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数千年前的一天
外面是阴霾重重、腥风血雨!
被关在羑里（商朝监狱，最早的国家监狱，在今河南省汤阴县境内）的姬昌似乎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他静静地推演着被后人称为“周易”的术数！天下如他这般关注这个被外人看来没有什么人能够看得懂的东西不是很多，甚至可能就他一人（最多还有姜尚姜子牙），也可能正是因此他看透了殷商的气数，也正是因此他后来建立了周王朝，也正是因此他了解了一个王朝为什么会衰落，从而也找到了令王朝尽量延寿昌盛的秘诀（关键是他的不少后代王子并不能很好的遵守，大概这也算是气数吧）！
他为什么痴迷于易数！他从易数中到底参透了什么？
我觉得，后世的文王，当时的姬昌，当时的西伯侯，参透了建立一个王朝的秘密，更发掘了一个作为王朝统治者应该关注的东西。这，大概就是中国的管理之始吧！
人们研究中国的管理，总是从孔子书籍、诸子百家或者《易经》等开始，也就是说，总是从理论出发，实际上，理论总是对于历史的总结和感悟。这种态度、方法和路径不太有利于了解真正的中国管理。
真正的中国管理高手是王朝的统治者，他们才是中国管理的主要实践者，甚至是理论的原始创造者。君不见无论是孔子还是其他学者提出理论的时候举例都是举的优秀王朝统治者的例子吗？周王朝、汉王朝、唐王朝、清王朝等之所以能够持续数百年，不是一个运气的问题，也不是哪个帝王积了德行的问题，而是不能不归功于几个主要君主的管理能力。中华文明能够在王朝更迭的过程中没有夭折而繁衍持续数千年成为地球上延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不是偶然的！就像研究美国企业的管理，一定是不仅仅读读彼得德鲁克、迈克尔•波特、亨利•明茨伯格的书就可以了，也不是哈佛、耶鲁就成了，一定是要研究研究美国政府以及通用电气、通用汽车、杜邦化工等企业是如何运行的才能够掌握真正的精髓，因为这些大师（比如德鲁克）的很多结论也都来自于此。
如果说，西方的管理精髓主要体现于大型企业的持续发展历史，那么，中国的管理精髓一定是展示在历代主要王朝的长寿进程中，在于中华文明的繁衍持续过程中。我们一谈到管理，常常就是西方的管理，确实，如果按照西方管理定义的话，自然中国过去无管理可言。实际上，中国的“治”就是管理，而且中国的管理很有成果，那就是王朝的长寿与文明的延伸。实际上，这也可能是欧洲很多王朝不能统一和持续的因素。人们往往关注《三国演义》中展现出来的管理智慧，甚至也写了一本又一本的书。实际上，那只是王朝更迭的插曲（历史短暂且管理业绩较差，倒是战争谋略和人事斗争权谋精彩纷呈），其展示出来的管理大智慧乏善可陈，勾心斗角是主题，对于王朝的持续而言，应该说是小智慧，真正的大智慧是构建王朝并使之持续，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基业常青。
以往研究中国的管理往往有两条思路：
一种是研究儒、法、道、兵等学说，认为这是中国的管理代表。实际上，他们都是管理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真正的管理实践则是王朝的统治者和创造者。
另一种是研究帝王统治技巧，结果就是似乎中国的皇帝一心用在玩权术和整人上。实际上，这都是对中国管理的极大误解。王朝延续不会是自然而然的，一定有着管理的根源。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管理关注人，而西方的管理关注事，这也是一种误解。中国管理关注人的目的在于维护王朝寿命，这是管理者的真正利益所在。西方关注事情也是关注人的事。某种意义上，以人为本是管理的伪命题，管理的就是人，你说，不以人为本还能以什么为本的？！因此是一个永远可以争议下去的话题。
第一章
关注持续：周文王的使命与始皇帝的
有人说，中国是唯一的。
确实，在庞大的人类文明史中，唯有中华文明完整的持续数千年。
罗马文明是西方文明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文明，最后因北方民族的入侵而发生毁灭性消亡，而美洲中部的卡坦半岛、叙利亚北部沙漠、非洲的中部都曾有着显赫而发达的文明，但是都灭绝而无人所知了！
这是偶然的吗？！
当然，有人会说，那是中国大地绵延数千里的广袤易于形成大一统，也有人更离谱的认为，中华大地不断的巨大洪水让中国人愿意接受数千年的统治，从而客观上导致了中华文明的数千年延伸。
实际上，当你仔细的研读中国历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中华文明有无数次可能分裂如欧洲，成为大一统倒看起来像一种偶然，因为诸侯和军阀们的分裂倾向都是很强的！最终，一种强势或者仁道的帝王出现，收拾河山，重新进入了一种新王朝！
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有的雄心勃勃、看起来很有可能的霸王（如项羽、李自成、洪秀全等）并不能统一华夏，也不能令王朝持续，而看起来不太可能的人却成为长寿王朝的开国帝王，甚至有不少的开国皇帝都会令我们大跌眼镜，如刘邦、赵匡胤、朱元璋之类！仔细想来，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最关注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渭河之滨的对话：如何拥有天下
周文王出狱回到西岐后，一日，乘车驾马来到渭水边寻猎，遇到了在茅草丛的岸边钓鱼的姜太公，看到姜太公钓鱼的直钩文王感到很奇怪：
“这能够钓到鱼吗？
“愿者上钩”
文王觉得新奇，更觉此人神奇，怀着敬意问道：
“您喜欢这样钓鱼吗？”
太公说：
“我听说君子执着于实现自己的伟大志向，而小人只是去做仅仅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我这样钓鱼有自己的目的！”
文王问：
“那您这样钓鱼与实现伟大抱负有什么相似之处吗？”
太公道：
“哦！至少有三点相似：就像用诱饵钓鱼一样，只有用厚禄才能聘到人才；就像用香饵钓大鱼，只有重赏才能找到效死力的人；就像用不同的诱饵钓不同的鱼一样，要用不同的奖赏方式寻求不同的人才！您看，用人与钓鱼有什么不同呢？”
