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的“无为而治”理念似乎成为李世民的治国方针实际上，这种方针只是其治国的底色，他根据自己的经验与群臣的意见，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治国原则。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正月，李世民并没有沉浸在新春佳节的喜悦和四海臣民的贺岁声中，他深知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面对将继承自己皇位的儿子李治，通过《帝范》道出了自己的治国方针。李治问道：“当皇帝最根本的事情是什么？”唐太宗答道：“奉先思孝，处位思躬，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此乃君之体也。”他认为，身处尊位，要有恭敬之心，不可以傲慢态度待人；将全部身心倾注于勤劳国事，推行德义，这就是为君者最根本的事情。太子问道：“那如何才能成就这种君道呢？”唐太宗回答：“要治理好天下，不可一人独断，必须与他人一道负责；保守君位，不可一人努力，必须与他人一道守成。因此，分封亲戚子弟为侯王，作为王室的藩卫，是非常必要的措施。天子与诸侯同心同德，安危与共，风雨同舟，齐心协力，才能巩固大唐的江山。记住，分封诸侯实力过强，就有以下叛上，危害心腹之患；分封诸侯实力太弱，又没有巩固朝廷的根基。由此看来，最好的办法是采取多分封诸侯而减少其实力的政策，使他们既能拱卫王室，又没有过强的实力与朝廷对抗，与朝廷忧乐与共，利害一致。”李治说：“那么，怎样才能有效地依靠他人呢？”唐太宗答：“要达到目标，你一定要依靠忠臣良士，国君任用贤才得当，那么天下自然大治。”然后，唐太宗给李治讲了大量的历史例证：尧任命四岳执政，舜推荐八元宣教，以贤才的辅佐去成就君主无为而治的功业，阐扬治理天下的光明大道。明君应经常留心寻求俊才，博访英贤，不放过任何一个僻陋之处。不要因为贤才位卑而不用，不要因贤才曾受辱而不尊。伊尹当年，不过是有莘氏的陪嫁奴隶，他智识过人，受到成汤的重用。姜子牙在渭水边垂钓，是一个地位卑贱的老人，周文王慧眼识人，提拔他佐理军政。管仲曾是囚徒，并射伤过齐桓公，桓公不记旧仇，用他为相。韩信归汉，不为人知，乘夜逃亡，被萧何月下追回，登坛拜将，击破楚军。成汤不以伊尹背负铁锅见他为羞，周文王不以姜子牙曾做过屠夫、钓鱼翁为耻，二人都受到重用。伊尹为成汤出谋划策，开启了商朝的盛业。姜子牙为周军统帅，牧野一战，灭掉了商纣，使周朝天下繁荣昌盛。齐桓公能成就“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的霸业，全靠管仲的谋略。刘邦能战胜项羽，歼灭群雄，一统天下，是依赖韩信的计策。所以，舟船能横渡大海，必须依靠船工划桨之力，鸿鹄能展翅凌云，直上云霄，全靠羽翼的奋飞。他总结说：“帝王之基业深厚，必须依靠贤才的匡辅。虽然帝王访求贤才很艰难，但贤才一旦为我所用，必抱知遇之恩，成就大业。纵有满载光彩照人珠宝的马车，上有成千上万的黄金，又怎比得上人才济济、贤能为用的朝廷？切记！”李世民的“安民之道”、“为君之道”实际上都是同一条道，就是维护王朝的持续！而主要的思维就是“治理”，在尽量不骚扰老百姓的基础上，强化有效的治理。看来，优秀的帝王在思考“无为”的时候，都不会为这个词汇所误导，他们都很清楚，老百姓的安定乐业是统治的基础，尽量不要加重这一统治基础的负担是长治久安的前提，而为了巩固这一前提、让王朝持续，有效的治理措施是显示帝王领导力的重要指标。思维支柱三管理的依据是利弊而不是是非沉重的帝王决策血溅玄武门给李世民完美的历史形象涂上了污点！当他一箭射中李建成的时候，李世民得到的恐怕不完全是兴奋。不管政治斗争多么残酷，我们都有理由相信李世民当时的心情中并没有多少快感，毕竟此次杀死的不是李家的敌人，而是自己的亲哥哥和亲弟弟。这也是他几次三番都不愿意动手的原因吧。当然，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和证据相信，在涉及到帝王的争夺中，兄弟相残甚至父子互杀都是历史中常见的情景。难道他们在杀死自己亲骨肉的时候没有歉疚感吗？难道他们在踩着亲人的尸骨走上最高权坛的时候连一点道德恐惧也没有？《哈姆雷特》中王子的叔父不是常常做噩梦吗？从历史的痕迹中我们发现，他们照样有着不同程度的歉疚感，他们毕竟也是人！汉武帝在杀死太子时的心情是极端痛苦的！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不忍看到兄弟的尸体而要求厚葬！雍正在残杀兄弟的同时内心中充满了难以发泄的郁闷之气！但是，没有办法，他们都站在权力的顶端，他们面临的是你死我活的环境！因此，我发现，这些王朝开创者或守成者的思维方式是与众不同的，特别是他们的决策思维更不是一般人的思维。他们做出决策特别是关键决策的依据不是社会道德中的是非曲直！那是什么？利弊得失！他们关心的不是当时社会道德的是非评价，而最为关心利弊得失！当然，这个利弊得失并不完全是一般意义上的利弊得失，而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为了王朝持续的利弊得失。俗话说：选择即命运。这句话对于帝王建立王朝的选择决策同样适用！优秀的帝王往往在关键时刻能够做出超出一般人想象的选择，也能做出一般人不敢或不愿意做出的选择。选择的依据是什么？理念捆住了智慧：宋襄公的“礼让”宋襄公，号称“春秋五霸”之一，其实是最弱的一个。年轻的时候，他也有过一两次比较有成就的行为，因此小有名气。宋襄公雄心勃勃，一心继承齐桓公的霸业，同时以遵守礼义为豪，是个视仁义超过自己生命的人。周襄王十三年（公元前639年），他觉得自己的实力足以称霸了，就邀请齐、楚两国国君相聚在齐国的鹿地。宋襄公一开始就以盟主的身份自居，认为自己是这次会议的发起人，又觉得自己的爵位也比楚、齐国君高，盟主非己莫属。他事先未征求齐国、楚国的意见，自作主张拟了一份在宋国会合诸侯、共扶周天子王室的通告，并把时间定在当年秋季。楚成王和齐孝公两人对宋襄公的这种做法很不满意，但碍于情面，还是签了字。到了约定开会的日子，楚、陈、蔡、许、曹、郑六国之君都来了，只有齐孝公和鲁国国君没到。在开会时，自以为盟主非己莫属的宋襄公，大声地说：“诸侯都来了，我们会合于此订立盟约，共同协助王室，停止相互间的战争，以定天下太平。各位认为如何？”楚成王看了一眼宋襄公，声音也很大地说：“您说得很好，但不知这盟主是谁来担任？”宋襄公心中不快，但还是胸有成竹地说：“这事好办，有功的论功，无功的论爵，这里谁爵位高就让谁当盟主吧。”话音刚落，楚成王便说：“说得好！楚国早就称王了，宋国虽说是公爵，但比王还低一等，所以盟主的这把交椅自然该我来坐，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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