊三牲，旁边系着一匹可爱活泼的小白马。殿堂上钟鼓齐鸣，香烟缭绕，盛满醇酒的器皿散发着阵阵诱人的香味。
午时三刻，刘邦拈上一炷香，站在供桌前，右手一挥，大喊道：“刑白马！”
持刀武士挥刀刺中白马，散发着热气的马血喷溅而出，被早已准备的坛子接住，分给了每一个在场的皇族后族和文武大臣。刘邦首先端起血酒，一字一句地说：
“从今以后，不是刘姓宗室的人，不得封王；不是立有战功的，不得封侯。敢有违背盟约者，不管地位多高，权力多大，天下都要共同讨伐！”
说完，他仰起脖子，一饮而尽。吕后也捏着鼻子，屏住气息，把血酒灌进了肚子。文武大臣等齐刷刷的举杯发誓：“谨尊圣命，万死不辞！”说完一口喝干。
这个仪式说管用也管用，因为在诸吕称王后终被文武大臣灭掉；说不管用也不管用，还是没有禁止吕后的封王举动。
刘邦的平衡木管理战略还是发挥了比较理想的作用，内部对民众采取修养生息政策，缓解统治者与民众的矛盾；外部对外族也采取了和解策略，以后的和亲从此开始，缓解中原地区民族与边远民族之间的矛盾。可以说。刘邦是有正史记载以来我国第一个管理上的平衡大师，也算是在实践中比较注重了中庸的原则（尽管他本人对儒学也有很多偏见和看法）。这恰恰是刘邦得到天下并享受持续太平的诀窍，他的后代就不这样认为了，以为天下就是我的了，似乎皇帝拥有一切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王朝的“慢性病”开始了！
唐太宗、清康熙、赵匡胤都是王朝政治平衡的高手，唐后期的纷乱都是失衡的结果，而康雍乾的三世繁荣也是平衡的结晶，而利益群体处理的失衡往往是导致王朝崩溃的基本原因。
王朝走向崩溃的失衡一般有几种典型的表现：
一是统治者阶层与民众之间的利益关系失衡。这种利益失衡的集中体现是皇族官僚阶层凭借政治强权对于民众根本利益――土地的强行占有而至民众流离失所形成流民。汉代张禹买田达四百顷之多。汉成帝时，有一个被称为“宿儒”的丞相翟方进，在侵占汝南粮田没有达到目的时，竟然利用职权破坏水利设施，致使田地枯旱，颗粒无收！东汉末年，更是豪绅、富商、世族、官僚、贵族横行夺地的“黄金时代”，唐、宋、明末皆如此。明朝刘谨弄权时，他本人侵吞土地无数（据调查，他已经进入了2004年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千年最富的6位中国人之一），手下有个叫谷大用的跟班小太监竟然强占民田达万顷之多！
二是统治者内部的利益关系失衡。统治阶层中利益失衡导致的激烈倾轧也是王朝毁灭的内因之一。翻开《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王朝末期的官场特点极其鲜明：帝后持政、外戚专权、宦官横行、官员党争！东汉的党锢和宦官专权、唐朝后期的军阀霸道与党争、北宋南宋晚期的的官僚倾轧、明朝晚期的太监当道、清朝后期的慈禧垂帘，更不用说那些短命王朝的政坛了！1644年4月24日，李自成兵临北京。25日午夜刚过，崇祯皇帝静悄悄地来到魅影重重的景山，走到一棵歪脖树下，将已经写满遗书的衣服穿上，长叹一声，上吊自杀。从遗书的内容看，他似乎并不怨恨李自成而是怨恨那些干拿俸禄不干正事且相互倾轧的官员。他写道：
“我自己有不足，德行也不够，招来了上天的怪罪。但这都是诸臣误我。我死了没脸面见祖宗，只好自己摘掉皇冠，用头发遮住自己的脸，任凭你们这些贼子分裂我的尸体，不要伤害一个百姓！”
从遗言看，崇祯本质上还是一个好皇帝，而且也有励精图治的雄心，只是长期处于宫中，身边只有太监和弄臣，对于如何治理国家只有理论上的明白，对于实际上如何治理毫无感觉，在位17年，受到了朝臣无数次惨不忍睹的糊弄，就在上吊前的几个月，受他重用的宰相周延儒还狠狠地糊弄了他一次，把一次根本就没有打起来的战役吹成了大捷。官员等朝廷内部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已经成了官场的一切，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默契：能够糊弄皇上就糊弄皇上。