文王大奇其言，忙欠身恭态：请师傅指教！
太公说出了下边一番话：
“天下的事物，往往是在最为繁华昌盛的时候就开始走向衰亡了！因此，只有那些默默无声、深藏不露而生长的事物才更能持久、更长远！有远大志向的人，只有具有创造性的、潜移默化的感动人心、以悄悄的恩惠征服人心才能获得更大的成功！
天下不是一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共同所有的天下。能够让天下人共享天下利益的人，才能够得到天下；独霸天下利益的人，就会失去天下。只有让天下人都能够得到利益，才算是真正的王道！”
多么简明精辟的说法！这番话实际上是对商朝帝王江山沦落的一个总结，不仅为周文王消灭无道的殷商纣王提供了理论的根据，也使得周文王一下子就明白了获得江山并持续下去的根本法则。
始皇帝问计韩非：如何治理天下
战国纷乱之际，秦王政看了韩非子的几篇文章后拍案叫绝！要求尽快见到此人！
身怀治国治才的韩非以韩国使臣来到秦国，秦始皇（当时的秦王政）久闻韩非大名，专门派特使接待，并潜心问计于韩非。韩非才华横溢，但有口吃的毛病，一紧张就说不连贯了，大量的建议都是通过文章呈递的。从行为作风看，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不谙政治潜规则，因直言不讳在韩国受尽排挤，一旦遇到秦王的超常礼遇，便认为遇到了千古明君，他马上就上书秦王：
“如今秦国拥有国土数千里、军队有百万之众，影响力远非其他诸侯相比，臣冒死希望面见大王，向您提出兼并其他诸侯的大策。如果这些策略不能获得预期的结果，大王可以欺君之罪杀死为臣。”
这些话未免太激进了，也使推荐他的老同学李斯心中充满了嫉妒。显然，单纯的韩非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还是通过文采飞扬的大段文章将治理主张上递给了秦王政。在他看来，要使得政权持续，需要高超的“主道”：
“高明的君主应沉静而使属下自如发挥”。这是韩非强烈主张的第一条君道。
用他的话说，就是“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也就是说，只有虚心，才能洞晓事情的真相；沉静，才能了解变化的事物的规律。因此，他主张：“君主不能随意表达自己的想法，否则，臣属就会投其所好，表里不一；如果君主不轻易的透露自己的想法，臣属就会小心谨慎、千方百计地施展自己的才智。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集思广益！
同时，君主表现沉静，不轻易暴露自己的取向，不仅能够更好的控制局面，而且才能更好的观察臣属的表现和潜力，有利于增加臣属的事功。”
“君主注重任用法势才能使属下尽职”。这是韩非主张的第二条君道。
如果第一条君道听起来有点让你感觉到有点道家“无为而治”味道的话，那你就错了，那只是韩非提法的一个侧面，他要求“沉静领导”的同时，提出“英明的君主一定是善用法势的强者。只有君主能够坚持法度，国家才能强大。如果不能很严格的执行法律，人们慢慢地就会轻视法律，逐渐地背叛法律。臣属对于君主的反叛是逐渐形成的，就像地形一样，做君主的就很随意，视法度为无物，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他强调：“英明的君主对于任何事任何人都要用法规衡量，既不能该处罚的不处罚，也不能滥用奖赏。君主执行法规都不守信用，你还希望臣民很好的遵守法规吗？所以，要用严格的法规治理混乱、判决谬误、整治错误，整肃吏治，统一行为规范。只有法规执行有效，国家的治理才能有效。如果君主放弃了法规而以个人意志与好恶进行管理，那也就没有什么规矩了，统治自然会崩溃。”
“君主统治主要是运用好两种权力”。韩非在上述论点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三条君道。
“天下治者，赏罚而已”，这恐怕是韩非子最为著名的一句口头禅。有时他也会将“赏罚”这种权力称为“刑德”。他认为：一般来说，谁拥有奖罚权力，被奖罚者就服从谁；你奖励什么，什么就会出现。赏与罚是君主驾驭臣属的两种基本方式，也是最不能授予、最需要谨慎、最不能分割下去的两种权力。
他说：“君主有两种忧患值得注意：如果任用能干的人，臣属有可能凭借才能替代君主；如果随便提拔人，很多事情就会做不好。因此，君主要抛弃按照自己好恶使用奖罚的做法，公正客观地用好赏罚两种权力。”
“剪除朋党以免尾大不掉”是韩非不断重复的第四条君道。
用他自己的话说，“欲为其国，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将聚众”。也就是说，君主要管理好国家，就必须砍伐像草丛一般的朋党。如果不及时砍伐，朋党势力就会越来越大，后果就不堪收拾！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两千年来君主对于势力强大集团非常警惕而实施压制的理论依据，不管是不是真的朋党，只要是组织一旦强大起来，就会有话语权，就会对政权有致命的威胁！究其思想根源是对于人们的不信任。在韩非子的心中，王朝要持续，就要永远不放弃戒备之心，不仅防备危险，雄心灭亡，而且要谨防对手的逐渐长大。实际上，这种思维与西方的制度思维是一致的！美国制度的建设也是建立在对人性的不信任基础上的，典型的说法来自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可怜的理查德的年历》1758年序言。他说：
“过分信任别人会毁掉很多事情，因为‘这个世界的事务中，人不是被信任挽救，而是被缺乏信任挽救。’”
韩非的说法听起来是有些太露骨了，因此也给了嫉妒他能力的李斯以诽谤的借口，李斯清楚：如果韩非得势，他们就显得有些太无能了。于是，他开始了栽赃污蔑，激起了秦王政的愤怒，把韩非投入狱中。韩非是一个思想的巨人、现实行动的低能儿，他根本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还是不断的写信通过李斯向秦王表忠心。李斯担心，这家伙一旦出狱，不仅我们下台，而且可能有欺君的灭顶之灾，找了个法子让韩非自杀了。等秦王政打算重新召见韩非的时候，韩非已经不存在了!
当然，说他是法家有些过了，说他不是也难，不一定就归类。应该说，他的观点是比较实用的理论，观点突出，但缺乏系统性，活的时间短，因此未能成为大师！但是，他的理论成为历代长寿帝王遵守的铁律，可谓无冕帝师。
刘邦与张良的南宫对话：如何让天下持续
刘邦刚刚取得天下的时候，册封了20多个大功臣，其余的人日夜争功不息，一时搞得有关部门难以行封！刘邦在张良的陪伴下在洛阳南宫散步，他发现很多将军东一堆、西一堆的坐在地上激烈的议论着什么！
刘邦颇感奇怪，心中也犯嘀咕，就问：“他们在议论什么？”张良回答：“陛下难道不知道吗？他们在谋划造反呐！”。刘邦吓了一跳，说：“天下刚刚安定，他们为什么要造反呀？”张良徐徐道来：
“陛下，您以一个普通的出身获得了天下，贵为天子，所封的人都是萧何、曹参等您喜欢的故旧元老，而所杀的人都是您一直比较仇恨的人。现在，这些将军们都有军功在身，可是天下没有那么多地方可以分封，他们最担心自己不能获得封地封侯，同时也担心您计较他们过去的一些过失而诛杀他们，所以聚在一起商量着造反哪！”
刘邦面露忧虑之色，忙问：“那怎么办呀？”
张良说：“大家都知道的陛下平生最憎恨的人是谁？”
刘邦说：“肯定是雍齿了！这家伙很早就跟着我，常常讽刺我。我早就想杀了他，只是这小子功劳很大，我没有什么理由、也不忍心杀他。”
张良眼睛一亮：“您赶紧封雍齿为侯让大家看，他们看到雍齿这样的人都能够获封，肯定心里就踏实了！”
刘邦紧忙安排了一个酒宴，现场封雍齿为什邡肃侯，并要求丞相和御史加快定功行封的步伐。
宴会结束后，不少大臣很高兴：“连雍齿这么被皇帝痛恨的人都能封侯，我们就更没有问题了”
张良的这一妙策只是道出了一条简单的原则：要想让天下持续，必须做到利益均衡，而且要人们感受到公平，不能仅仅照顾元老故旧，更不能根据领袖自身的好恶随意奖罚，特别是在人心未定的情势下更是如此！
唐太宗与魏征的思维碰撞：天下安定如水与舟
如果说在历史上有一位皇帝历史综合评价最高的话，大概就只有唐太宗李世民了：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强大武功协助父亲建立大唐天下（实际上功劳高盖主）！文治让贞观时期成为大治之世！武功不仅统一中原，更征服西域北地、跨地渡海征服高丽！一生无奢侈行为，也无妄杀行为（与李建成、李元吉的斗争谈不上污点，因为那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斗争，他不能彻底清除二人，那二人也会将他置于死地而且有了数次行动），大概靠武功当了皇帝没有诛杀功臣的人只有李世民了，算是保持了比较完美的晚节！是一个综合管理能力极强的人！
唯一遗憾的就是子女教育出了问题（也可能与长孙皇后的性格有关，她是一个少有的成功皇后，节俭、仁慈、不干政、很有爱心，也会关心李世民，但是对于子女的教育可能偏软或者忽视）：第一个太子承乾不争气，自毁了大好前程；第二个太子尽管继承了皇位，但却将大唐江山送给了自己的老婆！大唐江山差点永久性的葬送在他这个糊涂的败家子手中！
不过，李世民能够将执政之年管理出一个贞观之治，不能不说这与他与爱臣及诤臣魏征的持续争论或者深度交流有关！魏征作为一个臣子感谢上苍给了他一个做良臣的机会，李世民也很庆幸自己得到了一个难得的“镜子”！
魏征做过李世民四大对手的臣子：李密、王世充、窦建德和李建成。他们却未能利用魏征的智慧和能力创造历史奇迹，却阴差阳错的成为李世民的爱臣！
如何成就一个安定持续的王朝？围绕这一主题，李世民与魏征等臣属有着数次精彩的对白：
政权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水与舟。
贞观六年，唐太宗召集群臣讨论如何治国的问题，他很有感慨的说：
“朕看古之帝王，有盛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闭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其过失，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书》云：‘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魏征回答：
“臣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他很形象地将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定义为舟与水的关系，只有安定了天下的百姓，让水面平稳，才能安定天下，才不会掀起滔天巨浪，将帝王之船打翻！隋炀帝将大好江山葬送的教训活生生的不断显现在李世民的梦中！
就在魏征“水与舟”论提出的基础上，中书省值班大臣张蕴古进行了发挥，提出了“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的“天下为公”论点，赢得了唐太宗的高度赞赏。
天下利益的公与私。
要想做到“天下为公”，让“水”与“舟”达到和谐程度，首先就要明确利益关系，让百姓看到管理者的利益倾向，如果按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论随意挥霍天下财富，如隋炀帝般，老百姓自然就知道你说的“公”是怎么回事！从长期看，愚民政策是行不通的。因此，张蕴古向唐太宗强调“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令唐太宗很高兴，即刻提拔为需要公正廉洁品格的大理寺卿。因此，当位高权重的房玄龄提出唐太宗很多旧臣对于自己的位置不如很多其他臣属而有怨言的时候，李世民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对房玄龄说：