三是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失衡。中原王朝并不是完全封闭运转的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处理好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治理内容，也是影响王朝寿命的一个要素，如西汉末期边族匈奴及相关民族的频频进犯、两晋时期对北方战斗不利而形成的北方蛮族的强大与凶悍进攻，当然，最典型的是宋朝末年的女真族、蒙古族的强盛、明朝末期的北方满族的崛起等等。与这些逐渐强盛的北方少数民族进行持续的博弈是王朝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博弈的失利或者失策往往是导致蛮族进入中原削弱王朝、甚至摧毁王朝的力量。除了人所共知的元代宋、清代明外，匈奴贵族刘渊父子灭掉西晋，打着“匡扶汉室”的旗号，建立“后汉”小王朝也是一个典型的历史情境！
权力安全：长寿王朝帝王的第三件大事
刚刚当上皇帝的赵匡胤深知，五代时期之所以出现频繁的朝代更迭，与其说是皇帝太弱，不如说是臣僚太强，特别是那些手握重兵的将军，动辄推翻帝位，是威胁皇权的最大势力，他自己也是这样上来的。为此，赵匡胤可谓煞费苦心：一方面千方百计使兵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另一方面则训练隶属于自己的精兵，以防不测。同时，他对于军队的统帅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和换岗，其中还真有人发生了叛乱，尽管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但令赵匡胤更是坐卧不安。
一天晚朝过后，赵匡胤在内宫特意设了一个私人宴会，邀请了石守信、王审琦等他最为贴心的几个军队高级将领一起饮酒畅谈。酒酣耳热之际，赵匡胤也似乎有些醉了，他忽然站起身来，举着一杯酒，感叹地说：
“如果不是你们几个兄弟大力扶持，我哪里会有今天。你们的功劳，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大家赶紧拜下：“都是陛下的英明！”
赵匡胤话锋一转：
“你们不知道呀！这皇帝也不是好当的，远不如作节度使舒服。自从当了这个皇帝后，我一天也没有睡过好觉！”
石守信等人一听，觉得大惑不解，忙问：
“有什么让陛下您担心的吗？”
赵匡胤眯缝着双眼，意味深长地回答：
“嗨！这还不明白吗？我这个皇帝位子，谁不想坐呢？”
一听此话，石守信等人慌忙跪下，诚惶诚恐地说：“陛下怎么能这样说呢？如今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呀！”
赵匡胤仰头将一杯酒饮到肚子里：
“多谢你们这么忠诚！但是你们的手下就很难说了。如果真有部下将黄袍加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是真不想当这个皇帝，那时恐怕也推辞不掉呀！”
这时的石守信等才明白了这位昔日的大哥、今日的皇帝为什么要摆这个“鸿门宴”，赶紧跪下，哭着求赵匡胤指一条生路。
赵匡胤故作紧张，忙扶起众人，长叹了一声，搭着石守信的肩，说：
“人生好比白马过隙，转瞬即逝，人们追求富贵为什么，还不是好好享受享受，也让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够过上一个安定富贵的好日子。在京城当个什么指挥使有什么意思，还得听我唠叨，不如到别的地方当个节度使，自己说了算，还可以利用这太平盛世享尽清福，多舒服呀！”