“古称至公者，盖谓平恕无私。丹朱、商均，子也，而尧（、）舜废之。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诛之。故知君人者，以天下为公，无私于物。……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唯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
这些话让房玄龄很是汗颜！
君主与臣属之间的明与暗。
“公私分明”、“天下为公”说来容易，做起来太难！哪个皇帝也不会直截了当地说天下完全是自己的。关键是如何体现这些原则。唐太宗知道这些事情问房玄龄是没有答案的，只能问计魏征：
“何谓明君暗君？”
魏征用一句话做答：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他接着说：
“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昔唐、尧之理，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秦二世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
关键事务的本与末。
把握关键事务是优秀管理者的一个重要品质能力，而李世民最大的一个性格特征就是善于抓住主要问题，并坚持执行到底。他深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掌权道理。如何让“本”稳定，他自有一套道理：
“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也，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
一次，他与群臣讨论前朝治理的得失，问道：
“你们知道商纣、秦皇为什么失掉天下？”
太子少师箫瑀回答：“纣王为君不仁，招致武王的征讨，因此失去了天下；周天子以及六国没有什么罪过，始皇用武力灭掉了他们，武王和秦皇同样是获得了天下，但是人心向背可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周朝持续下来，而秦国很快灭亡了！”
李世民笑道：“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周武王得了天下后，大修仁义；秦国获得了天下，更加崇尚谋略武力。这才是两者为什么有不同下场的真正原因！”
魏征马上答道：“当前，天下太平，臣不认为是欣慰的！唯一令臣下感到高兴的是陛下能够居安思危！”
清康熙帝的和谐对话：融合天下各种力量
无论是从历史上看还是从演义的历史剧看，康熙都是一个喜欢出游的皇帝。难道他真是为了体察民情才出游的吗？难道他真是想看看中原大地的旖旎风光吗？
从传统的中原文化看，清康熙帝是个有些特殊的皇帝，其先祖带领满族以武力征服了中原地区，建立了清王朝。清朝入关之初，满汉矛盾比较突出，尤其是清兵在几个大型战役中的屠城做法和建立的民族歧视政策，使得民间潜伏着很多敌视的力量。康熙帝登基后发现，如果继续采取满汉分离的做法，结果就是统治基础的失去。只有扩大统治基础，王朝才会稳定、才可能会持续，元朝的短命教训时时的浮现在他的脑海中，汉满融合是王朝基业常青的重要途径，于是，他以华夏正统王朝的继承者自居，下达命令：
“治理天下应该以宽厚仁义为本，要尊重人性，不管是满、汉、蒙各方之人，均要尊重其习俗”
康熙帝一再强调：“满汉皆朕之臣子，职掌相同、品级有不同的，应该实现统一”。
同时，康熙帝在南巡的时候要亲拜孔庙，因为他深知孔子在中原文化和历代帝王治理国家过程中的位置。这不仅出乎清王朝统治者的意外，也成为非汉族统治者的一个重大例外，当然也出乎汉臣们的意外。
高士奇等重臣提出建议：
“陛下不必如此，只要前往祭拜就可以显示皇威了！”
满族大臣更是对此有异议：
“这不等于我们还要向汉族臣民学习吗？”。
康熙帝说：
“孔子有素王之称，是百代帝王之师。朕自然执学生之礼，而且要执臣礼，行三跪九叩大礼”，这一招完全超越了以往任何帝王最多二跪六叩的重礼习惯，当下便将中原文人以及大量的汉人从心理上征服了！后来，其孙子乾隆帝三次赴曲阜拜孔庙更是令汉族皇帝们赶不上了。
康熙帝可不仅仅是拜拜做过个秀而已，回到北京后立即要求开“博学鸿儒科”，遍地网络负有盛名的鸿儒文人，提拔了大批儒学之士，满汉之间的文化堡垒逐渐坍塌，和谐共处成为王朝的主流，尽管之后的历代清帝始终贯穿着对于汉人的戒备，但自身已经完全融入汉文化，满汉官民之间也没有多少界限，清王朝的根基逐渐扎牢。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很多反清人士打着“反清复明”口号很难赢得人心的重要心理原因！
为了消除“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对于江南人民留下的恶劣印象，收服富庶的江浙地区，康熙帝六次下江南，与当地的汉族官员一起了解民风，敦促当地官员廉洁奉公以赢得人心，也发掘大批江南才子供朝廷使用，从而使江南逐渐消除了对于清王朝的戒备之心！
同途而殊归：李自成与洪秀全关注了什么？
研究王朝的历史，我们不能忘了李自成、洪秀全等人，他们与刘邦、朱元璋等有着同样的出身，也有着同样的志向，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新王朝的开国帝王，但是为什么他们却功败垂成呢？显然，管理能力的缺陷使他们无法面对即将到来的胜利，结果还是以“贼”的身份出现在后世王朝史书中！
实际上，从李自成进北京时的帝王做派（进京前要求前锋军队先清理皇宫，然后浩浩荡荡进入皇宫，俨然是开国帝王）就可以看出他已经不是那个“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那个闯王了。文臣之首牛金星做起了太平宰相的梦，每日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陶醉在被人山呼海拥、谀词滚滚的氛围中。刘宗敏等武将开始论功行赏了，每日只知挟妓取乐，不思进取。他们忘了极大的威胁仍然存在，明朝还有半壁江山没有打下来。不过，在李自成治下群臣中，头脑最清醒的是制将军李岩。在众人皆醉的时刻，他以难得的清醒和理性与李自成有一段对话。
当李自成问及李岩如何经略新王朝的时候，李岩则直言不讳的说了四条意见：
第一，请主上退居到普通的宫殿去，修整清理完毕后再择日进入。
第二，对于贪官追赃要严格按照条律进行，十恶不赦者杀，对于那些罪过较轻者可以不予追究，对于那些清廉的官员更不要追究，以争取他们的支持。
第三，各营兵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听候调遣出征。主上要施以仁爱，让天下看到新帝王的恩惠。一切军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
第四，前朝（明朝）的各地军队官员处于观望态度，有的则正欲兴兵复仇，因此，主上不必兴师相对，可以先去招抚，许以侯封，仍以大国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庙，俾世世朝贡与国同休，则一统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乱可息矣。
应该说，这是一份很有意义的建国意见，基本上是参照了以往历代帝王建国的做法，而且重点考虑到当下的形势！
李自成听后，心中大为不快，一方面是自己已经坐在皇帝宝座上，还要主动搬出去，尽管搬出是一时的，还是有些恼火！另一方面自己正在享受着复仇的快感中，要对那些在他看来理应受到严惩的官员放开一马，实在是有些心有不甘。
何况，他手下的兄弟们已经开始行动了，要让他们停下手来恐怕不那么容易，甚至有可能影响自己在兄弟们心中的威信。于是，他只是轻轻的说了一声：
“知道了”。
之后，他就没有了任何下文！李岩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
李自成由入京到被迫出走不过一个月时间也可以算是咎由自取了！当他认识到问题严重性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了！
过来了数百年之后的洪秀全几乎是李自成的翻版，不过，李自成好歹是打进了皇帝的京城，而洪秀全还没有打到京城，而且仅仅打到南京，也就是清王朝疆土的不到一半就开始了皇帝梦。这位明显比李自成文化素质高很多的小知识分子代表，最终演绎了“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实践版。
洪秀全在中国王朝更迭的历史上有些特殊性，一是第一次借助于西方的宗教力量来对抗中国传统的化，二是有着比以往任何王朝创始人、农民起义军将领都更加完备的理论指导。同时也是一个还没有将对手打倒就开始做皇帝甚至过的比当任皇帝还奢靡的生活！
道光二十三年(1843)，连考了四次都没有考中秀才的洪秀全发誓再也不参加考试了，苦思多日后创立了拜上帝会，以“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思想作号召，在南中国地区掀起了清王朝时期规模最大、最有可能替代这一王朝的农民起义！可是在刚刚取得小小的胜利，洪秀全就认为半壁江山到手，大局已定，开始当太平天子了。
在攻克南京前十七天，洪秀全就在芜湖江面的“龙舟”上突然颁发一道严分男女界限的诏令：“女理内事，外事非宜所闻。”还用四个“斩不赦”限制身边的妇女与外界联系。攻克南京以后，跟随天王的妇女都要用纱巾蒙面，一进入天王府，就被禁锢起来，与外界完全隔绝了。
从历史记载看，洪秀全似乎早就对后妃成群的帝王宫廷生活很迷恋。他创立拜上帝会的时候，自称在天上有一房“正月宫娘娘”，所以，把他的妻子称为“又正月宫”。据说，金田起义的时候，他已经有了美妃十五人；一年后在广西永安围城战中，洪秀全就有了三十六个女人。打出广西以后，到了湖南道州，又接纳何贡生“进献”的美女四人；占领武昌以后，洪秀全一次选妃，就选了民间女子“有殊色者六十人”。到了南京以后，洪秀全到底有多少个美女更是难以统计！
幼天王洪天贵福1864年10月25日在江西石城荒山被俘后写了一份供词，开头是自我介绍：“现年十六岁，老天王是我父亲，他有八十八个妃子，在我九岁时就给了我四个妻子……”。相比之下，连爱好声色犬马的咸丰都只有十八个妃嫔，比天王洪秀全看来是少多了。问题在于，仅仅拥用这么多的后妃还是次要的，洪秀全对于后妃的残酷管理才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至少有三个天王府的女人因为挨打的时候喊冤不认错而被杀。被杀的人当中，其有一个人至死不认错，还顶撞了天王，最后居然受到五马分尸的酷刑。