赵匡胤的一席话顿时点醒了石守信等人，纷纷感谢皇帝的安排周到！
次日，各位高级将领相继上书称病，乞求解除兵权，不是要求退休就是要求到外地做节度使。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也是历史上比较人道的一次王朝高层政治斗争。
对于夺权或者可能有夺权征兆的镇压在历史上都是最残酷的，也是非常彻底的，因为失去了权力，帝王就失去了一切，王朝高层斗争的残酷性也就源于此。一般来说，长寿王朝的优秀帝王维护权力安全的策略大致有四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各管理机构和政治力量的相互依赖和制约。
大臣专权，皇权旁落，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比比皆是。李唐政权建立后，它的基本制度是“唐承隋制”，在中央政治机构设立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制、唐初，三省的最高长官是尚书令、中书令和侍中，同为宰相，其中以尚书令的地位最高，权力也最大。也正为此，隋朝的尚书令并不常设，唐初，为了平衡与太子的关系，唐高祖任功劳很大的李世民兼任尚书令，李世民当了皇帝后，这个位置就空了下来。他为了分散朝臣的权力并形成制约，重新调整了三省长官的地位和作用，起用了很多资历浅、年轻的官员进入决策圈，其本质就是扩大高层管理团队，以防止个别大臣专权。
第二种方法，强化信息控制。
西方的领导学理论认为，信息是一种重要的权力来源，通过控制收集哪些信息、如何解释这些信息以及如何分享这些信息，都可以直接影响权力的轻重。而中国古代的帝王大概早就知道了这种方法，一些优秀的帝王运用得游刃有余，而昏庸的帝王不是不会运用就是运用过度，比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明朝的东厂西厂、雍正乾隆的文字狱等！对于广泛的信息进行管理，无论是美国总统都深谙此道，甚至台湾的这样的“官迷”也知道让台湾南部自己家乡的人获得什么样的信息！
信息本身是没有属性的，而如何处理信息是领导艺术的核心之一。有些“精明”的大臣也深谙此道，将有利于自己的信息上报给皇帝，将不利于自己的信息藏匿起来，而皇帝本身也（对信息的管理失控，权力也就打了折扣。唐代有个名叫仇士良的大宦官，告老还乡的时候酒后吐真言，向那些送行的“徒弟”们透露了掌握皇权的诀窍，他说，伺候皇帝的要点在于，不能让皇帝有闲工夫，他一闲了就想见见朝臣了解信息，就想看看书掌握点知识，这样皇帝什么都明白了，就不理我们了，我们也就当然没有什么权力了，要千方百计地“蛊其心，极奢侈，使悦不知息”。皇帝一旦沉溺其中，那“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
这就是为什么唐太宗喜欢与更多的人谈话，让更多各层次的人进入决策圈的原因，也是康熙、乾隆等喜欢微服私访的内在推动力之一。
过去，中国社会尽管不是信息社会，但是信息的规律是与现在一样的：谁掌握了信息，谁就掌握了更大的机会，也就掌握了更大的权力。按说，皇帝由于位置较高，信息掌握最多，在优秀的帝王时代也确实如此，但是，当大量重要信息掌握在朝臣和其他政治势力（如宦官）手中的时候，皇帝就成了聋子，离自己垮台或者王朝灭亡就不远了！
第三种方法，掌控并策略的使用奖罚手段。
韩非子说过：天下治者，赏罚而已。
这句话来自于他的老师（这正应了东汉史学家）荀悦《申鉴•政体》中的一句话：“赏罚，政之柄也”，滥用赏罚手段和不会使用赏罚手段都是让权力失色的原因之一。司马光更是强调：“政之大本，在于刑赏，刑赏不明，政何以成！？”这些言论无非就是告诉君王，赏罚是权力的象征和关键手段，因此，韩非子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不能轻易的将这种权力让下属分享，否则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然后，他讲了一个故事：