眼光短视、胸无大志、争权夺利的内讧、荒淫享乐终于导致了太平天国的天京事变，给洪秀全以及太平天国事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一时内无令人威服的领导团队、外无威震三军的将军，尽管李秀成、陈玉成等人已经崛起为新的一代，但是他们的威望还不足于统率三军，特别是他们之间的相互不服气也难以形成合力。
此时的洪秀全仰天叹：“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为将易，当帅难哪！”
正当太平天国内无佐政之人的时候，他的族弟洪仁玕于1859年四月来到了天京。据说，这位38岁的中年人不仅才华出众，而且相貌惊人，还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洪秀全以隆重的典礼欢迎这位同族兄弟。当晚，他俩促膝谈心，抵足而眠。秀全见仁玕胸怀大志，腹有良谋，加封他为“干天福”之职。三天后，又封义爵，加中军主将。先后不到二十天，洪仁玕竟一步登天，成了太平天国的第二号领袖。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观察后，洪仁玕看到了太平天国的危机，与洪秀全进行了比较深刻的对话：
“天国几经动乱，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元气大伤。官场舞弊成风，官兵斗志涣散。致使人心不一，团结不固，普遍存在‘结盟联党’的坏风气。”
洪秀全点头称是。
洪仁玕又说：
“臣发现，我朝官场中，下有自固之术，私有倚恃之端，外为假公济私之举，内藏弱本强未之弊。”
洪秀全对此很认同，鼓励他继续说下去。
洪仁玕说：“臣以为，主公要随时发现人才，重用人才，及时封赏有功人员，不必吝惜王位与要职。只有这样，当臣子的才能心悦诚服，为天王效忠，为天国尽命。”
“好，爱卿言之有理，朕立刻着手就办。”
洪秀全倒是干脆，马上将李世贤封侍王，蒙德恩封赞王，杨辅清封辅王，林绍璋封章王。同时，又严惩了一批贪官污吏，加强了中央领导权。
洪仁玕认为：“国家以法制为先，法制以遵行为要，能遵行而后有法制，有法制而后有国家，此千秋不易之大经”。
对于太平天国的惩罚制度过于严苛，洪仁玕提出了“勿杀”的主张，他说：“盖谓天父有赏罚于来生，人无生杀于今世，然天王为天父所命以主理世人，下有不法，不）可无刑。是知遭刑者，非人杀之，是彼自缚以求天父罚之耳。虽然，为人上者，不可不亲身教导之也。”
对于这些言论，洪秀全至少在表面上予以了赞赏，但是对于牵涉到自己利益和权力的时候，他表示了对洪仁玕的不信任，结果就是，凡事强化中央权力的都得到了很快的实施，凡事涉及最高权威和生活的都没有任何变化，结果就是难以改变的失败命运！
无论是李自成还是洪秀全，实际上都是有机会成为新一代帝王的，甚至他们已经摸到了皇位的椅子，但是，就在这种关键时刻，一种开国帝王所必要的素质发挥了作用，周文王可以很心态平和的等待机会、刘邦可以很坦然的离开咸阳秦宫、李渊及李世民父子在推翻隋朝之前始终封隋炀帝的儿子为隋帝。这种动作看起来很平常，实际上是关键时刻的关键成功素质！不是所有有能力革命、有能力打天下的人就能够成为开国帝王或者能够将王朝持续，只有那些懂得去管理这个王朝、懂得让它持续的人才能成为王朝的统治者。
王朝管理天条：真正关注了什么才能得到什么
看看这些成败的帝王与领袖，我们可以问问：为什么有的成功的建立王朝并能将王朝持续，有的饮恨沙场、有的半途而废？其实，通过他们的经历和想法就知道，他们的关注点其实不同，用笔者的话说，你关注了什么就得到什么！实际上，成功的王朝建立者和统治者都无一例外的将关注持续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时时刻刻的警醒自己是不是一直关注这个目标。这就是古代王朝斗争中的管理哲学，没有做好的领袖就是忘记了管理的目的，甚至自己就缺乏这种管理思维（如秦始皇、洪秀全）。
是不是所有相对比较成功的帝王都关注持续？实际不然，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并不是所有帝王都将持续看成管理的目标，比如欧洲的诸多王朝，他们的帝王究竟关心什么？其实，诸多国王更多关注的是财富和荣誉。其中最典型的是罗马帝国的诸位统治者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特别是腓力二世时代。
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在世界历史上拥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其政治文明和艺术文明的程度对于后来的欧洲有着独一无二的影响，但是令人奇怪的是，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其文明并没有被完整的继承或延续下来，反而进入了长期的中世纪黑暗中，即使到了文艺复兴之后，欧洲诸国也未能从罗马文明中获取完整的文化遗产。当然，这其中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因不能不是罗马帝国统治者的管理取向。
尽管罗马共和国的高层管理精英内部是当时所谓民主的代表，但是在意大利的政治理论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看来，统治寡头强烈进取，并且渴望军事荣耀；罗马精英喜欢广泛占有，因此爱好帝国征服！
罗马起初只是一个小城邦国家，且资源贫乏、多山而没有港口，建国早期应对接连不断的外部侵略和威胁而对军事行动的依赖形成了一种尚武风尚。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话，罗马人将实施暴力的能力提升到了美德的地步，甚至成为一种将暴力本身就看成善的品质。按照德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说法，罗马人彻底地好战。这一性格不仅存在于普通民众身上，而且更多的体现在最高管理层的行为和价值观中。他在《战争论》中写道：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激励战斗者的各种**中，没有什么像对荣耀和声誉的渴望那么有力和持久。德语将这种**同两个有贬义的词语——‘贪求荣誉’和‘追逐荣耀’——联系起来，从而使之受到不义的玷污。这些高尚抱负的过分泛滥肯定了对人类施加最令人厌憎的暴行。然而，它们的来源使它们有资格跻身于人性的最高境界。在战争中，它们起到激活慵惰之众的根本作用。其他**——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复仇和每种形式的热情可能更为普遍，也更受尊重，但不能取代对声誉和荣耀的渴求。的确，它们可以使大众奋起，并且激励其行动，然而它们不可能赋予指挥官卓越超群的抱负，就像他要出人头地就必须有的那样。它们不可能像抱负的那样，使得指挥官对于作战的每个方面都有一种个人的、几乎属于他自己独有的利益兴趣，从而最好的利用各种机会，奋力耕耘，精心播种，以期获得大丰收。主要是所有各级指挥官的这种奋斗精神、创造力、活力和争强好胜热情，使得军队焕发勃勃生机并赢得胜利。”
在很多学者看来，正是这种征服荣誉和战争荣耀的激发，罗马人的好战及残酷始终贯穿在共和国和帝国的历史中，其中不少被后世认为具有高贵品质和文化修养的统治者小西庇阿在镇压西班牙一个城镇造反者时，为了杀一儆百，他竟无情的下令砍掉了400个年轻人的手臂，伟大的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就是在一次罗马军队的血洗行动中被士兵无辜残杀的。回来后，小西庇阿本人则获得了国家统治阶层的最高奖励——隆重的凯旋仪式。
一位历史学家深有所思的说：
“难以揣测罗马人的残忍有何深意。在许多方面，它们的行为类似于不少原始的古代民族，不过，据了解，极少有其他如此高文明程度的民族会在战争中表现出如此的残暴。罗马帝国的很多行为很多情况下是非常理性的产物，但表现出很深的非理性以及阴暗的特点。罗马战争方式的最显著特点之一就在于它的经常性——罗马军团几乎每年都会到境外打仗。以至于人们都认为，罗马的特征是使用暴力来达到自己的所有目的！”
这种不断的战争和征服确实为罗马人带来了荣耀，同时也带来了实惠——大批的臣服地区。不过，他同时也遭到了残酷的报应，不仅体现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同一年）迦太基25岁的领袖汉尼拔继位后对于罗马全国领土的践踏，而且终极体现为公元5世纪北方野蛮人的残酷洗劫：
当罗马帝国陷入一片内外交困的混乱时，东方日耳曼人中的哥特人开进了意大利。统率这支大军的是哥特人中最有名的勇士阿拉里克。公元408年，阿拉里克的大军向罗马越来越逼进。他们占领了罗马的港口，断绝了罗马的粮食来源。罗马统治者惊恐万状。元老院决定派军使到阿拉里克那里求和。
“求和吗？可以，条件是交出城内全部金银财宝”。
“那么，您打算把什么留给罗马的市民？”
“生命！”
“不过，城里还有很多人，士兵们每天都在操练，他们将进行殊死的抵抗。”
阿拉里克哈哈大笑：“那很好，草长得越密，割起来就越省力！”
最后终于达成了协议：罗马人出黄金５０００磅，白银３０００磅，绸料４０００块，皮革３０００张，胡椒３０００磅。罗马人为了凑足５０００磅的黄金，甚至将金质的神像都熔化了。哥特人收到这些贡品，才允许罗马人出城买粮食。
公元４１０年，阿拉里克决定打进罗马城，他向士兵们宣布：攻进罗马，可以任意抢掠３天。
一个雷电交加的夏夜，穿着兽皮的哥特人吹着牛角号，冲进了罗马城，３天３夜的洗劫，四面八方的大火，使巍峨的殿宇，壮丽的宫殿化为一片焦木。金质神像和黄金器皿装满一车又一车，都被拉走了。留下的是血流成河！罗马城的人和罗马文明基本上被清洗干净了！
公元４７６年，西罗马只有６岁的末代皇帝被废黜。就这样，这个曾称霸地中海，历时１２世纪的大帝国。终于在奴隶起义和外族的不断入侵下，覆没了。
到了16世纪，欧洲又出现了一个规模更大、历史则更短的庞大王朝——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其领袖就是腓力二世国王。有人说，这是一个真正的“日不落帝国”，帝国版图从欧洲到美洲、亚洲。其生存的方式就是军事扩张。他的孙子在1626年说：
“有那么多王国和领地同王室相连，因而不可能在某一个地区没有战争，以便要么保护我们已经取得的东西，要么将我们的敌人引向别处。”
这个腓力二世几乎打遍了整个当时的欧洲列强，进攻英国、入侵法国、与荷兰较量，其控制区域遍布世界的三分之一，横跨9个时区。当时的法国人担心：“西班牙人的野心在于，它们得到了那么多土地和海洋的主宰权，相信世界上没有任何部分是他们不能获得的”