齐国有个重臣叫田常，在领取了齐王赐予的俸禄后，转过手来就将这些俸禄赐给了手下的群臣，在民间私自用大斗装粮食施舍给当地百姓，结果，百姓们都记得了田常的好处而忘记了齐王是谁，一天，田常利用民众的这种心理，杀掉了齐王。
战国时代还有一个更典型的例子：
燕王哙好大喜功，希望在战国乱世能够尽显自己的名头，在当时的争霸舞台上有一席之地，任用了能言善辩的子之为宰相，子之与战国名士苏秦的弟弟苏代有姻亲的关系，就暗中与苏代勾结，希望他帮忙说服燕王哙能够给他更大的权力。
一天，苏代从齐国回来，燕王哙问起了齐国的情况后，随嘴问了一句：
“依先生看来，齐王能不能成为霸主？”
苏代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句：
“不可能！”
燕王哙问：“齐国那么强大，为什么不可能呢？”
苏代说：“很简单，齐王根本不相信他的重臣，赏罚等大权都独揽在自己手中，这样的君主哪有时间考虑争霸天下呢？”
燕王哙耳根子比较弱，立即将国内的政务特别是赏罚大权交给了宰相子之，自己专心研究天下的形势。子之不是一个适可而止的人，他又指使另一位谋臣鹿毛寿在燕王哙正玩得高兴的时候进言：
“人们之所以称颂尧贤，是因为他能够将天下大事交给臣下做。现在，大王如果能够将国事交给子之这样的臣子处理，那么，大王就会获得与尧同样的名望，这对于大王您获得天下其他诸侯与百姓的称赞是很有益的。”
燕王哙干脆将国家的生杀奖罚大权几乎全让给了子之，自己则巴不得尽情玩耍。子之在国内外的威望则越来越高，引起了太子平等人的强烈不满。太子平是个比较谦逊的人威望也比较高，他看到了子之不断膨胀的野心，几次提醒燕王哙，燕王哙都置之不理。子之则感到了危险，指使另外一个谋臣又是一通通古论今，对燕王哙说：
“当年大禹推荐了益接替自己，可是却让自己的儿子启当益的助手，等他老了发现启的能力不足以治理天下的时候，打算传位于益，情势已经晚了，启的党羽已经布满朝廷，最后还是启击败了益而获得了天下，因此，人们都传说，大禹名义上支持益，实际上是暗中扶持儿子！目前，咱们燕国的很多老百姓也有这样的看法。”
燕王哙已经是玩得不亦乐乎了，哪里还顾得什么国事，随即收回了给太子的很多授权，自三百石以上的官吏（基本上就是局级以上的官员）的任命奖罚都交给了子之。结果，子之的权力越来越大，也越来越不把太子和朝臣看在眼里，百姓也只知道子之而不知道燕王，与太子的争斗也就越来越白热化，朝廷上下分裂出无数个小党派，最后竟酿成了内战，一片混乱，齐国借机出兵攻打燕国都城，燕国都城的老百姓和士兵对于国内的状况非常不满，拒绝抵抗，连城门都懒得关，齐兵不费一兵一卒进了燕都，燕王哙死于乱军之中，子之被齐兵逮捕处死，太子平率领的部队及时撤离了都城，免遭全军覆没！
第四种方法，打击涉及权力问题的不确定性。
帝王对权力安全是最为敏感的，有个风吹草动就如惊弓之鸟，因此，对于涉及权力安全问题的打击也是最为残酷的，其中以朱元璋的做法最为极端，可能是朱元璋觉得权力来之不易，也可能是由于朱元璋出身贫寒，对于那些贪官污吏以及不能正确对待官位的人怀有极大的愤恨，在对待皇权的安全问题上可谓绝不放松。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沿用了元朝的制度，在中央设立了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但是，他对于相权的状态不满意，说：
“秦代设相，是祸乱起源。宰相权重，指鹿为马。后来各代不以设相为鉴戒，如果继续设相，可能带来祸患，就因为宰相非常可能专横。”
所以，他多次调整宰相位置上的人，甚至分置左右丞相，削弱了宰相的权力，当把野心勃勃的宰相胡惟庸杀掉之后，名正言顺的取消了中书省，废除了宰相制度，由皇帝亲自处理国家所有日常政事！
不过，朱元璋还是觉得不太放心，加强了锦衣卫的权力，一时之间，告密、私报、攻讦的风气盛行，人人自危，朱元璋的外甥、曹国公李文忠（朱元璋二姐的孩子）在一次单独的私密交谈中说：
“陛下，现在胡案已经过去了两年，锦衣卫仍然抓捕行刑，权力很大，搞得人心惶惶。这样下去恐怕与目前的盛世不符，能不能将这些权力归于刑部？”
朱元璋本来非常喜欢自己这个聪明的外甥，而且也确实为他的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一听到这句话，脸色有些阴沉了，他倒不是对李文忠有了什么看法，而是突然想起了有些人向他汇报的一些事情（说李文忠结交了很多文人朋友，整天在一起讨论时势），于是小声地问道：
“恐怕这不是你个人的主意吧？”
李文忠根本没有想到皇帝舅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随口说道：
“哦，这是臣这两年的一些想法，臣觉得锦衣卫毕竟是非常时期的措施，不宜久留！”
朱元璋接着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
“你倒与我有些相像啊！”
李文忠听了，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是表扬自己呢，还是表明自己的态度，只好干笑着不做答。
可是，朱元璋的脸是越来越黑了：
“你难道真的不知道，锦衣卫帮助我查出了多少大案？你提议削弱锦衣卫这不是用剪刀剪我的羽翼吗？”
听到这里，李文忠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不对头的味道，没有敢说话。朱元璋“噌”得一下子站了起来，两眼望着茫然的李文忠说：
“你一个武将肯定是想不出这些主意的，是不是？一定是有人唆使的！”
李文忠一下子就明白了问题所在，他不该像他的舅舅早年那样结交那么多谈经论道的文人儒生。雄才大略的武将加上一批出谋划策的书生，那将意味着什么呢？他懵了，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马上带着哭腔跪在地上：
“是臣的不对，是臣考虑不周！”
朱元璋没有劝，也没有动怒，只是小声说了一句：
“好了，你下去吧。”
三天后，李文忠府中涌进了许多锦衣卫士兵，拿着圣旨将他府中所有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儒士全部杀光了。
过了几天，李文忠莫名其妙的也暴死了。据史学家研究，他的死不像是朱元璋的手法，朱元璋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外甥的，也没有必要非置他于死地，有可能是仇家做的手脚。这就不是本书研究的范围了！
朱元璋对权力敏感如斯，这几乎成了明王朝帝王的政治DNA，谁也不相信，谁也不敢相信，结果是宦官当道，大批冤假错案出现，直至明朝灭亡，大概在历代王朝中，高层官员的冤假错案明朝是最多的！
而清朝的乾隆治理朋党、强化权力安全的手法就艺术得多，也人道、有效得多了！他对付鄂尔泰和张廷玉两大朝廷集团的手法堪称经典：
乾隆登基之时，朝廷中已经形成了以鄂尔泰为首的满族利益集团和以张廷玉为首的汉族利益集团，其门生、部下遍布朝廷以及各地地方政府。两人都有很强的政治能力，甚得雍正喜欢，而且都曾是乾隆的老师。乾隆尽管早有察觉，但是考虑到稳定政局而没有采取过激行为，鄂尔泰则自恃帝师、老臣、满族，觉得乾隆年轻，行为中多有不稳之事。