用腓力二世本人的话说，他的这些业绩都是为了显示上帝的荣耀，因为“上帝是西班牙人！”实际上，贪婪的财欲才是他的内心世界，那源源不断的西班牙财宝船成为当时世界海洋上最为壮观的风景线！
当西班牙的敌人越来越多、自身的财富来源越来越少、内部耗费越来越大的时候，一位大臣小心翼翼的提出同时与英法为敌的巨大代价：
“陛下，如果上帝真的将消除世界上所有弊端的责任赋予您的话，他本应该同时赐予您完成使命需要的更多金钱和力量！”
腓力二世不屑一顾的回答：“我知道你出于为我效劳的忠诚才这么说，但你也必须明白，像我这样一个充满责任感和道德感的人是不会就这样放弃的……！请你牢记：宗教的事业高于一切！”
当战局越来越不利于西班牙，腓力二世自己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的时候，议会成员（尽管不起实际作用，但可以作为决策咨询机构）则直截了当的提出了抗议：
“虽然对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战争是神圣和正义之举，但我们必须恳求陛下将其停止！”
腓力则对于这种所谓“人民代表”的大胆无礼非常愤怒，对身边的臣属大发雷霆：
“他们必须信任我，坚信我对这些王国的热爱，坚信我治理它们的长期经验，要知道我将始终做符合最佳利益的事情。告诉他们以后永远不要将这类建议和问题带到我这里！”
当然，到腓力二世闭眼去见上帝的那天，他也没有看到真正的征服，但是历经一个世纪积累的海外财富却在各种各样的战争中消耗了，西班牙既没有因掠夺海外财富而致富，也未能依靠这些财富保护好自己的领地，仅仅成了世界历史上又一个过眼烟云般的王朝（这般王朝在历史上很多，如荷兰王朝、奥斯曼帝国、匈奴王朝、元帝国等）！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欧洲文明会断续而中华文明持续一体化的管理原因之一吧！中华王朝的大多数优秀帝王都比较关注持续的问题，而欧洲诸多王朝更多关注的是财富的获得和控制区域的无限扩大。中国有句俗话，而基督教也很重视的一句格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您关注什么才能得到什么！
仔细想来，中国的很多企业家之所以失败也在于此。据我所知，中国很多企业领导者喜欢读帝王传记，往往喜欢其中的帝王权术，着重于权谋的把玩，而忽视了优秀帝王对于王朝的治理智慧，尤其是他们的管理重心，也就是他们的关注焦点。坦率的讲，不少企业领导者也说关注持续，也说持续发展，甚至口号喊得震天响，但是一没有培养出队伍来，二是总把现金流搞得极度紧张，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示自己的财技和智慧，才叫将资本运营到最有效率的地步，结果就是美国的安然等企业的消失，而中国的托普、德隆、科龙都是在豪情万状的时候突然崩盘的。
实际上，即使在现代企业发展史中，研究者早已发现，长寿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相对保守的财务战略和更加长远的目光！
在此，我要问一句：管理为什么？您问过为什么而管理吗？中国的企业家也是如此，你不以持续为管理目标，当然你就得不到持续。如果是为了管理而管理，您能够得到什么呢？一句话，你关注什么才可能会有什么！当大量的企业领导者希冀通过资本运营获得企业规模的快速膨胀时，台塑当家人王永庆则不断强调：
“要抓住管理的‘本’！”
“本”是什么？就是影响企业持续的根本要素！如成本的控制和利润的持续来源。这就是为什么王永庆似乎总是盯在小事而自身特别节俭的原因。
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儒家学说在很多的人心目中成了中华文明近代落后的罪魁祸首，无论是以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和李约瑟为代表的看法还是很多中国的学者似乎都认为儒学中的限制性思维是限制中国人创新的重要思想来源，当人们将这种思维与鲁迅先生的系列小说言论连接起来之后则更是似乎找到了鲜活的例证。这种思潮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河殇》将海洋文明与陆地文明对立起来之后则进一步断了中华文明还会进步的可能性：
中华文明似乎在基因上就有问题！
这几乎是对中华文明的死刑！实际上，这是一种情绪性的表现，也是没有深入了解中华文明成长机制的体现，儒学只是一种理论，尽管是一种指导了历代帝王的理论，但是每位帝王都有着自己的理解和对于理论的取舍，而优秀帝王总是能够将理论活用而且深刻了解其精髓的人，而那些将王朝快速毁灭、不能成为长寿王朝帝王的人则恰恰是没有遵守规律的人，如秦始皇、隋炀帝以及明朝帝王对于儒学的曲解（尽管他们将儒学地位似乎推向极致）。
至于中华文明在中世纪之后的落后原因，我觉得不能归罪于儒学，她仅仅是一个理论，何况正是儒家学说为中华文明的持续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不要将儒家看成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反正是成也儒家、败也儒家，实际上是帝王管理思维、管理视野和管理能力的变化，未能意识到环境的变化、未能有效的控制自己的统治，仍然坚持过去的持续观，其结果是必然可以看到的！
书书网手机版 m.1pw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