乾隆六年夏，皇帝到古北口行围，按照惯例检阅了当地的驻军，只见军容整齐、技艺娴熟，高兴之下奖给了负责军官黄廷桂两匹战马，一匹绸缎，并升为巡抚。鄂尔泰素与黄廷桂不和，妒火上升，趁乾隆出巡未归之际，先发制人，弹劾黄廷桂“滥用匪人”，利用主管兵部的权力逮捕了被他视为“匪人”的黄廷桂部下和尔敦，严刑逼供，并打算在乾隆回京之前结案，力图将黄廷桂降二级调用，用快马向皇帝递送了一份奏章。鄂尔泰估计乾隆在行围之时根本没有时间仔细批阅奏章，谁知，乾隆不是一个很容易糊弄的皇帝，而且早就盯上了鄂尔泰，是鄂尔泰自己不太明白自己的处境。结果，乾隆看了奏章后借机大发雷霆：
“黄廷桂不过是因朕出口行围做了些防备对策，有什么恶意！？办理此事的大臣素与黄廷桂有不睦之处，立刻将办理此案的大学士鄂尔泰等人严行申饬！”
鄂尔泰第一次被如此严重的点了名，头脑稍微清醒了一些，从此有所收敛！但是，乾隆并没有就此罢手，一直在伺机动作。以敢言著称的御史仲永檀是鄂党中的急先锋，多次弹劾张党中人，并屡屡得手。乾隆七年，他遵旨前往江南督办赈务，临行前，他将一封密奏皇上的折子抄送了一份偷偷地交给了鄂尔泰的儿子、大学士鄂安容，想彼此串通。实际上，他们经常在上折之前秘密商谋。乾隆有所耳闻，但无真凭实据，一时也难以奈何。这次的密折泄漏一事终于犯在了皇帝的手中，乾隆立命刑司严查，结果当然是证据确凿，审讯大臣看着鄂尔泰的面子和威望，仅按“泄漏机密事务罪”论处，而张党则落井下石，要求严查，最好将鄂尔泰牵连进去，斩草除根；而乾隆的目的是追查他的结党营私。结果，仲永檀病死在狱中，鄂安容因父亲鄂尔泰年老有病，被处以刑罚，仅让他离开了政务要地——南书房，要求他不得干预政事，否则将治重罪；鄂尔泰也落了个“管教不严”的处分。从此之后，再加上鄂尔泰病故，鄂党就慢慢地瓦解了！
张党在这个过程中似乎取得了上风，实际上不然，几次面斥张廷玉并屡屡给张党颜色，再加上张廷玉此人深深地了解了官场的险恶，不像鄂尔泰那样明目张胆和跋扈，因此，失势的过程也比较平稳，没有什么大的跟头！
大家可以看到，乾隆一方面利用朋党之间的制约强化自身的绝对权威，另一方面该动杀机的时候，一旦看准也决不留情，借胡中藻诗词案严厉打击了朝臣中结党营私、借古抨击时政的风气，即使对自己的亲弟弟也毫不手软。一次，他在派人清查弟弟弘瞻私宅的时候，发现他私下通过收买军机大臣安排自己的人到各处做官的证据，竟以“干预国政、仪节僭妄”为理由将其革掉爵位，永停俸禄。对于日常生活的小节，乾隆可以姑息纵容、百般原谅，一旦涉及权力，立即严惩不贷，这就是乾隆的政治哲学。
似是而非：战国时代的误读和三国思维的误区
在很多人心目中，春秋战国时代似乎是个好时代，其中的故事很多，特别是在很多知识分子眼中，那更是百花齐放的黄金时代，对此有无数的溢美之词，尤其是那个时代出现了孔子、孟子等大师级的文化人。
我们可否也来个换位思考，如果您生活在那个时代会有何感受？很多人连生命都可能没有了，还谈得上什么感受？为什么？那是个战火最多的时代，战争数量和人民死亡人数都是非常多的，社会破坏程度极大，基础设施破坏殆尽，人们流离失所，强者为王，杀人如麻。242年的春秋时代，以强凌弱成了一个最基本的现象。《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记载：
“春秋之中，亡国者五十二。”
其实，司马迁所指出的仅仅是比较大的诸侯国，如果计算上中小型的诸侯部落，恐怕几百个是没有问题的。《韩非子》有这样的记载，晋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六，楚庄王并国三十六、开地三千里等等。一个诸侯中的霸主，在位短短的几十年间，都可以吞并这么多国家，其中“大吃中”、“中吃小”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现象应该是数不胜数。问题在于，这些无数次的征战中，真正受害的倒不是诸侯国王本身，大量的是战场上的士兵（他们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和广大的平民百姓。
书书网手机版 m.1pw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